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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城市史如同历史学的其他学科一般，仅被作为一种人类事务进行叙述。城市环境史诞生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以乔·塔尔（Joel Tarr）和马丁·麦乐西（Martin Melosi）为代表的历史学者开始关注城市内部的环境演化，尝试通过垃圾处理、下水、卫生等基础设施与环境的关系来理解城市的运行机制；1991年，威廉·克罗农（William Cronon）的著作《自然的大都市：芝加哥与大西部》面世，彻底改变了城市环境史研究的范式，也给环境史学界带来了一次头脑风暴。在书中，克罗农打破了芝加哥的行政边界，将之放入大西部的辽远生态腹地中进行讨论，开创了环境史研究的新天地。
此后，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意识到，城市从来就不仅是生活在其中的人群的伟大创造。在远离城市的地方栖息的无数农民、牧人、矿工也共同参与构建了城市，他们的劳动、迁徙、苦难或成功理当引起研究城市历史的史家的关注。同样，城市的历史也从来不能化约为人类物种或由他们所启动的资本力量的故事。一种广阔的、非人类所掌控的力量和由它所诞育的各种形态的生命与非生物存在，在城市历史的演化过程中从未缺席，并与城市的起伏兴衰、文化思想息息相关，彼此作用。
当历史学者真正意识到城市是无数种生命（包括人类）共同生息、繁衍、协同演化的栖息地时，城市历史的研究便无法滞留于由人类创造的文明之内。新的城市环境史研究要求在城市的历史与广阔的生态系统演化的历史之间建立联系：首先，要在时间维度上发现城市历史与更为古老持久的自然历史之间的联系；其次，要在空间或能量交换的维度上，将城市生态系统与受其消耗、改变的腹地生态系统相结合，探讨其中的经济与生态互动；第三，要在思想维度上探寻城市时代的不同人群对文化与自然之关系的思考，其中既有对消费社会中资源匮缺的焦虑与警惕，也有当乡村与自然变为城市人群的心灵异乡后对如何重建城市的美学想象、对城市的文明取向的反思和对自然在城市时代存在的可能与形式的考量。
这种新历史将赋予城市史研究更多物质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城市环境史研究不再关注城市思想变化的律动。事实上，对环境史家与思想史家来说，如何真正将城市环境史与思想史相结合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正是这样的结合，才能使城市环境史不再仅是对物质环境的铺陈，而成为不同个体和群体用不同方式所表达的思想及其肉体生存之生态系统间对话的舞台。位于太平洋之侧的旧金山正是一个考察城市思想如何改变，又如何适应其自然环境的舞台，它的思想律动映现在其海、其山、其轻寒薄雾及其蓬勃万物的变化之中。对一个城市的阅读者、解释者而言，对如此律动的感悟不应只在故纸的陈迹中追寻，而应回到那座城市和塑造它的自然力量当中。
城市景观与自然景观拥有一种共同的魅力，那就是它们往往能激发音乐家的灵感。许多美国城市都曾在某一刹那触动过艺术家敏感的心灵，一首新的歌曲因此诞生，或吟唱着对这个城市的眷念，或歌咏着对它的颂扬。
对城市环境史学者而言，除了迷人的曲调，这些歌曲还传递了有关文化与环境意涵的特别线索。例如，1979年，马丁·斯科塞斯执导歌舞片《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中的同名歌曲在弗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魔性嗓音的演绎下风靡一时，几乎成为纽约的代言歌曲，让无数流浪者暂停漂泊的脚步，渴望新的开始。然而，这首属于纽约的歌没有哈德逊河的水流、中央公园的鸟声、自由女神脚下澎湃的海浪，更没有在城市的扩张中消失的沼泽，甚至没有这座城市里的摩天大厦如何在狭长的街道两侧延展，如同幽深的甬道，令曼哈顿成为地球表面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歌中描述的纽约是无数人冀望成就一番伟业、俯瞰众生的所在——“我想在不夜城中醒来/发现我是万人之巅上的国王”。这个城市是美国的梦想之城，也是成千上万锐意进取、渴望逃离小镇和乡村生活以及彼处的陈规旧俗的人最终选择的城市。歌中唱道：“啊，小镇的忧郁风吹云散/老纽约中/我创造全新的开始”。如同无数美国梦的提供者，它许诺来到这里的人们：在这座城市，只要你目标明确、工作努力，就能得到回报。
当然，歌儿的许诺如同政客的演讲，动人的往往只是声音。无数人告别故乡，寄居纽约，随着人流涌动在不夜城的黝黯甬道，清晨醒来发现自己仍然不名一文，在这个巨大的城市中被抛弃、被遗忘……在所有灵感源自纽约的歌曲中，最著名的并非《纽约，纽约》，而是一首吟唱着遥远的西海岸城市的歌曲——《我把心儿留在了旧金山》（ I Left My Heart in San Francisco ）。创作这首歌曲的是两个已过而立之年、寄居纽约的旧金山人——乔治·科里（George Cory，作曲）和道格拉斯·克罗斯（Douglas Cross，作词）。他们在二战结束后来到了纽约，历时8年，共同创作了上百首歌曲，但没有一首为他们带来过名望和金钱。或许在某个孤寂的冬夜或落寞的夏日，对故乡的回忆淹没了他们的生活，这首日后将成为旧金山市歌的歌曲由此诞生。然而，这两位落魄的“纽约客”又等了9年，《我把心儿留在了旧金山》才因被意大利裔歌手托尼·贝内特（Tony Bennett）在旧金山地标性建筑费尔蒙酒店（Fairmont Hotel）演唱而走红。直至1984年，此曲和另一支歌舞片单曲《旧金山》（ San Francisco ）一同正式成为旧金山市歌。全然不同于《纽约，纽约》，《我把心儿留在了旧金山》中弥漫的忧郁犹如那座城市清寒的薄雾，挥之不去：
……
在曼哈顿，我全然被忘，一身孤单
我，就要回家去，去那个城市，它依傍着海湾
我把我心留在了旧金山
它向我召唤，在那山巅
到那儿去
在那小小的缆车攀向星星的半山中间
纵然晨雾会使空气凄寒
我的爱却在那里等待，就在旧金山
在那蓝色和风儿吹拂的海面
……
《我把心儿留在了旧金山》勾勒着旧金山自然的轮廓：低矮的丘陵，小小的山峦，环绕停泊着来自世界各个角落船只的咸水湾。这座城市的坐落之处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天然港口之一，面向广阔的太平洋与遥远的亚洲。周遭的山峦与丘陵为海湾挡住太平洋的风暴，只留下一处2.4公里宽的出口，即名噪宇内的金门（the Golden Gate）。海洋性气候令这座城市终年凉爽、温和，使其清晨常常笼罩在雾气之中。在20世纪，旧金山已深刻地嵌入了美国人的浪漫主义想象。伫留在歌者记忆中的是那座城市时而陡峭、时而延绵的地貌，闪烁在半山间的寒星和“蓝色和风儿吹过的海面”。在创作者对故乡的思念中，旧金山不同于冷漠的曼哈顿，是浪漫与爱情的所在；它是一座新鲜、现代的城市，拥有一种奇异的、可激发人们对自然的浪漫想象的魅力。
毫无疑问，每个大城市都是复调的：既无固定的主旋律，也没有不变的伴声，在所有旋律共同演奏时，并不必然构成完美的和谐，总是带着某种开放的、未完成的气质。旧金山也是如此。1848年——“淘金热”暴发的前一年，这里的人口仅为850人；但在短短172年间，它就成了一座人口近90万（白人仅占40%，亚裔高达34%，还有15%的拉丁裔和5%的非洲裔）的城市。在它的演化史中有纷杂的旋律，或彼此缠绕，或相互矛盾，或各自独立，即使对那些试图倾听其中由自然与文化相碰撞所产生的声律的环境史学者而言，他们听到的曲调也大相径庭：格雷·布里金（Gray Brechin）在其《帝国旧金山》（ Imperial San Francisco ）一书中听到了贪得无厌的资本家在这座城市的广厦中嘈杂地谋划、争执和分赃，以及昼夜不歇的机器如何从山峦、河流中无休止地榨取矿产与水源；理查德·沃克（Richard Walker）在他的《城市中的乡村》（ The Country in the City ）中听到的是来自不同种族、阶级的男男女女在一个世纪中，为了营建一座绿色宜居、健康的城市而发出的吁请；乔安娜·黛尔在其著作《地震城市》（ Seismic City ）中听到了这座位于自然的断层带上的城市因地球的自身运动而发生的巨大灾难，她听到了人们对技术带来的安全的自信与幻灭，也听到了不同种族和阶层因各自的利益和诉求而发出的抱怨和抗争。
这些声音不是历史学者的幻听，而是曾经震颤在这座城市上空、映现其某种真实面向的存在。它们合奏的复调曲谱充满了意想不到的变化，也充满了偶然与断裂——包括对大洲另一端的东部审美传统的应和，对太平洋彼岸古老东亚文明的畅想，以及对此处自然财富的渴望和对这里自然之美的发现。所有旧金山历史的倾听者捕捉到的都只是其中的一段乐章，或复调横切面上的不同音符。这篇小文希望倾听的，是旧金山独特的自然环境与诗性思考交织而生的对城市存在方式的解读，在旧金山自1849年开始的城市历史中，这样的解读不断发生着变化。在太平洋海风带来的新思与加利福尼亚变幻万端的自然世界中，人们对美、城市和自然的思考终于走出了美国东海岸城市的圈囿，启发了新的尝试。
吸引着数百万人口从世界各地来到旧金山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其矿业、金融、贸易、渔业和林业中非同寻常的经济机遇。“淘金热”的退却并没有冷却金山之梦的热度，金门原有的意涵变得愈发鲜明，这里成为美国西海岸最大的港口，是通向太平洋与亚洲的门户。在这座崛起的大都市里，人们可以找到世界各地的饮食，听到各种语言的乡音杂谈，穿梭在各种肤色的人群之中，时刻感受着这座城市中翻涌的商机。但是，旧金山吸引人们的原因并不只是对财富的追求，还有自然，在如此之多的层面上，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是自然力量的杰作。它的坐落之处是世界上最为壮美的环境之一，全年气候温和怡人，早上的浓雾为它蒙上神秘的面纱，当午后明媚的阳光穿透雾气时，整座城市和它所依傍的海湾熠熠生辉。在它的沙丘上生长着种类如此丰富的植物，或许并不高大青翠，但是色彩斑斓、生机勃勃；内湾中则呼吸着各种水生生命，它们或是永久的栖居者，或是一年一度的拜访者。在金门海峡守护中的海湾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单调蓝色，它的每一次翻腾，在每一缕阳光映照下的光影和每一片浮云投射下的变化，都是新的色彩、新的形块。海峡两岸的岩石崔巍嶙峋，向南延绵着大瑟尔（the Big Sur），向北是醒目的红树林，向西则是无数美国人的精神家园——约翰·缪尔（John Muir）口中的加利福尼亚的山。
1873年冬，缪尔从寒冷的塞拉内华达山脉走出，来到旧金山定居。虽然缪尔始终将荒野称作他的“真正家园”，但在他的传记作者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看来，这样的宣告未免有几分自欺欺人的意味。缪尔不再拒绝城市，因为“城市不仅许诺为他的写作找到释放的途径，而且还许诺着一个家的所在，一个朋友圈，以及约塞米蒂山谷淡季时所缺乏的丰富文化”
。当时，没有人能预知这个整日游荡于荒野、酷好争论、胡须满面的中年男子会为这座城市和这个国家带来怎样的改变。
对城市，对自然，缪尔有着全然不同于大部分同代人的理解。定居旧金山后，缪尔开始了写作生涯，用他的笔描绘了一个不同于人们日日生活的人工世界的所在。对缪尔而言，那样的所在每一处都有其独到的美，但这并非是珍视、保留它的唯一原因。在缪尔看来，它的力量——蓬勃的、野性的、不羁的生命本身的力量，方是它最值得敬畏的原因。他希望生活在城市中的人走出去，发现、观察这个世界，重新与这个非文化所创造的世界建立精神上的联系。他的呐喊被越来越多的人听到，越来越多的城市人来到西部的高山，感受缪尔所体验的那个世界。虽然在他的时代，几乎没有人能真正感悟到缪尔内心深处以自由主义的民主精神重新定义人类在自然中所处位置的渴望，但是人们仍然能在加利福尼亚的山脉中触摸到不同于柔和明媚的英伦田园风光的美，一种冷峻且更祛除传统审美束缚的美。
旧金山的自然壮美吸引着源源不断的艺术家、诗人、作家前来，也成为更多向往物质丰裕之外的精神世界的普通人在这里建造家园的原因。在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上半叶的数十年中，人们在旧金山可以找到马克·吐温、杰克·伦敦、玛丽·奥斯汀（Mary Austin）、达希尔·哈米特（Dashiell Hammet）、伊娜·库布利斯（Ina Coolbrith）、威廉·基思（William Keith）、埃德沃德·迈布里奇（Eadweard Muybridge）……他们用不同于传统的眼光审视着这里的自然与文明，观察它们的每一种悸动，用不同质地和形式的记录传递他们对其的全新诠释。
在摄影成为20世纪的新艺术后，旧金山再一次吸引了美国最优秀的摄影师的镜头。1902年出生在旧金山的安塞尔·亚当斯（Ansel Adams）是20世纪最伟大的景观摄影师之一，他用对比鲜明的黑白光影捕捉加利福尼亚的自然，特别是他挚爱的约塞米蒂的每一种风景。亚当斯不只是约塞米蒂自然的记录者，也在思考着他出生、成长的城市。与所有对美异常敏感的旧金山艺术家一样，亚当斯的双眼并未遗漏金门海峡的变化。他在金门大桥建成前后拍摄了两帧照片，一样是风云变化下波动的海湾，不同之处在于：一座成为未来旧金山标志的大桥出现在了第二帧照片中，在云山与海湾之间，它默然而立，并不突兀。在那里，亚当斯看到了文明与自然共同构建的美。对自然的热爱使亚当斯成了一名真正的环保主义者，他一度是环保组织“塞拉俱乐部”的领导人之一，和其他人一起，成功地令他们的思想为更多人所见、所听、所理解、所接受，也令旧金山成为美国最环保的城市。
这些20世纪的艺术家几乎都带有一种拒绝与主流文化相妥协的姿态，一种与理所当然的正常社会价值相悖的波希米亚气质，他们将之解读为“自由”——跳出美国老派传统的自由，脱离工业文明规训的自由，在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中诞生的道德与价值观的自由，而允许他们进行如此自由恣意表达的正是美国西部丰美而野性的自然。耐人寻味的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仍和走出冬季白雪覆盖的约塞米蒂的缪尔一样，渴望着文明的火光和智性灵魂的碰撞。但对他们来说，这样的文明应当是一种新的文明——一种更谦卑自省的文明。
东海岸的美国文化太过书院气，
即使是在格林尼治村中流浪的诗人与艺术家也完全为人类自我的小世界所捕获，满腹牢骚又心甘情愿地将自身放逐在高度技术性的城市文明当中。所以当这些“波希米亚人”在北美大陆上寻找建立新文明的地方时，他们发现了旧金山。
与同时代的东海岸主流艺术家相比，来到旧金山的艺术家对自然都有着某种特殊的感悟力。在他们看来，东部的诗坛和艺术界已经丧失了新鲜、原发的创造力，在对辞章的排列中志得意满，所以，他们来到旧金山，于20世纪40年代开始了美国诗坛的“旧金山文艺复兴”（San Francisco Renaissance）。同这场运动的其他主要人物一样，其发起者肯尼斯·雷克斯罗斯（Kenneth Rexroth）再次来到自然当中寻找新的灵感。与此前不同的是，他们在这个多元文化自始便在形塑其根本气质的城市中，重新发现了东亚文化。
此前的美国思想者并非没有阅读过古老的中国文化或日本文化，但是，对他们来说，东亚文化只是完整的西方思想训练中代表博学的异域点缀，从未在真正意义上定义过他们的思想。活跃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缪尔、奥斯汀、基思虽然深知老派思想的僵化，但仍停留在西方思想的脉络中，然而他们找到了自然的力量去冲击、震撼甚至粉碎这一脉络，开启了对自然与文明的新认识。正是这样的新认识促生了一种对他者文化的新理解：既然人们可以在非人类的自然中找到其自身的价值，在超越西方既有的审美训诫中发现美的多样性，既然平等的伦理应当延伸至所有的物种，人类应对非人类所创造的力量怀有一种敬畏，那么对于不同于自身的文化难道不应持有同样的态度吗？
当这些渴望走出传统禁锢的诗人、艺术家因西部的自然之美和反传统的自由来到旧金山时，他们发现，在个人于荒野中体悟的精神自由之外，还应允许各种文化共生的自由，这样的自由正茁壮地生长在这个城市里的国际社会当中。在那里，有意大利裔移民建立并定居的北滩（North Beach），更有历史悠久的社区——唐人街。正是后者启迪了他们的新思。在旧金山这样的城市，人们又怎能无视以中国、日本为代表的东亚文化的存在？当以金门开启其历史时，旧金山便注定是一座面向太平洋的城市。事实上，在二战后的新社会文化中，很多艺术家与文学家来到旧金山，正是因为这里是通向亚洲（特别是中国、日本、印度的哲学与艺术）的门户。对西方文明（尤其是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幻灭，迫使他们在这座城市中寻找一种新的生存可能，而在这股思想与社会浪潮中，“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诞生了。
“垮掉的一代”一词最初出现在1948年的纽约，由小说《在路上》（ On the Road ）的作者、出生于马萨诸塞的约翰·凯鲁亚克首创。“垮掉的一代”中的著名人物还包括另一位老牌“文青”偶像——诗人艾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以及出生在圣路易斯的小说家威廉·伯勒斯（William Burroughs）。最初，他们选择寄住在纽约的格林尼治村——曾经的“波希米亚圣地”，但最终纷纷离去。虽然他们后来的定居地点不同，但都在旧金山停留了较长的时间，形成了自己的文学团体，从根本上重新定义了这座城市的文化。他们的智性家园便是位于唐人街与北滩交界处的城市之光书店（the City Lights Bookstore），诗人劳伦斯·费林盖蒂（Lawrence Ferlingheti）是其创始人与管理者。一群歌咏着自然与野性之光的诗人聚集在这家书店，表达着对城市新的期许与反思。
20世纪60年代，这些“比尼克”（beatniks，“垮掉的一代”成员的代称）孕育了其文化后代——反主流文化中的“嬉皮士”，特别是那些来到旧金山“爱之夏”（Summer of Love）的“鲜花青年”（flower children）。“比尼克”所称的“嬉皮士”并非只是长发宽袍、怀抱吉他唱歌的流浪者，他们应当具有一种对人生与自然的深邃感悟力，以摆脱传统美国生活物质主义的盲目性，转身投向大地与宇宙。不过这种深层意识的获取需要某种助力，而太多人在酒与大麻中找寻肉体的放纵，以期思想的自由。但若因此仅仅将他们定义为一群在衣食无忧的中产阶级生活中成长起来的无所事事、耽于放纵的年轻人，也并不公平。他们对文明社会中人与人、人与自我意识和人与自然其余部分的关系，都有着反叛性的思考，希望找到将美国从新的物质禁锢中解脱出来的变革方式。或许他们中大部分人的思考并不深刻，方式太过极端，但他们至少在尝试反抗社会与文明加诸己身的各种规训与教条，反思人类对增长的追求、对物质进步的信仰及劫掠自然的合理性，这些特质都是此前的社会运动中不具备的。在这场运动之前，如此思想只闪耀在零星的个人当中，但此时，它真正变成一种普遍的质疑性力量。虽然那些留着长发的年轻人最终成长了，但他们掀起的质疑性力量并没有消失，迫使处于高度城市文明之中的整个美国社会重新思考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正是他们中的一位思考者，他是凯鲁亚克笔下的“达摩流浪者”（the Dharma Bums）的原型。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结束了流浪，在距旧金山约24公里的米尔谷（Mill Valley）定居下来。与大部分“垮掉的一代”的出生背景不同，斯奈德成长于贫困的乡村，是他们口中的“自然之子”。在旧金山求学期间，他接触到中国的诗歌和日本的俳句，深深被其万物自得的空灵禅意触动。不过当斯奈德真正去往日本、中国之后，却发现他“对中国感兴趣是出于误解”。在他名为《大块》的散文集（书名出自《庄子》中的“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中，他解释道：之所以说对中国的兴趣出于误解，是因为“我之前以为自己踏入了一片高度文明之地，那里的人对脚下的土地及居于其上的生灵，存着敬畏之心，怀着谦慎之意。事实证明我错了。这让人纠结，又充满了质疑”
。斯奈德意识到，东亚诗歌中吟咏的自然情怀仅是东亚文明中的一小部分，这部分思想虽然真实存在，但并不能代表整个东亚文明和自然的关系，其中同样充满杀戮、破坏与征服。但是，无论这种新的认知让他产生了怎样的纠结，那一小部分思想却对他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斯奈德开始将美国西部荒野文化的传统与其对东亚禅宗冥思的颖悟相结合，以观察万物最为细碎的变化与思想之间不绝如缕的联系。他写道：“所有变化/在思想中/也在万物中。”
1975年，45岁的斯奈德再次回到旧金山，在一场名为“作为栖息地的北滩”（North Beach as Habitat）的活动上发表演讲。北滩以各色饭店、波切球（bocce ball）场和天主教堂著称，是他在这座城市中最爱的漫游之地。但他深爱此处，并不仅因为人情味十足的社区文化或意大利美食，还因为一片“小小的流域”——数条曾流经此处、最终汇入海湾和大洋的小溪流。那些小溪中流淌的是从“黝黯而翻滚的大海”中吹来的冬日暴雨，而大海是这座城市独特气息的源头之一。在那片流域经过的栖息地中还有食物、缆车、书店、陡坡和进出金门的船只的灯光。但是，当斯奈德回来时，那些小溪已被道路与房舍覆盖。在斯奈德看来，旧金山是一个栖息地，一个自然与文化交融，为艺术家、革命者和寻求自由的人提供庇护的所在，也是很多人及斯奈德所尊重的无数其他生命的栖息之地。这座城市的艺术家给予世界一种关于城市生活的新思。“如同阿留申群岛的风暴，自50年代一波又一波地从北滩涌出，触摸着世界各处的生命。”斯奈德写道。在这座城市中，“有着承载非凡美丽的富饶土壤，有着在美国孵化别样之物的优秀作品；让我们祈祷它尽早破壳而出。致谢此处的一切生灵；祝愿所有的生命共同绽放”
。
如同所有其他城市，旧金山是一座由人类创造的城市，是人类在寻求一个新的栖息地时运用自己的想象、知识、技术和传统构建的所在。每一座城市也是在自身的自然环境中的创造，被自身所处的生态滋养、形塑、制约。在旧金山，其海，其水，其从水中浮现的陆地，其在陆地和水中生活的植物、动物、细菌，以及来到此处的矿工与诗人、形形色色的移民与商人的“大块”，并非仅是由人类建构的思想。此处的自然，如同在任何其他地方的自然，是真实存在的力量，强有力地改变老派的传统，促发新生的思想。那些来到旧金山寻找这种力量的人不仅能看到、听到、感受到它，也在用新的思想改变着他们所栖居的城市。在允许所有文化共存交融的同时，也希望它不仅被人类所期待的美定义，也能成为所有生命共同绽放的栖息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