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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代以降，以陶渊明的隐逸生活为典范，山林乡野之居成为历代文人孜孜以求的居住方式，也成为他们不倦吟哦和描写的主题。在古代文人士大夫的观念中，山林乡野之居既可以远离尘世纷扰，与大自然同生共息，又可以得到像李白说的“心与天壤俱”“闲云随舒卷”的逍遥怡然之乐，让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所遭遇的烦恼和挫折，既在精神上得到补偿，又在心灵上得到抚慰。当然，山林乡野之居并非一味地排除一切社会交往，但在这样偏僻的环境中，除了故友偶过相访外，与之交往的便只有山僧野老。这种交往单纯而平和，在“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因过竹院逢僧话，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淡然相处中，不复有世间的纷扰和相互倾轧。
对于山林乡野之居，明人文震亨在《长物志》中做了这样的区分：居山水间者为上，村居次之，郊居又次之。显然，他是把人与自然山水的亲近关系，亦即远离尘世的程度，当作是上述区分的内在依据。然而，不管采用何种居住方式，只要能亲近自然，给自己多留一些自由的精神和生活空间，对于文人来说都有很大的吸引力。
在现实生活中，文人士大夫要想真正遁迹山林，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首先难以绕开的是自己内心的矛盾。在他们内心深处，仕进与隐逸，这两种矛盾的精神倾向始终交织在一起，得意时出仕兼济天下，失意后归隐吟风啸月，成为他们千载不变的人生轨迹。针对这种纠结心理，唐代诗人白居易折中地提出了“中隐”理论，即“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这既可以避免事务缠身，又能躲避朝堂纷争，从而在山水登临、杯酒声色、过往唱酬中，充分享受生活的闲情逸致。中隐理论一经提出，立即引起文人士大夫的共鸣，并得到苏轼等后世文人的不断丰富和演绎。这种亦官亦隐、身仕而心隐的状态，让大多数文人在集权机制与独立人格的矛盾冲突中，在仕与隐的矛盾纠结中，取得了微妙的平衡与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