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献出发
——“文献集：七个线索”策展手记

文 _ 胡昊（泰康空间文献与档案中心）

“文献集：七个线索”2020年底在泰康空间开幕。展览分为“从科尼岛到北京”“劳动与友谊”“未来=90%的历史+5%的当代+5%的不知道是什么”“杜修贤手稿档案”“海浪淘西沙”“检索·复拍·翻译：电影作为文献”和“被支持的革新”七个单元，横跨建筑、历史、国际关系、艺术等多个领域，集中探讨和展示了一家非营利艺术机构是如何理解和使用文献档案，并使之从历史的故纸转化为当下的新物的。

“老杜，今天请你来是为我照几张相。”

“今天？我没有做准备啊，没带灯光。”

“没关系，就用自然光拍。”

“自然光拍摄当然比较好，可是今天老天不太帮忙，光线不好啊。”

“问题不大，今天可以照。”

“怎么这个时候照，是不是有急用？”

“开追悼会用啊！”

“啊呀！追悼会用也太年轻了嘛。”

“老杜，今天的照片一定要照好！你不是几次提出要给我照吗？这次我主动配合你们的工作。光线问题你想办法补救，相信你有这个技术！”

在“杜修贤 手稿档案”单元，策展人苏文祥以文字投影的方式，展示了《聚焦红墙：1956—1989共和国红镜头》一书中记录的“四人帮”成员王洪文和“红墙里的摄影师”杜修贤之间的一段对话。简短的句子在“投影布”上淡入淡出，读起来语气轻松却又耐人寻味。形如无意义图案的蓝底“投影布”亦非偶得，它取自杜修贤在“四人帮”倒台前夕仓促为王洪文拍摄的标准照。经过后期处理，原本位于“投影布”画面中心、衣着体面的政治人物被抹去，作为照片背景的蓝色底板一跃成为二人对话的共鸣腔：仍在进行中的对话投于斯人已去的临时影棚场景上，像是历史的余音回荡在由各种时态叠加的异托邦中。

由袁牧之导演、吴印咸摄影的电影《都市风光》（1935）是中国第一部音乐喜剧片。影片开始于火车站上独眼的持西洋镜者唱述的上海街头。黑白胶片转译如蛛网一般的霓虹夜色、复杂绚丽的多声部音响、频繁切换的“镜中镜”，为四位赶火车的乡下人铺陈了一段幻象和真实交织的迷梦。他们入戏至持西洋镜者口中的上海故事，分别扮演刻薄持家的母亲、生意不顺的父亲、爱慕虚荣的女儿张小云和追求女儿的落拓文人李梦华，共同侧写了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被反复折叠，又被反复打开的现代城市空间。

“资本主义现代性、城市游荡者、物欲膨胀与消费主义魔咒、物的流转与新旧媒介的映照、多样的公共消费空间与中产阶级想象、性别意识”……面对电影《都市风光》蕴含的这些丰富主题，“检索·复拍·翻译：电影作为文献”单元的策展人刘倩兮选择用“拉片”的方式放缓人们观看的节奏，将一曲兼具幽默和苦涩的城市交响再混合（remix）为多条线索平行展开、相互交织的拼图板。例如，小云父亲夸奖李梦华手中怀表的桥段、李梦华当掉怀表又急匆匆询问伙计几点钟的场景和在生意上入不敷出的小云父亲用怀表等什物找茶栈经理王俊生换取现金的情节即成为新的故事线。怀表是时间的物化象征，它在不同阶层（城市下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和中产阶级）人物的手中从低到高地流转，暗示在万物有价的资本主义消费逻辑下，貌似平等的时间也成了放大阶层间不平等的魔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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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泰康空间的“文献年”。经过一整年密集的操练，从文献展“自然观：十七年时期的水利工程与艺术”（2020.5.28—8.15）和“孤军与坦克”（2020.9.3—11.26），到系列学术活动“媒介跃进和边界后进”（2020.7.15—8.21），泰康空间学术团队的每位成员正学着如何在因疫情“禁足”的限制下，从既有的文献档案收藏中找寻新的问题意识。近年，国内美术馆、替代空间 和画廊对文献档案收集与研究的重视已成为新的趋势，而泰康空间无疑是其中的先行者之一。成立十余年来，泰康空间借助自我档案化（建档、拆档、再建档）、档案的本体论、档案的考古学等方法不断返回自身的展览档案和其经年累月搜集的其他档案材料之中，形成了诸如“泰康收藏摘要”（2009）、“从复兴门到草场地：泰康空间2003—”（2013）、“白求恩：英雄与摄影的成长”（2015）、“中国风景：2019泰康收藏精品展”（2019）等集收藏、展览、研究和出版四个向度于一体的系列项目，逐渐将文献意识内化为泰康空间机构性格的底色。

依照泰康空间以往的经验，展览的生命不会随着闭幕而终结，相关档案也不会只是展厅现场的遗迹。对于泰康的策展人来说，每个展览都是一个随时可能被再次激活的休眠矿。以“白求恩：英雄与摄影的成长”为例，展览从解析摄影家沙飞、吴印咸和罗光达各自拍摄的白求恩大夫的照片开始，延伸至对不同时代、不同文本中白求恩英雄形象的考古、深描和比较，以及与之相关的对根据地时期和共和国时期中共美学机制的考察。五年以后，在“文献集：七个线索”展的“海浪淘西沙”单元里，虽然研究对象变成了“西沙影展”（1974），和白求恩的故事并无直接关联，但笔者作为策展人在很大程度上沿用和继承了“白求恩”展使用过的方法和问题意识——从结构上看，白求恩在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间的历史形象和“西沙影展”在1976年前后的历史形象无疑拥有可比较的空间；历史形象是如何被建构的，又经历了怎样的调整？这是对两者皆适用的提问。

在“从科尼岛到北京”单元，策展人戴西云从她对建筑及城市规划的兴趣出发，以城市规划图、明信片、广告、摄影等档案材料为蓝本，连接被视作曼哈顿都市主义胚胎的科尼岛和作为新兴国家的社会主义民族风格试验田的北京，也回应了泰康空间2017年的展览“建筑问题”曾经触及的中国城市发展议题。一张1950年的天安门广场全景照片被策展人从名为“建国后北京城市建设”（共有262张照片）的泰康收藏专题档案中唤醒。位于照片画面中央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始被清理出来的天安门广场，它是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向着水平方向扩张自己的最佳注脚。

在“未来=90%的历史+5%的当代+5%的不知道是什么”单元中，策展人唐昕用透明的亚克力盒子隔开观众和文献，构造出展览里七个线索中最不可读的部分。但请留心这些文献的标题：《列宁博物馆巡礼》《为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而斗争》《什么是帝国主义》《我在苏联三十年》……其中，掺杂了历史、当下和未来三个时态的微言大义呼之欲出。

在“被支持的革新”单元中，中国当代艺术体制于2000年前后的变革之貌被策展人缪子衿锚定在“资金”“逐步转型的机构”“一次又一次的实验”“持续进行的争论”“友谊”“信任”等十个坐标系上。这些坐标系并不具有排他性，而是相互涉及、相互重合，甚至相互冲突，显示出策展人所面对之现实的复杂性。2000年，在第三届“上海双年展”举办的同时，出现了“不合作方式”这一充满争议的“平行展”，如今它们都成了盘桓在“中国当代艺术”合法性问题左右的历史幽魂。缪子衿在墙面上贴了一张参与“不合作方式”展的艺术家的合照（和实际的作品相比，用以记录展览及相关活动的合照更像是一份文献档案）。这张显见是PS合成的照片也被收录于当时的展览画册中，昭示了展览蒂固的初衷：东拼西凑的集体、横冲直撞的挑衅、捣毁边界的实验和未能实现的梦想……

如果说“杜修贤手稿档案”“海浪淘西沙”和“被支持的革新”这三个单元是试图从既有的档案材料中发现被忽略的细节，那么“劳动与友谊”单元更像是在搭建区别于旧有话语的框架。在该单元中，数百张摘录自泰康文献档案收藏的关于劳动和友谊的摄影图像被密布于木板之上，以“图集”的形式复原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全情投入劳动、发展同志友谊的热烈气氛。正是在如此缜密的铺垫下，程新皓的作品《手挽手》（2020）和蒲英玮的作品《写真伦理》（2020）中“国际友谊”这一象征秩序的时代流变，才得以转化为更为直观的姿势考古学：曾经手挽手、肩并肩的集体主义式摆姿被兄弟情谊自然流露的慵懒姿势取代，千篇一律的合影终于“开口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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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集”呈现了泰康空间策展人七种打开文献的方式。虽然策展方案各不相同，但落实到具体的策展单元中却常有意义或材料上的交织。比如，“西沙影展”通过各种印刷品在全国风靡一时，其本身即涵盖劳动的元素，而该展中的一张反映群岛渔业发达的照片也是“劳动与友谊”单元中的重要文献；“杜修贤手稿档案”和“海浪淘西沙”在同一期摄影杂志上擦肩而过——作为“红墙里的摄影师”的杜修贤拍摄的领袖肖像照于1974年被选定为《中国摄影》杂志复刊后第二期的首页，而该期杂志正是“西沙影展”面向全国造势舆论最初也是最关键的阵地；在《都市风光》中，摩天楼的意象随处可见，吴印咸通过上升的镜头着重刻画了上海这座城市“向上”扩张的风貌，对应着“从科尼岛到北京”单元中象征曼哈顿都市主义的科尼岛之景。

每一次展览，泰康空间的策展人都要面对材料极少和极多两种情况：和规模庞大的图书馆、档案馆相比，泰康空间所藏文献档案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促使策展人必须像以赛亚·伯林所说的刺猬 一样集中精力、纵向开掘，或者“以展带研”，谨慎而不失效率地扩大收藏。例如，以展览“恋舞神曲”（2018）为契机，泰康空间逐步购藏了数十种以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现代舞文化为主题的文献，建立起一个新的收藏专题；关注抗日战争的文献展“孤军与坦克”（2020）则丰富了“1937年淞沪抗战”这一主题的文献收藏。在锁定某个主题之后，策展人的挑战又变成了如何从海量材料中做出有效的遴选。此时，策展人要像伯林说的狐狸一样，对各类相关主题保持广泛的兴趣。从这个角度来看，以新中国特殊历史时期的劳动和艺术为主题的“自然观：十七年时期的水利工程与艺术”即是一次“狐狸式”的策展。经过在文献室软木板上的反复推演、准入准出，策展人许崇宝心目中的“图集”（atlas）才从数百张摄影、宣传画和其他美术作品的资料池中最终成形。

什么是“文献展”？2020年8月，泰康空间内部组织了一次以此为主题的头脑风暴会。会上，策展人、研究员、媒体专员、典藏专员、设计师、公共拓展专员各抒己见，从概念、展厅面貌、展品形式、受众等方面分享了自己心目中好的文献展的样貌，有意避开了奉某个理论家、历史学家或某个学派的思想为圭臬的工作路径，更多地从个人的体验出发。正如泰康空间总监唐昕所说，“艺术需要面对。搞艺术不能预设，它其实需要在实践当中发生。策划展览和艺术创作都是这样，只有去做，才会有新的实现。”多年以来，泰康空间的成员已经习惯于在保有自身对材料、作品手感的前提下，于理论和实践、观念和现场、自我和他者的间隙中寻找新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献集：七个线索”展既是对泰康空间过往文献档案实践的一次总结，也是对未来工作的展望。

（本文图片均由本文作者提供） TflOBr5P0tpLA7VjVchREDdBtmHAluT4/4XZK7LXfEXurHRbr1AchujuLpnD6b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