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

从唐代到宋代，一方面社会形态、文化学术方面有非常清晰的延续性，另一方面当然也有走势上的明显不同。葛兆光在《道教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曾说，唐文化是“古典文化的巅峰”，而宋文化则是“近代文化的滥觞”。这两者间的区别，如果用一种较为简单的方式来概括，就是出现了“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趋势。所谓的“化”，不是一种“完成时”，而是一种“进行时”，是指一种趋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宋代社会、宋代文化的特点。

所谓平民化，是指普通民众具有比以前更多的生存发展机遇，受到社会更多关注。在这一历史时期中，不同于东汉、魏晋南北朝至唐代初年的情形，人们的身份背景相对淡化，贵族制、门阀制的政治生态基本不复存在。有些前辈学者认为唐代是贵族社会，宋代是平民社会，我更倾向于用“走向平民化”这一表述。世俗化，主要是指关注俗世生活的取向。民间信仰兴起，佛教经历了“中土化”过程，佛教、道教等传统宗教逐渐适应现实社会需求，教义世俗化。人文化，则是指更加关心“人”自身的价值，社会价值取向相对理性，关注人的教养与成长。

庶族士人的成长

这些发展趋势体现在许多方面。首先从士人阶层的成长来看，前面已经讲过，宋代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比唐代更加公正开放，给予许多出身平民的“寒俊之士”崛起的机会。像宋太宗时做过宰相的吕蒙正，年轻时候曾经在洛阳龙门利涉院读书，天气炎热想要买瓜，却囊中羞涩，掏不出几文钱，只能捡食卖瓜人无意遗落的瓜。后来他科举考试高中状元，做宰相后，就在原本拾瓜的地方买了一片地，修建一座亭子，匾额“ 瓜亭”，以示不忘当年的贫贱，也以此激励清寒的后学。范仲淹幼年丧父、母亲改嫁，他青年时代也曾经在寺院中靠吃粥和咸菜度日，被称为“断齑画粥”，后来也考中进士，担任参知政事（副宰相），推动了庆历新政。

科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新的社会秩序也随之建立。居官者得不到世代相承的保障；而缺乏家世背景的庶民，其资质与能力在社会上得到了更多的承认，竞争中脱颖而出者得以进入仕途，文官队伍的整体素质与结构有所改善。范仲淹《岳阳楼记》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批评当朝“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张浚警示说：“臣诚过虑，以为自此数年之后，民力益竭，财用益乏，士卒益老，人心益离，忠臣烈将沦亡殆尽，内忧外患相仍而起，陛下将何以为策？”如此等等，不仅是由于他们个人道德情操所致，还因为在这些士人心中，“天下”者，是中国的天下，群臣的天下，万姓的天下，而不是皇帝个人的天下。对于这一“天下”，士人们都有一份深切的关怀和发自内心的责任感。而大量的科举落第者，事实上也承担着文化启蒙、普及的责任。

与前朝才俊相比，两宋士人在文章、经术、政事等各方面能力更加全面。唐太宗时的房玄龄、杜如晦，唐玄宗时的姚崇、宋璟，这些人是出色的政治家，却少有著述流传于世；而才华横溢的李白、杜甫，则没有机会登上政治舞台。宋朝则与此不同，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和苏轼等人才华横溢，同时也都曾在政界施展身手。当时士大夫不仅把自己当作文化主体和道德主体，还自觉地把自己视为政治主体，以天下为己任。

城市空间与市民阶层的兴起

比较一下唐宋两代的都城，我们会直观地感受到两类都市格局所呈现的不同气象与景观环境。唐代长安城是在隋代大兴城的基础上建立的，是通盘设计的结果，格局对称，坊市方正，井井有条，尊卑秩序非常严格。参与长安考古发掘的齐东方老师说，唐长安城像是半军事化管理的。宋代开封城则非常不一样，长巷街市，官府、民居混杂，是相对开敞的氛围。南宋的“行在”临安也是如此。描绘宋代都城繁华景象的笔记之类文学作品有很多，也有存世的著名画卷，比如描写北宋后期东京开封都市风貌的《清明上河图》，大家都非常熟悉。而对于南宋都城临安，当时的笔记如《梦粱录》《武林旧事》《西湖老人繁胜录》等等，都叙述了杭城内外的市井繁华景象。

城市中有许多商贾、手工业者、官宦人家，为了管理这些常住居民，宋朝第一次把“坊郭户”设立为法定户籍，历史上出现了城市户口。原先严格的士农工商身份划分流动频繁，“贫者富而贵者贱，皆交相为盛衰矣”。以“重商”为核心的市民思潮逐渐兴起。两宋商业繁荣，城市的出现打破了前代市场交易的时空局限，便携的纸币成为市场所需，先后发行过钱引、会子、关子等纸币。随着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同行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商业广告和标识的广泛应用，标志着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

我们知道，唐代的都市文化很大程度上还是集中在宫廷和寺院的，许多公共文化活动是以寺院为中心举行。宋代则有各类展示在十字街头的文化活动，世俗的文化、市井的文化在这个时期开始大放异彩。包括通衢路畔说书的、饮茶的、杂耍的，生动活泼。茶楼酒肆、巷陌街坊，都成为士人呼朋唤友往来的空间、交游的场所。在《清明上河图》中看到的、《东京梦华录》里读到的，都会让我们注意到，城市里面有很多士人、民众热络交往、相互会聚的公共空间。

文学重心的下移

两宋时期，文学重心逐渐下移，成为文化史上引人注目的现象。所谓“文学重心下移”，主要是指文学体裁从诗文扩展到词、曲、小说，与市井有了更为密切的关系；创作主体从士族文人扩大到庶族文人，进而扩大到市井文人；文学的接受者扩大到市民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大众。当时，在都市的街头巷尾，活跃着一些讲史、说书的艺人，他们不仅是故事情节的传播者，也是文学作品的丰富者、参与创造者。而生活在市井中的普通民众，也成为文学艺术的直接欣赏者和接受者。随着都市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兴起，世俗文化大放异彩，在道路通衢、瓦子勾栏，有说书的、杂耍的、讲史的，也有街头的饮茶活动，这些都是市民文化勃兴的重要标志。

晚唐五代，词作开始从青楼楚馆走出来，到宋代已经蔚为大观。以北宋词作家柳永的《八声甘州》和《定风波》为例，前者“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抒写了作者漂泊江湖的愁思和仕途失意的悲慨；后者“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则体现了民间女子的生活追求与内心情事。由此我们看到宋代词作家“清雅”与“俚俗”并存的审美风尚。

唐代的李白与宋代的苏轼，都是一流的文豪，李白的《望庐山瀑布》、苏轼的《题西林壁》，都是歌咏庐山的名作。两相比对，我们会感觉到，二者诗作风格与追求的不同，正像钱锺书先生所说，唐人注重山川气象、丰神情韵，宋人则追求人文意象、筋骨思理。

在宋人心目中，通常认为诗适合严肃庄重的题材，词宜于表达妩媚细腻的情感。以著名女词人李清照为例，她生活在两宋之交，生活从安逸到颠沛流离，对当时的社会状态有着深切的感受，凡慷慨悲怆的心绪，往往用诗来表现，而幽约委婉的情调，则会用词来阐发。她的诗《乌江》与词《声声慢》，内容主题不同，体裁选择也就不同。不过宋词也不仅仅有婉约清新的风格，苏轼、辛弃疾等人都有许多豪放洒脱的词作，烘托出宋词的绚烂大观。曾经有个小故事，说：

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

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

公为之绝倒。

宋学的兴起

谈到宋代文化风气的演化，离不开对于宋学和儒学的认识。在我的理解中，“宋学”“新儒学”“理学”和“道学”这四个概念的内涵是渐次收窄的。也就是说，宋代所有学术成就都包括在宋学之内；新儒学是宋学的主流，重点在于对先秦两汉儒学经典的重新解释阐发；新儒学中最具代表性的派别是理学；道学主要是指二程兄弟和朱熹这一派系，是理学的主流派。

新儒家在当时所代表的，是一种新的思想、新的文化。所谓“新”，主要是指对于儒学经典的新阐发，体现出对于“理”“道”的深切追求。我们现在说到理学或者道学时，会觉得是对人们思想的一种束缚，但是在宋代，它是一种思想创新，是思想解放的结果。当时这些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把“理”作为根本性的追求，将其置于超越性的地位之上。

对于“理”，朱熹有一种解释，他说：“天下之物，则必各有所以然之故与其所当然之则，所谓‘理’也。”他的意思是说，万事万物的状态及其运行，都有其内在的原因，都贯穿着根本性的规律、法则；这样一种根本性的规律和法则，是运行于天地之间、人世之间、万事万物之间的，是贯通性、渗透性的。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的学者并非将学问束之高阁，他们也是政治的实践者。理学家们把他们“正心诚意”的认识与追求，或者说这样一种境界、一种原则，贯穿到他们的治学，也贯穿到他们的从政方式里面。

如余英时先生所说，事实上，“政”与“学”兼收并蓄，不仅朱熹为然，两宋士大夫几乎无不如是。政治文化是一个富于弹性的概念，既包括了政治，也涵盖了学术，更点出了二者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不但如此，这一概念有超个人的含义，可以笼罩士大夫群体所体现的时代风格。

士人的交游活动

文化知识、文学作品的普及需要依托于特定的技术手段，像雕版印刷的发展，就成为重要的条件之一。当时不仅是国子监和地方官学，私人的家馆、私塾，以及社会上的书铺，都可能刻板印书。宋人如邢昺、苏轼，都曾经提到印刷术对于知识传播的帮助，说“今板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南宋史学家王称《东都事略》的绍熙刻本，目录后有牌记标明：“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版。”可见当时已经有了“版权保护”的明确意识。

通过读书、科举、仕宦、创作、教学、游赏等活动，宋代的文人士大夫结成了多种类型、不同层次的交游圈，这是当时重要的人际网络。

当时这些士人的交游活动非常兴盛。像真率会、耆英会、九老会、同乡会、同年会等各种各样的聚会形式，层出不穷。有时“耆老者六七人，相与会于城中之名园古寺，且为之约：果实不过五物，肴膳不过五品，酒则无算。以俭则易供，简则易继也。命之曰‘真率会’”。都市中的茶楼、酒肆，成为文人交往、“期朋约友”的场所。《梦粱录》的相关记录就提到：“汴京熟食店张挂名画，所以勾引观者，流连食客。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皆士大夫期朋约友会聚之处。巷陌街坊，自有提茶瓶沿门点茶者。”

不仅在这些城市公共空间里，我们看到一些私人的花园、亭馆也成了士人交游访友的去处。像洛阳的花圃、苏州的园林，不少名人宅邸也有频繁的交往活动，苏州城内的中隐堂、昆山附近的乐庵、松江之滨的臞庵，都是这样的地方。史称“臞庵，在松江之滨。邑人王份有超俗趣，营此以居。围江湖以入圃，故多柳塘花屿，景物秀野，名闻四方。一时名胜喜游之，皆为题诗”。时人以为“心闲事事幽”，四方友朋、挂冠而归的“耆德硕儒”，经常往来酬酢，“极文酒之乐”，“以经史图画自娱”。

传为李公麟所作的《西园雅集图》以及米芾所写的《西园雅集图记》，早为大家所熟知。一直传为佳话的北宋“西园雅集”，就是当年像苏轼、苏辙兄弟以及黄庭坚、李公麟这样一些精英人物会聚于驸马王诜园邸，赋诗、题词的盛事。往来之际，煎茶点茶、酌酒吟诗，米芾称道说：“人物秀发，各肖其形，自有林下风味，无一点尘埃气。”对于这幅图及其图记，学界有些争议；究竟是否真有这样一次“雅集”，也有不同意见。其实，画卷毕竟不是照片，不是场景的复制，很有可能是绘制者“荟萃”的呈现。而且从文彦博的诗句中我们读到他对“洛中同甲会”的称颂，“此会从来诚未有，洛中应作画图传”，可见当时或许确有此类画作。南宋王十朋也提到：“会同僚于郡斋，煮惠山泉，烹建溪茶，酌瞿唐春。”文人士大夫常常流连忘返于这种其乐融融的场景之中。士人也将茶具、酒器、梅花、新茶等作为重要的礼品彼此互赠。

宋代的士人可能从事形形色色的公务事任，进行多姿多彩的交游活动，也有很多独处静思的时间。“焚香引幽步，酌茗开净筵。”宋人的“四般闲事”——焚香、点茶、挂画、插花，是生活意趣的体现，也是日常的雅致技艺。“闲”，并非单指时间的闲散，更是指心情的优裕从容。尽管香、茶、画、花皆非宋代独有，宋人却赋予了其“雅”的意境与韵味，以这些“物事”承载了他们内心对于“文雅”的理解。在不同的空间场合、不同的文化氛围中，发展出了丰富的生活方式，也展现出士人的多样性情。

通过唐宋时期图像、雕塑中人物形象的比较，也可以看出宋代平民化、世俗化与人文化的趋势。唐代的绘画与雕塑中的人物大多是帝王、大臣、上层人物，即便普通仕女，也是形象丰腴、闲适。而宋朝则有大量描写下层人物劳作生活的绘画和雕塑作品，反映出时人对庶民生活状态的关注。人物形象的呈现愈益贴近现实，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的画家工匠认为何种形象具有美感，值得呈现。

宋代的人物墓志、传记之类的文本内容，也从华美浮泛走向生活化、个性化。从经典阐释、史论篇章到文学作品、笔记尺牍，都更加措意于人生价值的追求。地方志之类的著述，重心逐渐转向对于乡贤人物、乡土情怀的关注。凡此种种，都显示出人文化的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