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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做伦理学”作为一种新型伦理学方法论提出的初衷之一就是希望能够拓展哲学伦理学研究的素材库，使所有围绕“美好生活之道”产生的人类知识和经验，不管在载体形式方面有什么差异，都有机会被纳入哲学伦理学研究的视域之内，成为严肃理论研究的可靠对象材料。
我们相信，对于人类存在者来说，有多少种思想表达技术，就有多少种记载人类伦理生活知识和经验的文化载体形式。在这一点上，动漫与文字、图像、建筑等并无不同。其中，像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的《千与千寻》这样的动漫作品，尤其值得我们以非常严肃的学术态度加以研究。
宫崎骏的作品长盛不衰，其在思想性、艺术性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曾这样概括宫崎骏作品的特点：“（他的作品）创造了一个充满温文尔雅、意图良善的人的世界，在那样一个世界中，没有人是必须受到惩罚的恶棍。”的确，从对人物和情节安排上看，宫崎骏的作品往往将社会历史条件和既有生存处境当作给定条件，把个体视为被抛掷在由各种不由自己控制的、或好或坏的偶然性因素所组成的世界中，通过对故事线索的精巧刻画和周密推进，呈现个体如何在偶然因素的裹织下重建自我、获得成长。
宫崎骏特别注重通过刻画角色如何通过“行动”（action）和“选择”（choice）来揭示现实世界中相应的人性表达模式。在他的作品中，主要角色的品格特征与身处环境的总体“精神气质”（ethos）之间存在互动，主要角色的品格特征始终处于不断被塑造和养成的状态中。正是在对这种互动关系的刻画中，“主要角色如何实现自身能动性或主体性的扩充与重建”成为一个共同主题。因此，宫崎骏的作品实际上是围绕主要角色的“精神成长”（spiritual improvement）之道展开的一系列思想探寻。这些思想探寻以“人类品格”为中心，从而呼应以“美德”为中心的伦理探寻企划。
《千与千寻》是宫崎骏的作品中思想极为厚重复杂的一部。故事设定在一个由神祇、魔法和奇遇组成的奇幻世界中。为救出因贪吃而变成猪的父母，荻野千寻历经冒险，从瘦小懦弱的青春少女（theshōjo）成长为个性和道德都更成熟的少女英雄（heroine）。成长和冒险是故事的主线，用宫崎骏的话来说，“这部故事无关‘对’与‘错’。它是关于一位少女英雄被抛掷进一个‘好’与‘坏’相交织的世界，并且经验这个世界的故事”。千寻的任务不是要进行“道德判断”（moraljudgement）、去战胜和赢得什么，而是要获得一种内在的能力、成为更好的“自己”。如宫崎骏所言，千寻“之所以能够变成一位少女英雄，并非因为她容貌俊美或才智不凡”，相反，她平凡寻常，而这一点“恰恰是整个作品的关键所在，从而使《千与千寻》对所有年轻女孩来说都是一个好故事”。
故事一开始，由于千寻父母出于好奇心所做的莽撞决策，一家人被卷入神灵世界中。在这个世界里，千寻的行动和选择大多围绕着一个叫油屋的地方。油屋是一个供各路神灵享受的洗浴之所，神灵以消费的方式获得所需服务。因此，油屋成了这个奇幻世界的商业之都与和平之家，它能克服由自然激情而生发的各种冲突，驯化各路神灵的不同欲望，将一切欲望和态度都收敛到消费和财富积累上来。
油屋非常特别。它既遵循现代商业组织的科层化管理架构，治理权力层层传导、员工职责划分明确，又体现出某种集体性特征，在现代商业组织中杂糅了日式人际关系特色。油屋时刻提醒着我们：那个奇幻世界与我们共同生活于其中的现代世界一样，面临着传统与现代、商业资本与文化精神之间的矛盾。由于共享并熟悉“现代性”（modernity）的生活形式，有着恰当敏感性的观众会意识到，宫崎骏试图捕捉一个事关人类总体命运的重大课题：在现代资本的横冲直撞之下，传统的“美好生活”之道究竟何去何从？失去了坐落的现代人面临着怎样的命运前景？宫崎骏通过对三个角色的刻画摆出了三条出路。
第一条出路是“成为汤婆婆”。汤婆婆是油屋的主人，她热衷于挣钱，但其方式不同于古代的贸易和商业活动，具有现代商业资本主义的特质。作为现代商业资本家，汤婆婆除了利润和资本增殖，别无他求。她以契约的方式购买和支配劳动力，对不愿出卖劳动力的闯入者，汤婆婆会将之吃掉；而对愿意签订契约的人，她则索取其姓名。姓名是人在社会世界的印记，它标明人来自何处、归属何方。褫夺姓名，就是使之丧失身份（identity），将之无名化、原子化，变得无牵无绊（unattached）、无所坐落（unsituated），成为依附于油屋的“自由劳动力”。
汤婆婆的生活富足、奢靡且便利，而这种生活的前提是拥有资本。不管是在奇幻世界，还是在现代世界中，拥有资本都是一种特别优势。这就使“成为汤婆婆”的路异常狭窄，没有普遍意义。但即便对于那些因拥有资本而有幸“成为汤婆婆”的人来说，生活也难称“美好”。汤婆婆屈从于逐利目标，每天辛劳愁苦。她虽然像詹姆士·哈林顿所说，把理性灵魂简化到只剩利益算计的程度，
能从各种人际关系中尽一切可能盘剥好处，但这也意味着资本属性作为一种人格进入了她的灵魂深处。越是精于算计、屈从物役支配，汤婆婆就越对他人乃至自己冷酷无情，她的激情系统就越紊乱且非人化，以至于她对自己孩子“坊宝宝”的情感也充满病态。就算有幸“成为汤婆婆”，充其量也只能获得物质上的便利，而代价却是失去属人的幸福的可能性。
而对于油屋中那些没有资本，因而不可能成为汤婆婆的人来说，他们的路在哪里呢？回答似乎是：成为像小玲那样的油屋工人。可这个回答并没有触及根本。
宫崎骏在谈及创作意图时说，在油屋所象征的现代世界中，失去牵绊和坐落的人其实“别无选择，只能像一道微弱的光那样消失得无影无踪；或者像一只母鸡那样一刻不停地下蛋，直到最终被吃掉”。“成为小玲”只是表面，其根底是一种现代人被压榨到“别无选择”的处境。“选择”成为“别无选择”的人，是这条路最大的悖论。
马克斯·韦伯在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时曾说，物质财富曾是一件斗篷，而当现代资本主义完成它对社会秩序的整体建构后，这件斗篷就成了一个铁笼。
油屋就是这样的铁笼，它将汤婆婆和小玲们牢牢锚定在无法逃离的秩序结构中。但它毕竟没有锁住一切。如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开篇所言，人是寻求理解的动物。当油屋的秩序结构对人性实施异化时，这种新型人类激情系统本身却无法回答“何谓美好生活”“人为什么要生活”。油屋中的生活，虽确如韦伯所言是一种“专家没了精神、纵欲者失去心肝，但这具躯壳却幻想着自己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文明水准”的生活，是一种人不可避免在其中丧失主观意义的生活；
但扎根于人性之中、寻求“主观意义”和对属人生活的理解的精神之物，却试图逃离油屋和铁笼。
油屋固然是牢笼，但也是主体（现代个体以及现代世界本身）所在。精神之物从油屋逃逸时，也脱离了主体所在的领域，只能像幽灵一般游荡，在找回自己的主体的旅程中丧失了自己的面貌。
在宫崎骏的刻画下，精神之物具象化为全作中最复杂难懂的角色——无脸人
。如果说小玲是无脸人的肉身，那么无脸人就是小玲的精神。无脸人是最彻底意义上的“无言之人”（speechless）。
他游荡在油屋之外，不被允许进入，但也无法被彻底驱赶。他时而透明、时而黝黑，貌似没有稳固的肉身躯壳（体现出某种空洞性），却依然充满属人生灵的激情和热望。实际上，无脸人隐喻的是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寻求承认、充满怨恨，焦虑易怒而难以平静。这种气质普遍存在于现代人身上，是一种“当代灵魂”（a contemporary soul）。
无脸人试图与自己的主体合一以填补自身的空洞，他不断冲击和干扰油屋，因此被严密防范。直到千寻在“河神造访”事件中为他留下一道缝隙，无脸人才第一次进入油屋，并将油屋搅得天翻地覆。在这次事件中，油屋中人意外地展现出一种集体性精神，齐心合力开展了一次集体救援，化解了这场危机。这场集体救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共同生活的温暖感，但无脸人却像哲人那样观摩这场集体救援，看出了这种集体性的本质：这是由逐利动机和对金钱的欲望带来的表面团结和浅层一致。
无脸人企图通过消费活动找到主体性，实现与他人的真正融合。他利用魔法制造金钱，模仿消费活动，成功将“河神造访”事件后归于静谧的油屋再次变得热闹起来。他不断变出金子，使自己成了油屋真正的国王。但随着消费活动升级，他也意识到金钱并不能带来真正的情感。当他的消费活动达到顶点时，愤怒和怨恨也达到了顶点。属人精神无法通过现代世界的消费活动找回自己的主体。金钱可以买到东西，但不能使人幸福。无脸人失败了。
只有千寻能够帮助无脸人。这既是因为千寻是油屋中唯一不以金钱为生活目的的存在者，也是因为她握有河神赠予的神药。经过两次努力，千寻才平息了无脸人的愤怒和怨恨。第一次，她试图向无脸人揭示某种伦理真相，告诉他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但被纵欲与虚无捉弄得筋疲力尽的无脸人已丧失了洞察“好”与“坏”的能力，更遑论从中发现自我调节的规范力量。于是，千寻将神药的一半喂给了无脸人。经过“呕吐”这样一种极具隐喻意义的活动，无脸人终于平息下来。
成为小玲注定是一条令人绝望的路。在这条路上，属人的精神或四处游荡、或陷入疯怨。治疗之方在油屋之外，油屋之中没有拯救。
第三条出路是“成为钱婆婆”。钱婆婆是汤婆婆的孪生姐妹
，她住在一个名为沼底的乡村世界，生活简单、自给自足。从油屋通往沼底的火车是单向的，有去无返。火车上有许多和无脸人一样黯淡无光、没有面容的生灵。他们来路不明，但归宿相同。其中的原因，千寻一语道破：“那个地方会把你变坏的。”
显然，在宫崎骏看来，沼底代表的是乡土式的“传统”生活。这种生活是真正的安顿之所，只有留在那里，无脸人才不会“变坏”，才能保持天真坦诚，与生活重新合二为一。“乡村”滋养“精神”，“精神”捍卫“乡村”。
作为乡村和精神归宿的沼底，其实际意义远超作品本身的语境和文化背景。若要深入讨论，恐怕需要召唤早期现代以来所有伟大的思想家。毕竟，自从早期现代世界诞生以来，伴随现代性及现代生活方式在全球拓展，从欧洲大陆到大西洋两岸，一波波不断复苏的文化——精神“还乡梦”（nostalgia）都努力呈现一个理想的“乡村”生活样式——它与“现代性”相对立，被认为是唯一具有自我充分性的生活样式。从古典时代起，这种自我充分性就被认为是人类自由和人类美德的真正基础。回到“乡村”就是回到自由和美德最充分的生活时刻。
然而，如果“成为钱婆婆”的路就是宫崎骏所希望的路，那么，与他的乐观主义不同，在我们看来，这只是一条缺乏现实性的纸上之路。钱婆婆曾是魔法世界中的一员，我们不知道钱婆婆是如人一般受自然必然性束缚的有朽存在者还是不朽的神明，因此还需要对此进行具体分析。
如果魔法足以使钱婆婆逃脱自然必然性的束缚，那么她的乡村生活就成了古典思想家所设想的“自由人”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虽然美好，但却因为无法成为人类经验，在启发现代人类寻求“美好生活”之道方面毫无建设性。如果钱婆婆仍受制于自然必然性的束缚，辛劳愁苦就不可避免。那么，在自给自足的乡村生活形式的表象背后，是什么支撑了这种生活？是什么将自然必然性注定带来的辛劳愁苦移除出了生活的表象？在古典世界中，答案只能是：使用奴隶。我们不知道宫崎骏如何回答这两个问题。但如果没有更好的回答，那么对大部分没有机运成为汤婆婆和钱婆婆的普通油屋工人来说，相较于乡村，油屋起码实现了一种意义上的进步，即如马克思所言：在成为商品的意义上，每一个人都获得了平等对待。当千寻离开奇幻世界时，这个问题并不只留在油屋。在千寻父母的奥迪车所驶向的地方，它一样存在。
受篇幅所限，我们在《千与千寻》中的伦理探寻只能到此。我们从宫崎骏所遭遇的困惑开始，不断围绕这一共同的困扰，在宫崎骏的见解、我们的见解、背景思想家（至少涉及了英国乡村派、卢梭、马克思、韦伯、赫希曼、阿伦特、舍勒）的见解之间开展对话和协商，互相印证、质疑和启发。
我们的探寻结束了，世界还是那个世界。除了看到三条出路无一可靠，我们并没有发现真正的解决之道。所以，我们不能假装存在某种解决之道。但我们并不泄气，因为正是经过这场探寻，我们领会到一项重要的伦理知识——它是有关少女英雄荻野千寻的，也对所有面临同样处境的现代人有效，它告诉我们：在一个你无法改变的世界中，拾起勇气和决心，借助友谊和热忱，就会有希望。
这个结论会不会太简单了？并非如此。荻野千寻的成长并不轻松，她做出了惊人的努力和牺牲。我们的探寻也并不轻松，正是通过这场探寻，我们才对自己所身处的世界、对我们自己、对遭遇的他人有了更深的理解。一次次这样的探寻之旅，最终将帮助我们扩展人类能动性，使我们有信心在只有一次的“此生”中，选得好、做得好、生活得好。这就是将动画以及一切充满生活质地感的素材纳入伦理学研究的意义和前景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