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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某位诗人的诗歌在互联网上掀起了轩然大波，公众纷纷作诗调侃，同时也不断有“专业”的诗人出来辩解——“即使是再有名的诗人，一辈子也会有几首烂诗”“非专业的诗人没有资格评价诗歌”“要整体地看诗作，不要拘泥于几个词语”……但公众对此似乎并不买账，每个人都发现了回车键的妙用，把一句话多敲几次回车键，就仿佛创作了诗歌！在这个现象中，我看到了诗歌话语圈与公众的矛盾。公众是否有资格评论诗歌？曾几何时，《诗刊》的发行量超过50万份，可以想见诗歌并不是只有专业诗人才能评论的。诗意人生是很多人的追求，只不过有人把这种诗意写了出来。但是不知自何时起，诗歌成了只属于特定圈子的话语，似乎只有这些人写的诗歌才能被叫作诗歌。他们有专门的发表渠道，想成为诗人就必须进入这些渠道；然而，进入这些渠道，似乎又有一套特殊的话语与规则。尽管这些规则与其他话语圈的规则未必有很大的不同，但作为参与者必须明了，所有圈内人对此也都心知肚明。于是，诗歌的话语圈就形成了。确立话语的目的本来是为了更好地交流，但现在它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话语圈成了社会的边界或藩篱。
话语圈几乎无所不在，甚至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2021年寒假，我去了中国美术馆与798艺术区，这是两个在北京颇有代表性的艺术场所。我并不是专业的艺术工作者，只能说是欣赏者。我去这些地方是为了接受艺术熏陶，寻找感悟与启迪。但是我不得不说，这两个地方离我（或者说我离它们）有点远。中国美术馆是官方机构，它的展览主题宏大、作品技巧精湛，我能看出这套话语很专业，但总觉得它离真正的社会有点远，形式也不够新颖。798艺术区是商业性的，我原以为这里会更接地气一点，结果有些失望。看了几个展览，较之中国美术馆要前卫得多，但是我发现，这里的艺术表达更像是沉浸在自己的话语中。虽然策展人也设置了一些解说词，是中文的，其中的每个字我都认识，可是连缀起来，却不知所云。我想不会是因为我的文化程度太低吧？我于2004年获得博士学位，对艺术也并非完全的门外汉，为什么当代的艺术话语发展成了这个样子？当然，我相信艺术工作者自己是能够读懂的，但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这个话语圈是不是已经封闭了呢？
对于艺术圈而言，我是圈外的公众，而在考古学领域，我是圈内人。我是怎么看待自己所在的话语圈的呢？反躬自问，突然感到有点汗颜，似乎严格的标准都是针对他者的。考古学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实物遗存揭示远古的历史，因为研究对象是实物遗存，所以考古学研究有很强的专业性。考古学的话语圈也是相当封闭的，即便是相邻学科的学者，在面对考古报告时，往往也是深感无奈，实在读不下去。考古学者似乎从未想过在博物馆、考古公园之外的场所与公众发生联系，2009年曹操墓的发现便揭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曹操是中国公众熟知的历史人物，曹操陵墓的发现自然受到万众瞩目。然而，事情的发展有点混乱，从怀疑发现的真实性到批判考古报道的可靠性，质疑者众多，考古学者最后则挂起“免战牌”，选择了回避争论。后来在对此进行“复盘”时，大家普遍认为在曹操墓的热烈讨论（其实是争论）中，考古圈应对得不是很好。再比如，最近几年有关夏代的有无也掀起了一番激烈的论战，而且涉及的范围更广，不仅有考古圈，还有历史圈、海外汉学圈，更离不了公众。论战还在继续，有人认为这是一个纯粹的科学问题，应该让专业的学者来回答，公众则免谈。实际上，考古圈似乎还没有认真思考过如何回应来自公众的质疑，唯一的办法就是竖起高墙，不说话、不接招。说到这里，考古圈跟艺术圈、诗歌圈又有多大区别呢？
回首历史，知识与阐释的公共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早期，知识只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比如巫师，只有他们才有权力解读龟甲上的裂纹、划过夜空的流星……此外，还有一些足迹宽广的首领，他们见多识广，享有相对高的威望（这些首领经常就是巫师）。在这样的时代，受制于传播手段（缺乏文字或识字的人很少）与人们的活动范围，知识是高度稀缺的资源。到了中古时期，西方识字的主要是教士，相比而言，中国不是宗教主导的，拥有较为庞大的士大夫阶层，其中有不少士大夫来自民间，他们受过较好的教育。在这个时代，中国是世界上最有文化的国家之一。从技术层面来讲，中国又是造纸术与印刷术的故乡，因此知识的传播范围较广，知识与阐释的范围达到了中古时期的顶峰。等到近代教育发展起来，小学、中学、大学等公共教育开始普及，巫师、教士乃至于士大夫都失去了对知识的垄断地位，此时出现了一个新的精英阶层，他们被叫作“专家”。专家的本义是指在不同领域接受了专业训练的优秀人士，其存在的前提包括：知识领域的划分、专业训练、专业的评价体系。究其根本，三者都依赖一个利器——话语圈。有了它，就有了地盘；有了它，就有了话语权。
近年来，互联网的兴起大大降低了获取知识的门槛，公众参与阐释的机会也前所未有地增加了，在社交媒体、公共论坛、文章评论区里，公众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专业的话语圈频频有被攻破的危险。前文提到在诗歌领域不断有专家出来为“屎尿体”诗歌辩护，我倒不认为这中间有多少人情关系，更多的原因恐怕是他们阐释诗歌的话语权受到了挑战。互联网是公众创造的乐园，截至2021年3月，由公众撰写的英文维基百科的内容几乎等于2869本《大英百科全书》，且其质量并不逊色。互联网是一个平台，在众多人参与创作、讨论的过程中，就有可能涌现出某种公共性——大家共同关注的内容。它可能是某个问题、某个观点，也可能是某个抓人眼球的词语。之所以说公共性是涌现的，是因为它是所有参与者在各种互动中产生的整体性的反应，很难被人为设定。公共性属于所有参与者，互联网成就了这种可能性。而当公共性与话语圈针锋相对时，公共性打破了话语圈，挑战了话语权。
“破圈”是大势所趋，不是某个人能改变的。其中的区别仅在于，这个话语圈是被公众攻破的，还是被专业人士自己捅破的。当然，历史的发展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中可能会存在不合理的“破圈”，即公众过度地“掺和”。比如在新冠疫情期间，许多西方民众将是否需要戴口罩的问题政治化，声称戴口罩便没有了人权。就考古学而言，所谓公众之中颇有一些“民科”（不少“民科”可能是另一领域的专业人士），他们的阐释没有科学性可言，更多的是在混淆视听。在互联网上，从来不乏“杠精”与“喷子”，他们为反对而反对——除了增加矛盾，很少有正面的帮助。所以，我们需要把作为整体的公众与个体区分开来。当我们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是就其整体与历史大趋势而言的。整体不是个体的简单相加，不可否认这其中会有愚昧无知者、无赖，也并不排除在某个时期民众会被愚弄。但公共阐释的整体性是合理的、必要的，与作为个体的“民科”“杠精”等有本质的差别。
在“破圈”时代，作为专业人士的考古学家应该如何自处呢？相对于许多学科而言，考古学界不甘落后，提出了“公众考古”（在某种意义上，称其为“公共考古”也许更合适）。历史学界也相应地提出了“公共史学”。显然，公众考古不是科普，因为科普早已有之；也不是让公众来考古，因为不可能把每一位公众都训练成考古学家。按照当代考古学理论的说法，公众考古的目的是沟通公众与考古学家，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主张公众要参与到考古学的阐释中来。如果考古学家的阐释与公众的阐释是截然分开的，考古学家仍旧坚守自己的话语圈，绝不让渡一点点话语权，那么也就不存在什么公众考古。历史与文化遗产都是大家的，公众作为其中的一分子，没有理由没有发言权。也就是说，公众考古必然意味着公共阐释！然而，专业人士对此是持高度怀疑态度的——公共阐释？这难道不是一个笑话？难道你生病之后会让不懂医学的人参与诊断？公共阐释让知识精英很不舒服——这难道不是相对主义？人人都发表意见，我们究竟应该听谁的？
事实上，公共阐释并不等于相对主义，公共阐释有明确的结论，最终会接受实践的检验。比如在“五四运动”前后，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问题，涌现出了无数的观点——实业救国、教育救国、语言文字救国（改汉字为字母文字）、文学救国、逻辑救国、革命救国……每一种观点都有几分道理。不同的观点交锋后，在近现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经过历史实践的检验，有些观点胜利了，有些观点部分胜利了，还有些观点被证明是错误的（如文字救国）。当时中国的发展道路谁说了算呢？谁说了也不算！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会发现时代大潮经过无数次的尝试后，最终汇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流。洋务运动失败了，戊戌变法失败了，辛亥革命后是军阀混战，国共合作失败……谁决定了历史呢？是历史自身而已！人类社会是复杂的，对于复杂系统而言，不确定性是其基本特征，但是在特定条件下，最终会形成确定性的趋势。我们无须担心公共阐释会走向相对主义，也无须担心那些参与“疾病讨论”的公众，有句话说得好——“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医生”。
公共阐释害怕垄断的话语权，害怕封闭的话语圈。公共阐释类似于人民战争。在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中的军事民主十分发达，所有士兵都会参与军事讨论：怎么突破、谁主攻、谁助攻、火力点怎么办、壕沟怎么办。人民群众也会参与进来，提供各种各样的信息，没有用的信息会自动被排除。如果军事只是军官、参谋说了算，士兵就没有话语权，群众更不可能参与。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公共阐释反而会加强道理与事实的重要性（看谁说得更有理、更符合事实），更加肯定实践的必要性（说得对不对看实践）。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害怕公共阐释呢？我想不少人担忧的是“暴民政治”——无知者或民粹分子受到蛊惑，有知识的人反而遭了殃（苏格拉底就是这么死的）。
公共阐释是有条件的，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会形成公共阐释。就物质条件而言，互联网的兴起极大地降低了公共阐释的成本，并成为公共阐释必不可少的平台。可能从来没有哪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像当下的知识分子这样落寞，因为知识并不难获取。以问答社区“知乎”为例，大家的讨论与评论会把一些看起来特别“高大上”的问题梳理清楚。其中有许多人可能并不是专家，但是他们有切身的实践，他们的体会是很宝贵的。
开放、平等的平台是公共阐释的基本条件。当然，胡说八道、试图“带节奏”的人也是有的，这就要谈到公共阐释的另一个，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公共性的形成。如何才能促进公共性的形成呢？面对一个人们共同关心、都想解决的问题，大家群策群力，一起想办法解决，最终形成共识。换句话说，公共阐释是建设性的，其建设性正来自其公共性。胡说八道、试图“带节奏”的人并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添乱、搞破坏，他们的阐释没有建设性，也就没有公共性可言。
然而，公共性来自哪里，如何才能获得公共性呢？我认为，公共性来自整体性，来自共识的涌现。西方学者在讲公众考古时只强调互动，就好像民主只倡导自由表达一样，忽视了共识的形成，但议而不决就不能形成公共性。需要强调的是，代表公共性的共识来自自组织的过程，而不是被某个人或某个阶层所设定的。
当代学科高度分化，每个学者掌握的知识其实都是非常片面的。表面上看，一些专业学者好像掌握了许多知识，实际上可能缺乏基本的常识；而且，这些看起来很可靠的知识赋予人一种虚妄的自信，可能导致刚愎的认识惯性，即相信只有自己的认识才是正确的。这样的专业学者，最大的问题在于脱离实际，更远离了公众。学者追求的目标通常有两种：一种是得到官方的承认，一种是得到学术界的承认——也就是来自学术话语圈的认同。大家恰恰忘记了学术最终的目的，是要帮助人们更有效地认识世界，解决世界存在的问题。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世界，是实践的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必须立足于人，立足于实践。遗憾的是，经过长期的专业训练，我们获得的是一套套专业的话语，反而失去了把握真实世界的能力。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我想也许我们真的应该好好反思如何才能让自己不脱离大地，如何才能把握世界的真实。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必要打破话语圈，有必要发展公共阐释，有必要发展公众考古。
通过上面的思考，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公众考古的本质在于公共性，它强调专业人士与公众的互动，而真正重要的是公共性的形成。
●知识与阐释公共化是历史的趋势，考古学的公共阐释是不可避免的，互联网促进了这种趋势，为它提供了物质平台。
●公众考古既不是传统的科普，也不是让公众来考古，它是在公众与专业群体的互动中涌现出来的整体性的反应，即公共性。
●失去公共性的结果是两个极端：一个是继续筑起高墙，形成自己的话语圈；另一个是“暴民运动”，所有的知识与阐释彻底瓦解。
●公共性源于社会实践，作为整体的社会实践避免了专业群体的一些缺陷：片面、书本化、缺乏常识、不接地气。
●公共性事关社会矛盾的协调，没有公共性就没有公众考古。当前，公众考古还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