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大势分南北

赵宋一朝，我想基本上可以用“生于忧患，长于忧患”这八个字简单概括。

20世纪中期，针对赵宋王朝的整体国力，学界一直有“积贫积弱”的批评，钱穆先生《国史大纲》就痛感宋代是“积贫难疗”“积弱不振”，后来许多教科书也沿用这种说法。这样的概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宋代“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的历史特征。

宋代历史上，确实存在“积贫”“积弱”的情形。在宋人的说法中，“积贫”通常是自民生角度着眼而非自国家财政用度出发；“积弱”则是指对外较量中本朝国势疲弱不振。二者所指，并非同一层面的问题；对于相关现象的强调与批评，则体现出问题的持续存在和时人的忧患意识。

宋代所处的历史时期，始终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外部压力。赵宋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统一王朝，用宋人的话来说，“天下大势分为南北”，事实上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南北朝”时期，北方一直有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民族政权与之并存。宋朝的疆域，是中国各主要王朝里面积最为狭小的；到南宋的时候，以淮河—大散关一线作为宋金之间的边界，更是偏安一隅。

10—13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北方民族活跃的又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一历史时期中，相对于宋朝来说，契丹民族建立的辽、党项民族建立的夏、女真民族建立的金，都不再是周边附属性的民族政权，而已经成长为在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都能够与赵宋长期抗衡的少数民族王朝。中原王朝的核心地位和领头作用，不再体现为统一大业的领导权，而是表现在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的深远影响上。如果我们把10—13世纪的南北对峙放在亚欧大陆的视域中观察，便会看到相当不同的情景：中原王朝视为边缘的地区，在亚欧大陆上其实是处于中间地带、衔接部，多民族在这里交汇混居。契丹、女真、蒙古这些北方民族，恰恰是当时连接南北大陆带、驰骋于东西交通道的核心力量。这样的外部环境，给宋代的历史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和刺激，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正是在这样的整体格局之下，自中唐以后，中原地区对外贸易交流的重点地带逐渐转向东南沿海，出现了我们经常讲到的“海上丝绸之路”。实际上，从考古发现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海上丝绸之路”主要的贸易产品已经不再是丝绸，而是大量的瓷器，也有一些金银器、铁器乃至书籍等等。前些年从广东阳江海域出土的“南海一号”，正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

内忧外患的总体格局

宋代的历史呈现着许多看似矛盾的现象，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这一时期有非常开阔的研究空间。我们既看到两宋三百年在经济、文化、制度建设方面有辉煌的成就，也痛切地感觉到王朝末日的苍凉。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一方面有宋徽宗这样酷爱艺术的帝王，对“太平盛世”刻意追求、大肆渲染；另一方面，这个时期并不是三百年太平，而是始终伴随着外部环境的挑战。

宋代军事力量的不振，历来受到诟病。有学者指出：“纵观两宋与辽、西夏、金、蒙元战争的重要战役，若以进攻和防守这两种战争基本形式和双方进行战争的目的来衡量，宋的军事失败基本上都发生在宋发动的进攻战役方面，而宋在境内抵抗来自辽、西夏、金、蒙古进攻的防御战，则多能取得不俗的战绩。”“宋代整个战略架构中最脆弱、最经不起考验的，就是从和平突然转取攻略这一个环节。”这种军事上的被动情形，与宋太宗以来“守内虚外”“强干弱枝”的基本国策密切相关：重点防范内部变乱，而对外消极防御。

与此相关，两宋时期的文武关系，尤其是“重文轻武”政策，成为被关注的话题。对于这一问题，应该放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下来认识。所谓“武”，范畴不宜笼统混沌，若能分别自武略、武力、武人等层面予以观察，我们的感觉会十分不同。大家知道，面临强大的北方政权，宋人清楚“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宋朝要立国则无法轻忽武力；宋太祖、宋太宗对于禁军统帅的提防限制，不是“轻武”的表现，而是鉴于五代教训，清楚军事将领对于政权的利害，他们管理军队的心思主要用于防范兵变。

长期以来，宋廷对于武将既有笼络、利用、联姻、待遇丰厚的一面，又有深入骨髓的猜忌。朝廷的任人取向，可以说是崇文抑武。这一政策不仅对朝政也对民间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形成了“重文轻武”的社会风尚。宋代的民众、士人以及征战于疆场的军队将士，用他们的脊梁撑起了这样一个时代。这些英雄人物，也有他们的精神寄托与生活情趣。以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和韩世忠的《临江仙》“冬看山林萧疏净”为例，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他们既有征战中壮怀激烈的慷慨悲壮，也有承平时往事如烟的慨叹与闲情。在这个时期，方方面面都呈现出多重而复杂的生活情境。

说宋代“生于忧患，长于忧患”，并不仅仅是从战争和政权对峙的角度看。从黄河流域的气温变化曲线中，我们会注意到，北宋、南宋之交正处于气温的明显低谷期。古代中国以农业立国，国家一定程度上仰仗农业税收，如果黄河流域无霜期急剧缩短，农业收成减产，这对于朝廷的财政命脉势必产生不利的影响；另一方面，长期活动于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当传统上生活的地带持续寒冷、干旱时，他们便会往更加温暖的地方迁移，这种民族大迁徙会导致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摩擦、冲突甚至战争。在冷兵器时代，游牧民族的骑兵战斗力非常强，对中原王朝会构成严重的威胁。这是“天时”的一面。

再来看“地利”的一面。东汉以后黄河曾经长期相对安澜，到唐代百姓安居乐业，大规模农田开垦导致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唐末五代黄河频繁决口，宋代接续了这样一种局面。北宋时黄河向北摆动曾经夺海河口入海；两宋之交由于人为因素，黄河曾夺淮河口入海。这两者之间的广阔区域曾经沦为黄泛区，农业主产区深受其害。

在“天时、地利”不利的情况下，宋代的经济仍然有长足的进步。英国历史学家伊懋可（Mark Elvin）认为，在中国中古的这段时期，发生了“经济革命”。国内很多学者也有类似的论述，比如从传统农业的发展来说，这个时期有所谓的“绿色革命”；从面向大众的商业网络的形成来看，有“商业革命”；从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也就是“交子”的出现来看，出现了“货币革命”；另外从城市形态、都市面貌的改变来看，又有“城市革命”；从印刷术的盛行，促进知识的传播来看，这个时期发生了“信息革命”；与此相关的，还有所谓火药、指南针技术完善带来的“科技革命”。我个人以为，称“革命”并不合适，这些发展，都不是颠覆性的变化，而是长期积累基础上的演进，但这一时期确实发生了经济、文化方面的突出进步。

“立纪纲”与“召和气”

宋代不是中国历史上国势最为强盛的时期，却是文明发展的昌盛时期。就疆域的广度而言，宋代所完成的，与前代相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统一；而其对内统治所达到的纵深层面、控制力度，却是前朝所难比拟的。自宋代以来，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严重的分裂割据局面。这与宋代注重防范弊端的“祖宗之法”有着直接的关系。

宋代政治局面崇尚平稳、注重微调，“稳定至上”是朝廷政治的核心目标。研究者普遍认为，宋代朝政“称得上是中国历代王朝中最为开明的”，对于民间文化、经济事业、社会生活等方面，宋廷未予过多干预。“立纪纲”与“召和气”，是赵宋统治政策与措置的关键两轴。“纪纲”（或曰“纲纪”）其实就是法制、法规，就是制度；所谓“和气”，在宋人心目中，是一种交感于天地阴阳之间、自然运行的和谐雍睦之气。这两轴的交互作用，构成了当时的政治基调。

我们试以科举（贡举）制度为例，看看宋代的“立纪纲”与“召和气”相辅而行的具体做法。科举出现于隋代，唐朝已经相对成熟；宋代考试制度的操作更加严密，面对的群体则更为开放。当时发展出弥封（糊名）、誊录等技术操作办法。弥封是把举子考卷上填写的姓名、籍贯等糊封起来，阅卷完成、决定录取名次之后，才能拆封，查对姓名、公布成绩，借以杜绝考官营私舞弊。后来更进而将考生的试卷另行誊录，考官阅卷时只看副本；为避免誊录有误，还要找一些人专门去核对。糊名、誊录，无疑是制度严密化的具体体现，让我们看到当时不惜工本的做法；另外，制度设计如此严密，是以一定程度的公正为目标的。这种做法，使得科举制度相对公平，使出身于庶民的青年学子有更多的晋升机会。宋人曾经说：“唯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也就是说，出自相对贫寒、没有家世背景的人，应该争取走科举考试这条路，求得升进的机会。

“糊名”等做法，是否能够带来“公道”呢？关于糊名，有个北宋中期的事例：元祐三年（1088）苏轼被任命为科举主考官。这一年，“苏门六君子”中的李廌正好参加科举考试。因为行文风格彼此熟悉，大家都觉得苏轼有把握从众考生中选出李廌的文章。但到考官判完卷子，拆号张榜，李廌却榜上无名。这使苏轼和同为考官的黄庭坚等人都感到非常遗憾，怅然赋诗为他送行。制度的严密，使得主考官员即使有心照顾，也难以操作。

正是因为制度走向严密化，科举才能成功地向更多人开放。欧阳修称宋代的科举制度“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这一说法可能评价过高，但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人们期待科举考试如同权衡，不顾私情、至公至正。在理想状态下，以建立“纪纲”迎召“和气”的精神，渗透于制度流程之中；而制度的执守，则成为“召和气”的保证。北宋前中期，一些“寒俊”士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得以崛起于政治舞台，显示出敢当天下事的气概。

宋代在中国古代历史中的地位

对于宋代在中国古代历史长河中的位置，近代以来的一些国学大师有过明确的评价。

20世纪初期，启蒙主义思想家严复先生曾经说：

古人好读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

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勾勒了华夏文化的发展脉络，他说：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国学大家钱穆先生比较了各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变迁，指出：

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

几位先生的说法，尽管角度不同，都关注这一时代的变迁，包括人心、政俗之变，文化盛衰之变，以及古今社会之变。这也提醒我们注意这一时期的时代特色，注意长期演进过程中发生的变迁。

进入21世纪以来，海外中国学有长足的发展，欧美和日本学界都出版了一些有关宋代的研究著作和普及性历史读物。例如“剑桥中国史系列”第五卷《宋朝》中，研究者强调宋代在政治文化领域是一个走向近代的起步时期。日本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系列中，宋朝的部分由小岛毅先生撰写，题目为《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哈佛中国史”系列中的《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一书，作者是德国维尔茨堡大学的迪特·库恩（Dieter Kuhn）教授，他认为宋的“转型”中最重要的关注点是“儒家统治的时代”。尽管这些著述内容的覆盖面比较宽，可以称作“复调”的写法，但是对宋朝的论述相对集中在思想文化方面。

总体上看，宋代处于中国历史上重要的转型期，面临着来自内部与周边的诸多新问题、新挑战，不是古代史上国势强劲的时期；但在两宋三百年中，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居于世界前列，是当时最为先进、最为文明的国家之一。宋代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方面的突出成就，在制度方面的独到建树，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与牵动，使其无愧为历史上文明昌盛的辉煌阶段。 EAyx1v91FGAwz8ZC7Z/jODictAOMGRRe9ezQCV/e3ZSpAsRkaOq+cvD+G2kHgKUJ

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

从唐代到宋代，一方面社会形态、文化学术方面有非常清晰的延续性，另一方面当然也有走势上的明显不同。葛兆光在《道教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曾说，唐文化是“古典文化的巅峰”，而宋文化则是“近代文化的滥觞”。这两者间的区别，如果用一种较为简单的方式来概括，就是出现了“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趋势。所谓的“化”，不是一种“完成时”，而是一种“进行时”，是指一种趋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宋代社会、宋代文化的特点。

所谓平民化，是指普通民众具有比以前更多的生存发展机遇，受到社会更多关注。在这一历史时期中，不同于东汉、魏晋南北朝至唐代初年的情形，人们的身份背景相对淡化，贵族制、门阀制的政治生态基本不复存在。有些前辈学者认为唐代是贵族社会，宋代是平民社会，我更倾向于用“走向平民化”这一表述。世俗化，主要是指关注俗世生活的取向。民间信仰兴起，佛教经历了“中土化”过程，佛教、道教等传统宗教逐渐适应现实社会需求，教义世俗化。人文化，则是指更加关心“人”自身的价值，社会价值取向相对理性，关注人的教养与成长。

庶族士人的成长

这些发展趋势体现在许多方面。首先从士人阶层的成长来看，前面已经讲过，宋代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比唐代更加公正开放，给予许多出身平民的“寒俊之士”崛起的机会。像宋太宗时做过宰相的吕蒙正，年轻时候曾经在洛阳龙门利涉院读书，天气炎热想要买瓜，却囊中羞涩，掏不出几文钱，只能捡食卖瓜人无意遗落的瓜。后来他科举考试高中状元，做宰相后，就在原本拾瓜的地方买了一片地，修建一座亭子，匾额“ 瓜亭”，以示不忘当年的贫贱，也以此激励清寒的后学。范仲淹幼年丧父、母亲改嫁，他青年时代也曾经在寺院中靠吃粥和咸菜度日，被称为“断齑画粥”，后来也考中进士，担任参知政事（副宰相），推动了庆历新政。

科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新的社会秩序也随之建立。居官者得不到世代相承的保障；而缺乏家世背景的庶民，其资质与能力在社会上得到了更多的承认，竞争中脱颖而出者得以进入仕途，文官队伍的整体素质与结构有所改善。范仲淹《岳阳楼记》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批评当朝“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张浚警示说：“臣诚过虑，以为自此数年之后，民力益竭，财用益乏，士卒益老，人心益离，忠臣烈将沦亡殆尽，内忧外患相仍而起，陛下将何以为策？”如此等等，不仅是由于他们个人道德情操所致，还因为在这些士人心中，“天下”者，是中国的天下，群臣的天下，万姓的天下，而不是皇帝个人的天下。对于这一“天下”，士人们都有一份深切的关怀和发自内心的责任感。而大量的科举落第者，事实上也承担着文化启蒙、普及的责任。

与前朝才俊相比，两宋士人在文章、经术、政事等各方面能力更加全面。唐太宗时的房玄龄、杜如晦，唐玄宗时的姚崇、宋璟，这些人是出色的政治家，却少有著述流传于世；而才华横溢的李白、杜甫，则没有机会登上政治舞台。宋朝则与此不同，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和苏轼等人才华横溢，同时也都曾在政界施展身手。当时士大夫不仅把自己当作文化主体和道德主体，还自觉地把自己视为政治主体，以天下为己任。

城市空间与市民阶层的兴起

比较一下唐宋两代的都城，我们会直观地感受到两类都市格局所呈现的不同气象与景观环境。唐代长安城是在隋代大兴城的基础上建立的，是通盘设计的结果，格局对称，坊市方正，井井有条，尊卑秩序非常严格。参与长安考古发掘的齐东方老师说，唐长安城像是半军事化管理的。宋代开封城则非常不一样，长巷街市，官府、民居混杂，是相对开敞的氛围。南宋的“行在”临安也是如此。描绘宋代都城繁华景象的笔记之类文学作品有很多，也有存世的著名画卷，比如描写北宋后期东京开封都市风貌的《清明上河图》，大家都非常熟悉。而对于南宋都城临安，当时的笔记如《梦粱录》《武林旧事》《西湖老人繁胜录》等等，都叙述了杭城内外的市井繁华景象。

城市中有许多商贾、手工业者、官宦人家，为了管理这些常住居民，宋朝第一次把“坊郭户”设立为法定户籍，历史上出现了城市户口。原先严格的士农工商身份划分流动频繁，“贫者富而贵者贱，皆交相为盛衰矣”。以“重商”为核心的市民思潮逐渐兴起。两宋商业繁荣，城市的出现打破了前代市场交易的时空局限，便携的纸币成为市场所需，先后发行过钱引、会子、关子等纸币。随着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同行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商业广告和标识的广泛应用，标志着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

我们知道，唐代的都市文化很大程度上还是集中在宫廷和寺院的，许多公共文化活动是以寺院为中心举行。宋代则有各类展示在十字街头的文化活动，世俗的文化、市井的文化在这个时期开始大放异彩。包括通衢路畔说书的、饮茶的、杂耍的，生动活泼。茶楼酒肆、巷陌街坊，都成为士人呼朋唤友往来的空间、交游的场所。在《清明上河图》中看到的、《东京梦华录》里读到的，都会让我们注意到，城市里面有很多士人、民众热络交往、相互会聚的公共空间。

文学重心的下移

两宋时期，文学重心逐渐下移，成为文化史上引人注目的现象。所谓“文学重心下移”，主要是指文学体裁从诗文扩展到词、曲、小说，与市井有了更为密切的关系；创作主体从士族文人扩大到庶族文人，进而扩大到市井文人；文学的接受者扩大到市民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大众。当时，在都市的街头巷尾，活跃着一些讲史、说书的艺人，他们不仅是故事情节的传播者，也是文学作品的丰富者、参与创造者。而生活在市井中的普通民众，也成为文学艺术的直接欣赏者和接受者。随着都市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兴起，世俗文化大放异彩，在道路通衢、瓦子勾栏，有说书的、杂耍的、讲史的，也有街头的饮茶活动，这些都是市民文化勃兴的重要标志。

晚唐五代，词作开始从青楼楚馆走出来，到宋代已经蔚为大观。以北宋词作家柳永的《八声甘州》和《定风波》为例，前者“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抒写了作者漂泊江湖的愁思和仕途失意的悲慨；后者“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则体现了民间女子的生活追求与内心情事。由此我们看到宋代词作家“清雅”与“俚俗”并存的审美风尚。

唐代的李白与宋代的苏轼，都是一流的文豪，李白的《望庐山瀑布》、苏轼的《题西林壁》，都是歌咏庐山的名作。两相比对，我们会感觉到，二者诗作风格与追求的不同，正像钱锺书先生所说，唐人注重山川气象、丰神情韵，宋人则追求人文意象、筋骨思理。

在宋人心目中，通常认为诗适合严肃庄重的题材，词宜于表达妩媚细腻的情感。以著名女词人李清照为例，她生活在两宋之交，生活从安逸到颠沛流离，对当时的社会状态有着深切的感受，凡慷慨悲怆的心绪，往往用诗来表现，而幽约委婉的情调，则会用词来阐发。她的诗《乌江》与词《声声慢》，内容主题不同，体裁选择也就不同。不过宋词也不仅仅有婉约清新的风格，苏轼、辛弃疾等人都有许多豪放洒脱的词作，烘托出宋词的绚烂大观。曾经有个小故事，说：

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

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

公为之绝倒。

宋学的兴起

谈到宋代文化风气的演化，离不开对于宋学和儒学的认识。在我的理解中，“宋学”“新儒学”“理学”和“道学”这四个概念的内涵是渐次收窄的。也就是说，宋代所有学术成就都包括在宋学之内；新儒学是宋学的主流，重点在于对先秦两汉儒学经典的重新解释阐发；新儒学中最具代表性的派别是理学；道学主要是指二程兄弟和朱熹这一派系，是理学的主流派。

新儒家在当时所代表的，是一种新的思想、新的文化。所谓“新”，主要是指对于儒学经典的新阐发，体现出对于“理”“道”的深切追求。我们现在说到理学或者道学时，会觉得是对人们思想的一种束缚，但是在宋代，它是一种思想创新，是思想解放的结果。当时这些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把“理”作为根本性的追求，将其置于超越性的地位之上。

对于“理”，朱熹有一种解释，他说：“天下之物，则必各有所以然之故与其所当然之则，所谓‘理’也。”他的意思是说，万事万物的状态及其运行，都有其内在的原因，都贯穿着根本性的规律、法则；这样一种根本性的规律和法则，是运行于天地之间、人世之间、万事万物之间的，是贯通性、渗透性的。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的学者并非将学问束之高阁，他们也是政治的实践者。理学家们把他们“正心诚意”的认识与追求，或者说这样一种境界、一种原则，贯穿到他们的治学，也贯穿到他们的从政方式里面。

如余英时先生所说，事实上，“政”与“学”兼收并蓄，不仅朱熹为然，两宋士大夫几乎无不如是。政治文化是一个富于弹性的概念，既包括了政治，也涵盖了学术，更点出了二者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不但如此，这一概念有超个人的含义，可以笼罩士大夫群体所体现的时代风格。

士人的交游活动

文化知识、文学作品的普及需要依托于特定的技术手段，像雕版印刷的发展，就成为重要的条件之一。当时不仅是国子监和地方官学，私人的家馆、私塾，以及社会上的书铺，都可能刻板印书。宋人如邢昺、苏轼，都曾经提到印刷术对于知识传播的帮助，说“今板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南宋史学家王称《东都事略》的绍熙刻本，目录后有牌记标明：“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版。”可见当时已经有了“版权保护”的明确意识。

通过读书、科举、仕宦、创作、教学、游赏等活动，宋代的文人士大夫结成了多种类型、不同层次的交游圈，这是当时重要的人际网络。

当时这些士人的交游活动非常兴盛。像真率会、耆英会、九老会、同乡会、同年会等各种各样的聚会形式，层出不穷。有时“耆老者六七人，相与会于城中之名园古寺，且为之约：果实不过五物，肴膳不过五品，酒则无算。以俭则易供，简则易继也。命之曰‘真率会’”。都市中的茶楼、酒肆，成为文人交往、“期朋约友”的场所。《梦粱录》的相关记录就提到：“汴京熟食店张挂名画，所以勾引观者，流连食客。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皆士大夫期朋约友会聚之处。巷陌街坊，自有提茶瓶沿门点茶者。”

不仅在这些城市公共空间里，我们看到一些私人的花园、亭馆也成了士人交游访友的去处。像洛阳的花圃、苏州的园林，不少名人宅邸也有频繁的交往活动，苏州城内的中隐堂、昆山附近的乐庵、松江之滨的臞庵，都是这样的地方。史称“臞庵，在松江之滨。邑人王份有超俗趣，营此以居。围江湖以入圃，故多柳塘花屿，景物秀野，名闻四方。一时名胜喜游之，皆为题诗”。时人以为“心闲事事幽”，四方友朋、挂冠而归的“耆德硕儒”，经常往来酬酢，“极文酒之乐”，“以经史图画自娱”。

传为李公麟所作的《西园雅集图》以及米芾所写的《西园雅集图记》，早为大家所熟知。一直传为佳话的北宋“西园雅集”，就是当年像苏轼、苏辙兄弟以及黄庭坚、李公麟这样一些精英人物会聚于驸马王诜园邸，赋诗、题词的盛事。往来之际，煎茶点茶、酌酒吟诗，米芾称道说：“人物秀发，各肖其形，自有林下风味，无一点尘埃气。”对于这幅图及其图记，学界有些争议；究竟是否真有这样一次“雅集”，也有不同意见。其实，画卷毕竟不是照片，不是场景的复制，很有可能是绘制者“荟萃”的呈现。而且从文彦博的诗句中我们读到他对“洛中同甲会”的称颂，“此会从来诚未有，洛中应作画图传”，可见当时或许确有此类画作。南宋王十朋也提到：“会同僚于郡斋，煮惠山泉，烹建溪茶，酌瞿唐春。”文人士大夫常常流连忘返于这种其乐融融的场景之中。士人也将茶具、酒器、梅花、新茶等作为重要的礼品彼此互赠。

宋代的士人可能从事形形色色的公务事任，进行多姿多彩的交游活动，也有很多独处静思的时间。“焚香引幽步，酌茗开净筵。”宋人的“四般闲事”——焚香、点茶、挂画、插花，是生活意趣的体现，也是日常的雅致技艺。“闲”，并非单指时间的闲散，更是指心情的优裕从容。尽管香、茶、画、花皆非宋代独有，宋人却赋予了其“雅”的意境与韵味，以这些“物事”承载了他们内心对于“文雅”的理解。在不同的空间场合、不同的文化氛围中，发展出了丰富的生活方式，也展现出士人的多样性情。

通过唐宋时期图像、雕塑中人物形象的比较，也可以看出宋代平民化、世俗化与人文化的趋势。唐代的绘画与雕塑中的人物大多是帝王、大臣、上层人物，即便普通仕女，也是形象丰腴、闲适。而宋朝则有大量描写下层人物劳作生活的绘画和雕塑作品，反映出时人对庶民生活状态的关注。人物形象的呈现愈益贴近现实，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的画家工匠认为何种形象具有美感，值得呈现。

宋代的人物墓志、传记之类的文本内容，也从华美浮泛走向生活化、个性化。从经典阐释、史论篇章到文学作品、笔记尺牍，都更加措意于人生价值的追求。地方志之类的著述，重心逐渐转向对于乡贤人物、乡土情怀的关注。凡此种种，都显示出人文化的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