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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神话在汉画像中有丰富的表现，过去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在方法上，我们不能仅仅把汉画像作为证明文献的资料。实际上图像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我们要采用图像学的方法，把文本的与图像的表现进行互文性阐释。图像学的方法，不仅仅是图像志的排列，而是要把图像看成一个形象的世界，形象包括单独的图像，也包括图像与图像之间的关联，如某一个墓室图像之间的关联，也包括图像与其符号组成部分形成的形象世界。如西王母图像中的西王母肖像、玉胜、龙虎座、捣药兔、三足乌、九尾狐、蟾蜍、羽人、华盖、西王母旁的伏羲女娲、西王母前的鸡头人身、马头人身、牛头人身、人首蛇身神、玄圃、建木、九头怪等，每一个图像符号因素都有一定的文化意义，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更深一层西王母图像在整体图像中的位置也是图像学的重要内容，我们不能把西王母图像从整体图像的联系中独立出来，我们只有在更宏观的视野中才能探得西王母信仰的真谛。
从内容上来看，汉画像表现的神话世界有重要的美学意义。对人来讲，人活着是所有“人”问题的出发点，生命总表现为宇宙中的生命，具体说人是生存在天地之间。因此，对天地的认识就是人类一个永恒的话题。汉代人的头脑中还有对天地崇拜的神话观念，远古的神话还在起着社会的功能。人的生存受制自然，白昼的转换、四季的交替对人类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日月星辰的移动，风雨雷电的变化，与人的生命息息相关。汉代人认识到了天的这种奉养属性，所以把天神的地位放得很高，他们把风雨雷电都形象化为人格的神灵。《易传》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的奉养属性在于它的四序分明，生养万物，给人带来惠利，这样才能对人构成生活的价值。古神话讲，正是伏羲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靠自己的能力创造了一个象征符号的世界，在创造符号的过程中，再现宇宙的形态是一个最根本的认识冲动与审美冲动。汉代人认为天又不是一个纯自然性的天，天文和人文又是相对应的，天还有道德的属性。《黄帝内经·素问》曰：“善言天者，必应于人；善言古者，必验于今。”“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古人观察到自然的和谐有序，认为人的礼仪也应与天的秩序异质同构。
《乐记》认为乐是天地和谐相生的，人的礼仪是与自然的秩序相联的。天人同构就产生美。宇宙是自然的，对宇宙的言说则是人文的。存在只能通过人来表现它自身。当人们把宇宙与天地当作“大道”来看待时，人对天地的看法就具有了审美的属性。早在先秦，庄子就极力歌颂天的大美：“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黄帝尧舜之所共美也。”“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乎天地之谓也。”汉代人称赞天地时，也包含审美的意义。《淮南子》说：“见日月光，旷然而乐，又况登泰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视天都若盖，江河若带，又况万物在其间乎？其为乐岂不大哉！”对天地之美的观照欣赏是人生一大享受。《易传》曰：“悬象著明莫大于日月。”对古人来讲，日月运行就是一种大美。张衡在《灵宪》中，极力赞美天的这种大美：“天以顺动，不失其中，则四序顺至，寒暑不减，致生有节，故品物用生。地以灵静，作合承天，清化致养，四时而后育，故品物用成。凡至大者莫如天，至厚者莫如地。”
在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中，对天的审美属性也作了大量的发挥：“仁之美在乎天。天，仁也。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事功无已，终而复始。”“天地之行美也”，在于“不阿党偏私，而美泛爱兼利”，是一种“中和”之美。后来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把这种天文地理之美作为人文之美的本原，极力赞颂这种大美。
在汉人的眼中，天地是完美无缺的典型代表，人们对它的崇拜就上升到一种类似宗教的地位，在图像中再造一个神话的宇宙模式，以寄托自己的理想追求就成了时代精神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