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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我从事的这一领域，历史撰述是如何发展的呢？它与其他社会科学之间是什么关系？下面几章将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
《历史学有进步吗？》（“Has History Made Progress？”）（此前没有发表过）是1979年在伯克贝克学院（Birkbeck College）所作的稍有延迟的开学演讲。
历史学有进步吗？对一个即将退休的人来说，从作为大学生、研究人员，再到1947年以来在伯克贝克学院执教，回顾一下这40年来的历史研究，是十分自然的事。也许可以用另一种问法：我在职业生涯都做了哪些工作？大概就是这么一个问题，但也不是非常确切。因为上述问题假定，“进步”一词在某种程度上适用于像历史这样的学科。是不是适用呢？
对许多学科而言，“进步”一词显然适用，但有人认为——至少我就这么认为——其他学科则不适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在图书馆中可看到这种区分。在自然科学中，理性观察者从未真正地怀疑过它的进步，除用于基础教学和有时作简短的综述外，这些领域中已几乎用不到什么著作，因为这些著作被淘汰的速率与它们进步的速率是相等的，在我和大家的一生中，这种进步非常惊人。除了对他们伟大前辈的深深敬意（pietas）或是对学科史感兴趣的人，这些领域没有经典之作可读。牛顿、克拉克·麦克斯韦、孟德尔的研究已被融入更广阔、显然更充分的对自然科学体系的认识中，或者，反过来说，今天，中等水平的物理学研究生就比牛顿当初对这个体系的理解更为深刻。历史学家和其他自然科学发展过程的研究者认为，自然科学的进步绝非线性的，但其存在则是不可置疑的。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仔细思考文学批评这门唯一一直在大学中开设的富有创造性的人文学科，它除了繁琐的学问及技术上更趋复杂外，进步既无可证实，又无可信从。20世纪的文学并不比17世纪的文学高明，约翰逊博士的评论也不比利维斯博士的评论差，正因为这样，罗兰·巴特才显得与众不同。大量的学术性或其他评论性作品都已杳无踪影，只留下了博士研究生们的论文，但是，如果说这些作品能幸存下来，那并不是因为它们时间上更近些、它们能取代其前辈的作品，而是由于他们被人们——你很难界定是哪些人——认为是充分显示了自己聪明才智与高超的领悟力的人。当然，有一部分文学研究就是历史的特殊形式，不管是文学史也好还是文学批评史也好，都是如此。我的看法不适用于此类研究，也不适用作为历史而不是作为评论在学校开设的其他同类学科，如艺术史。英语学科需要读书，大概因为这个原因，它大量地出书。
对于“进步”的概念，其他学科至少总体上似乎很难适用，如哲学和法学这两门学科。柏拉图没有被笛卡尔抛弃、笛卡尔没有被康德抛弃、康德没有被黑格尔抛弃，我们无法探明智慧的积累过程，无法证明后人对前人研究的吸收恰恰证明前人研究的永久正确。我们确实经常看到旧的、非常古老的学术一脉相承地传下来，或是看到旧的、古老学术的再兴，很像那些剧作家以此成名的20世纪20年代或70年代莎士比亚戏剧形式的作品。上述现象说明，当我们在现代竞技体育中看到“进步”——今天的人能比50年前的人跑得更快、跳得更远，并很可能将继续提高他们的运动成绩，在略有改变但基本未变的象棋选手的比赛中，则看不出有同样的进步趋势。
一方面，仅仅因为历史学家不仅撰写出并阅读包括古代著作在内的所有读物，历史学与上述第二种学科具有某些共通之处。另一方面，历史学家确实处于更替之中，尽管比科学家的淘汰速率要慢。我们不去读吉本的著作，但仍然读康德和卢梭的著作，因为他们的著作与我们自身的问题密切相关。尽管我们对吉本的学识怀有深深的崇敬，但我们读他的著作，不是为了了解罗马帝国的盛衰，而是因为其作品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也就是说，大多数职业历史学家，除了在闲暇时间外，他们根本不去读吉本的著作。如果我们真正去读了前辈史学家的著作，要么因为他们为我们提供了某些具有永久价值的历史材料，如无可替代的中世纪版的编年史，要么因为恰巧他们感兴趣的课题并未吸引随后著作的注意，而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我们恰恰又对这个课题重新产生了兴趣，换句话说，在这个课题上，前辈历史学家尚 不 属于旧史学家。这是历史再版业的经济基础。但是，一本著作在它出版一个世纪以后可能又重新露面这一事实，提出了——至少涉及了——一个我今天下午在问自己的问题：我们能说历史中有“进步”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进步的特征是什么？
以历史学家变得是不是更有学问，或是更有智慧这个标准来衡量，显然没有什么进步。尽管历史学家接触了更多的知识，但他们确实没有变得更加博学。尽管有事例可资说明，我仍不敢肯定他们是否变得更加聪明。过去的一两个世纪中，历史一直不是一门需要巨大智力的学科。我在从事历史研究时，曾一度与需要巨大智能、至少需要一些机智的学科的研究者，即英国剑桥和美国坎布里奇
的经济学家保持密切联系，我从未忘记这段试图与这群非常精明的人打交道的有益而又令人感到抑郁的经历。我并不是说50年前的历史学家中没有与经济学家同样聪明的人，从某种程度上看，一个人只要具备努力工作的能力和一些类似侦探的机智，过去和现在都可以在史学领域作出一些贡献，并可因此享有大小不等的名声。一方面，有人甚至可能认为，在正统史学被伟大的兰克传统统治的长时期里，强烈反对运用理论和推论成为正统史学的一大特征，这种传统鼓励在思维上因循保守，而兰克本人在思维上通常就没有什么创见。另一方面，有些国家一度在史学领域出现了相反的思想，如在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法国，出现了一种别具一格的史学方法——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年鉴学派”——数十年来，它在法国社会科学中已成为一门显学。无论如何，聪明过人的历史学家一直不乏其人。对于某些类型的历史而言——如那些需要利用其他社会科学某些概念和模型、或利用哲学的历史——今天可能需要与其他学科同等程度的聪明才智。至少某些历史不再是一种轻松的智力选择。但相对而言，这一点无足轻重。
那么，从哪个意义非凡的方面人们可以说历史学已经取得了进步了呢？在历史学家正试图做些什么、或在什么是历史学家的题材这一问题上，历史学家本身并未取得一致意见，就此而言，对历史学是否取得进步的问题并没有明确的答案。让我来举一个例子，所有过去发生的事情都是历史，所有现在发生的事也是历史。在我从事史学研究的过程中，历史已延伸了40年，顺带把我、我的同代人——也包括诸位——连同研究历史的学者都变成了历史题材。因此，所有历史研究都包含着选择，一种微不足道的选择，即在过去人类活动的无限范围以及从影响人类这些活动的无限范围中作出极为有限的选择。但这种选择，并无公认的标准，任何在某种情况下选定的标准，很快将会改变。当历史学家认为历史主要由伟大人物决定的时候，他们的选择显然不同于他们不这么认为的时候。因此就形成了非常坚固和有效的一系列堡垒，在堡垒背后，史学界的老顽固们（以及那些拒绝历史的人）能够固守其立场，并能确保他们总能选择合意的立场。
任何按照既定的学术标准研究过去的人就是一名历史学家。这是我这一行当的所有人都共认的原则。我怎么能否认哪怕是最缺乏思想的陈年流水账的合理性呢？这些事今天看上去很琐碎，明天就未必是这样。要知道，过去20年中发生重大变革的大量的历史人口统计都仰赖于谱系学家们最初收集的材料，这些谱系学家收集这些材料要么是出于势利，要么出于神学目的，因为当初摩门教徒聚集于盐湖城，非摩门教徒不得享有其利益。所以，历史学家总是要经常地反思，或经常受到各种哲学和方法论的挑战者们的追赶。
避免类似争议的途径之一就是搞清楚过去几代学者的研究中究竟有些什么，并且要看这些研究中是否包含了这个学科系统的发展趋势。这并非为证明“进步”，但可以更好说明这门学科不仅仅是在个人爱好、现实政治和现实思想、甚至纯粹是一种时尚的风浪中颠簸的一叶学术孤舟。
让我们回顾一下成为现代自然科学史非常重要的转折点的19世纪90年代中期。历史作为一门受人尊敬的学科已牢固地建立起来。档案得到了整理，现在仍然存在的专业学刊——广言之，《英国历史评论》（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史评》（ Revue Historique ）、《历史学刊》（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美国历史评论》（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等统统都属于19世纪后期的产物——那时都已创办起来，这门学科的属性似乎已经明确无误。公共生活中，伟大的历史学家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人物——在英国，主教和贵族也加入历史学家行列。法国人对史学原则和史学方法作了阐述，而阿克顿勋爵甚至认为完成一部权威的《剑桥现代史》的时机已经成熟，这部历史应当认可历史学的进步，同时又可能质疑历史学进一步发展的无益。不到50年后，即使在剑桥大学这所现代历史发源地，也认为这个学科过于陈旧，必须要进行彻底的更新。然而，即使在这一胜利时刻，仍有怀疑论者。
人们主要对历史题材的本质提出质疑——那时的历史题材主要是叙述和描绘性的、政治和制度性的，或者说就像后来在英国讽刺作品《1066年及其一切》（ 1066 and All That ）中讽刺的那样；人们还对历史推论的可能性提出质疑。这些质疑主要来自社会科学界以及来自认为历史应该是社会科学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局外人。大部分坚定的历史学家完全不理会这些质疑。19世纪90年代中期在德国，因与当时一位史学异端、现在则不像异端的卡尔·兰普雷希特的挑战有关，对上述问题的争论颇有些不堪回首。正统历史学家们认为，历史基本上是描述性的，人物、事件和环境差异如此之大，人们不可能对社会进行推论。因而，也不可能有“历史规律”。
实际上，这里有争议的是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从构成正统历史基本题材的过去所作的实际选择。它主要研究政治事务，在现代主要是研究民族国家的政治事务，尤其是外交政策。这种研究集中在伟大人物身上。当它认为过去的其他方面可能需要研究的时候，就会把这些方面推给像文化史、经济史这些与历史关系模糊的分支学科，除非这些分支学科构成政策决策的主要内容。简言之，正统史学选择的面既非常狭窄，并且，就像曾经显示的那样，在政治上又显得非常片面。第二，正统史学从不试图把过去的各个方面放入到系统的结构性或具有因果联系的关系中，更不会试图从经济和社会因素来解释政治活动，尤其是拒不采用任何人类社会发展进化的模型（尽管正统史学的研究实际上包含着这样一种模型），拒不采用任何历史发展阶段的模型。格奥尔格·冯·贝洛指出，这类事情在自然科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甚至神学家中间，可能非常普遍，只不过神学家在历史上并无地位。
上述观点实际上是19世纪中后期的历史学对早期、特别是18世纪历史发展的一种反动。但是，我现在不愿对此加以讨论。无论如何，不论是在苏格兰还是哥廷根，18世纪的历史学家以及有历史思维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他们在技术上还不能真正解决普遍的历史问题，这些问题就是应该确立社会组织的一般规范和社会变迁的一般规律，把这些规律引入到与政治制度和政治事件的关系中，并且还要考虑到历史事件的唯一性以及人们自觉决策的独特性。我的观点是：主宰西方高等院校的兰克正统史学的极端立场不仅受到基于思想观念的挑战，而且还由于它的褊狭及墨守成规而受到质疑；这是一场打不赢的战斗，尽管它是一场包围战。
我要强调一下第一点，因为正统派喜欢把挑战看成来自意识形态方面，更具体地说就是来自社会主义、甚至是马克思主义的挑战。19世纪90年代中期，《历史学刊》的辩护者并非无缘无故地断言，他们所反对的就是相对于“个人主义”的“集体主义”历史观和“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念”；每个人都知道他们话中的含义。但这种挑战并非来自意识形态。那些与历史学家不同的科学和学科的学者，拒绝把历史看作——至少从他们的角度——是国王和大人物们随心所欲地所做的一件又一件伤天害理的事，即使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边不谈，我们也能看到对正统的反叛绝不仅仅局限于单一的意识形态方面。这包括了马克思和孔德的追随者们以及像兰普雷希特这些人，他们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绝非反叛，这也包括马克斯·韦伯和涂尔干的追随者。例如，在法国，对正统历史、即所谓“事件史”的反叛，就历史原因而言，与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什么确切的关系，对此，我们在这里不加讨论。但在1914年前，尽管受到了制度性堡垒的有力保护，正统派已开始全面退却。第11版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1910年）已注意到，从19世纪中期开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系统地用唯物主义来代替历史分析中的唯心主义框架，由此导致了“经济史或社会史”的兴起。
如果我说这种势不可挡的连续进步趋势非常 普遍 ，并不是因为我希望贬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对这个趋势以及在这个趋势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我是最不愿意这样做的人，即使在19世纪末，也几乎没有哪位严肃的学者想这么做。我试图说明的是，在这几代人的时间里，历史编纂学已沿着一个独特的方向在行进，它既不考虑历史学家的思想意识，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与力量强大、习惯上已根深蒂固的历史同行进行着较量。1914年以前，历史学家的压力大部分来自历史学之外：来自经济学家（在某些国家中，他们对历史具有强烈的偏见）、社会学家，还有一例——在法国——来自地理学家，甚至还有法学家。例如，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争议很大的社会与宗教的关系这一关键问题，或者更具体地说，回顾一下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起源的关系问题，如果不考虑作为最初引发这一问题讨论的马克思的研究，那么，最早的经典著作则是由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及神学家特勒尔奇撰写的。其后，正统派内部开始分化。在法国，著名的《年鉴》学刊——最初独树一帜地称作《经济社会史年鉴》（ Annales d'Histoire Economique et Sociale ），从设立在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基地向巴黎正统史学的据点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在英国，由几个马克思主义局外人创办的《过去与现在》学刊——但很快扩展了它的基础——在20世纪50年代以惊人的速度确立了国际声誉。在联邦德国，第一个——大概也是最后一个——传统堡垒在20世纪60年代受到了德国民族主义激进分子的挑战，同时也受到那些有意在被认为是魏玛时代的民主人士和共和主义者的一两个历史学家身上寻求灵感的人们的挑战。他们一再强调按照社会和经济发展来解释政治活动。
其后，这种趋向已确凿无疑。诸位只要把格兰特和坦珀利的《19和20世纪的欧洲》（ Europe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y ）这类两次大战之间英国人编写的欧洲历史的标准教科书，与约翰·罗伯茨的《1880—1945年的欧洲》（ Europe 1880—1945 ）这类当代标准著作进行一番比较，就能发现自从我上学以来这类著述的重大变化。在这里，我有意选择了一位以行稳健的中庸之道而沾沾自喜，或者甚至是带有保守色彩的现代学者。旧著作的第一章只有16个页码，概述了欧洲的国家体系、权力制衡以及主要的大陆国家，还加上一些对法国 哲学家 ——伏尔泰、卢梭等人——的评价以及对“自由、平等、博爱”的评价。比旧著作晚出版40年的新著作，第一章篇幅很长，主要是论述欧洲经济结构，接下来的一章则是篇幅相对较短的“社会：制度及其设想”，论述了政治模式和宗教信仰，我们尚未读到国际关系方面的论述，但这两章已各占了60页左右的篇幅。
20世纪史学著述中的核心内容正是19世纪90年代正统史学家完全拒斥的东西，这是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相融合的结果。当然，历史学只能部分地融入社会科学或其他任何学科之中。我并不是说应该阻止某些历史学家去集中研究那些可由具有历史意识的人口学家或经济学家解决的问题。无论如何，我都不是这个意思。当然，历史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并不仅仅是单向的。如果历史学家能越来越多地从其他社会科学中借鉴其研究方法和设计的模型，社会科学也会越来越多地把它们自身融入历史学中，并会同样关注历史学家的成果。19世纪末的教授们理所当然要把进化论的模型和当代社会科学模型作为思想简单和虚无缥缈的东西予以拒斥，并且，大多数今天流行的模型仍有可能被人以上述理由合理地拒斥。
然而，事实上，历史学已经从纯描写及叙述转向了分析和说明；从集中研究独一无二和单个事件转向对规律的研究和推论。从某种程度上说，传统史学观念完全被颠倒了过来。
所有这一切构成了进步吗？回答是肯定的，在最朴素的意义上，上述这一切构成了进步。我认为，作为一门严肃的学科，历史既不可能是万能的，也不可能以种种借口与其他学科断绝联系，后者探索的是地球上生命的变迁、我们祖先进化到何时开始留下历史记载，就此而言，它们研究的是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以及以人类为其中特殊情形的社会动物族群。我们都会认为上述学科没有、也不可能、更不应该详尽无遗地涵盖历史的整个范畴，但就历史研究在几代人的努力下已与其他学科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而言，它就有可能比兰克和阿克顿勋爵更好地理解是什么使人发展到了今天。最广泛意义上的历史研究的本质，毕竟是研究智人如何从旧石器时代发展到原子时代，以及为何要从旧石器时代发展到原子时代。
如果我们不着手解决人类变迁的基本问题，或者，我们若不关注专家在人类变革——这个进程仍在继续——背景中研究的人类活动，那么，我们作为历史学家将沉湎于饾饤之学，或沉湎于智力游戏及其他游戏中。当然，人们很容易能够找出为何历史要与其他研究人类的学科相分离，或是与其他直接影响这类研究的学科相分离的原因，但没有一个原因能讲得通。这些原因全部把历史学家的中心工作留给非历史学家（这些人很清楚有人将要研究这件事）去做，然后利用非历史学家的失败来进一步论证历史学家应远离那班不中用的学者。
我已经指出，上述方面不能穷尽历史学家的活动。历史不能并入到历史社会学或社会生物学这类向后反推的学科中。历史是 自成一体 （sui generis）的，也必须 自成一体 ，在这点上，史学界的保守主义者则是正确的。部分是由于非常琐细的缘故。许多历史学家以及更多的读者恰恰就对人类单个成员的命运具有特别的兴趣，对此，一个动物生态学家会觉得并不值得为此而写学术论文，或者说，许多历史学家正是对那些被规律性的研究淹没了的微型事件和具体背景感兴趣。如果生物学家们愿意，他们可以把历史学家研究人类活动的方法用来研究动物的活动。小说《水往低处流》（ Watership Down ）的手法与一位旧式历史学家——当然是像写《远征记》（ Anabasis ）的色诺芬那类古代历史学家——描写兔子的写法完全一致。（我估计作者是以动物学家的语调来描写的。）但还是有一些并非琐细的原因。因为，不管我们是否会想到格莱斯顿和迪斯累里细微处的差别，除非虚构，我们绝不能用这种方式来描写动物，因为我们没有让它们在某种情况下像人类那样思考、交谈以及活动。需要提醒社会生物学家们注意的是，人类与动物的差异之处就像其间的相似之处一样。
人类创造自身的世界和自身的历史。这显然不是说人类能通过自觉的选择（不论“自觉的选择”指什么）随意地做到这一点，也不是说可通过研究人们的意识来把握历史。这显然无法做到。它的意思是说，人类社会的变革是通过许许多多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让我们在广义上把它们称之为“文化”）作为中介而发生作用，以及通过许许多多至少大部分是有意识构思的制度及实践——如政府和政策——而发生作用。我们既可以创造也可以变换人类生活中的这些装备。在我们的生活中——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更大的历史问题之一——由于我们有语言，我们总会形成关于我们自身及我们活动的思想并总是能表达出来。
这些事情完全不应被忽略。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明显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就是因为它们自1945年以来各自采用了一整套基于不同思想的不同制度和不同的政策。我并不是说它们不能有另外的发展途径。决定论式的历史必然性问题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在这里不准备来讨论它——而意识和文化的作用问题，或者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常常被这两者的相互混杂而弄得混乱不堪和模糊不清。我的意思是说，在人类建立的社会制度中，历史无法排除意识、文化以及有计划的行为。请允许我插入一句，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比其他历史观更加明确地认识到人类作为历史主体和历史创造者能做些什么，以及人类作为历史客体不能做什么。附带说一下，马克思主义是最科学的历史观，因为作为真正认知社会学的鼻祖，马克思还发展了关于历史学家自身的思想将受其社会存在影响的理论。
让我还是回到主要问题上来。是的，至少在过去的三代人中，历史学获得了进步。这种进步主要是通过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相互交融实现的，但这种进步向来不剧烈，而且目前可能陷入了困境。首先，进步的主要部分当然是通过必要的简化研究来获得，由于进步的目标已实现，这种简化研究就暴露了一定的缺陷。这就是为什么目前出现了一股重新重视被史学激进派长期贬低了的政治史的明显趋势。当然，这类新型的政治史几乎就是大多数被遗弃的19世纪档案爬梳的翻版——这与剑桥历史学家没什么两样，通常是故作高深的新保守主义的翻版——他们研究在地方自治危机或在1931年的内阁中的人和事。我们最好还是来引用一段雅克·勒高夫的话：“政治史通过借用使之黯然失色的那些社会科学的方法、态度以及理论已慢慢地……恢复了活力。”在19世纪前更是如此。
其次，随着社会科学的巨大发展，特别是作为一组学术上既定的兴趣，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交融正发生偏离和分裂。我们现在有一种“新”经济史，它主要把流行的学术理论用于分析过去的问题，社会人类学、心理分析、结构语言或者所有其他学科及伪学科也非常相似，这些学科和伪学科有助于急功近利的青年男女，凭借开创一种新的时尚或言前人所未言而一举成名。以新鲜感来作标签有助于在内行中推销历史，就像新鲜感有助于在广大公众中推销洗衣粉一样。我当然不是反对历史学家借用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和思想，并把他们的最新成果吸收到自己的研究中，对历史而言，这些学科既有用又互相关联。它好比把历史的货物分别装进一系列互不相通的容器中。我认为并没有什么经济史、社会史、人类学史或是精神分析史——只有一门历史。
再次，也就是第三个现象，即史学研究突如其来的膨胀，这一现象大概是过去二三十年最引人注目的成就，这一现象加速了历史和其他学科的分化趋势。正如我前面所讲，所有的历史研究都是一种选择。我们现在比任何前人更加体会到这种选择通常是多么的狭窄。我们随便举几个最近才成为专门领域或分支学科的例子，它们有的创办了学术刊物和学术机构，这些刊物和机构对学者而言，就好比印度洋岛屿的联合国成员国资格一样，他们研究的是家庭、女人、儿童状态、死亡、性行为、礼仪及象征体系（研究节日和狂欢节更时髦）、食物及烹饪、气候、犯罪、身体特征及人的健康状况，更不必说从前在地理上和社会上未被开发、或甚至是未被发现的陆地和地区了。它们并非都是新学科，但它们现在成了公认的历史研究的一部分。你可以在主要刊物上读到关于马达加斯加空间概念的文章，以及法国人中眼睛颜色分布变迁的文章，你还可以读到迄今为止被忽略了的普通人的历史。
历史研究的这种扩张主义与普遍性是件好事。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历史是“无所不包的”，尽管现行的历史范畴仅仅是20世纪后期的历史学家对他们所感兴趣的事情的选择。就人们越来越把历史变成我认为应该达到的那种状态，即至少把历史放入社会科学的一般框架中而言，历史研究向更加全面的方向发展更值得欢迎。不过，在现阶段人们越来越把主要历史刊物变成类似古玩市场上的那些东西。这些刊物的各部分内容全部来自过去，除此以外，相互之间则没有什么联系。
自此出发，我们历史学家走向哪里呢？我无法预测未来的发展，部分是由于（就像在其他任何学科一样）未来的发展可能不会超出我们所提的问题及设计的模型，这是很难预测的（“范式”是一个流行语）；部分是由于历史是一门不太成熟的学科，在这门专业之外甚至在这门专业之内，对于什么是关键的问题并无真正的共识；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历史学家本身就属于他自己研究的主体，这与非人文学科的学者大不一样。一方面，我并不赞成极端怀疑论所说的历史，他们认为历史学家所能做的仅仅是写一些换汤不换药的当代史，但我们只能用某些当代视角来观察历史则是无可置疑的。另一方面，可以说，我所谈论的未来的发展可能包括以下三点：
第一，再次谈论人类变革这个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这个问题是历史的关键问题。还可以附带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世界上只有一个地区而没有在其他地区完成了从狩猎—采集到现代工业社会的全部行程？一旦历史学家认识到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普遍而又关键的问题，它会吸引中世纪加冕礼的研究者，一如吸引冷战起源的研究者，他们就可以把这个问题归入到他们特定的研究领域中。他们可能会把他们的研究领域扩展到理性的或至少是可操作的境地，而非随意的境地。令人欣慰的是，有迹象表明至少这个问题的关键部分即资本主义的历史起源和发展，再一次作为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普遍关心的问题而引起了讨论。这种讨论可能是现阶段全球经济危机比较积极的影响之一。历史进步指日可待，甚至可能重新开始。
第二，关于事物如何相互融合的问题。我并不是说通过研究这个中心问题可以确定历史变革的主要机制，这一点我在第一个问题中已含蓄地提过。我是指人类生活不同方面相互作用的方式，如在经济、政治活动、家庭及性关系、广义或狭义范畴的文化或感觉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这种相互作用方式在19世纪的欧洲非常明显，它们由资本主义经济的成功所决定，这一直是我研究的主要课题，不管怎么说，看不到作为重要事实的这些方面，是不可能对问题进行分析的。但显而易见的是，即使在资本主义经济的中心地区，这种经济的成功也是通过过去的历史产物发生影响并影响着过去的历史产物。它毁灭了某些东西，又创造了某些东西，但它更经常地适应、吸收并修改那些已经存在的东西。可以肯定，如果你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比如，从19世纪60年代的日本这个角度来看，一个先前即已存在的社会可能会把采用经过改造和同化的资本主义经济作为一条保存自己的途径。因此，单纯的决定论或功能论并不适用。
我不想让你们中的非历史学家对19世纪的例子感到厌烦，让我把一部分问题转换到现在。自1950年以来，我们已一直经历着可能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社会及文化变迁，并且不会有人怀疑这些变迁来源于经济及科技的发展。也没有人会怀疑这些变迁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联系的——如果诸位愿意听一句专业术语的话，我们可以说这些变迁形成了一种“综合征”。但是对于非洲和亚洲以外地区农民的急剧减少、对于罗马天主教的困窘、对于摇滚乐的兴起、对于全球共产主义事业的衰落、对于西方婚姻和家庭形式的危机、对于先锋派艺术的破产、对于科学家的兴趣转入宇宙的历史发展、对于清教工作伦理及议会政府的没落及偶尔在伦敦《金融时报》（ Financial Times ）或所有其他报纸上对艺术的详尽报道而言，它们与上述基本变迁的确切关系到底是什么呢？而上述变化之间的相互联系又有哪些？这些问题极为有趣、极为重要，但要回答这些问题也极为困难。尽管如此，历史学家仍必须再次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他们将会比孟德斯鸠更进一步——他们还应再比马克思更前进一步。
第三，这一组问题与历史学家的传统兴趣更为密切。具体的历史经验、历史事件和历史背景造成了哪些区别或者没有造成哪些区别呢？这些问题可以把相对琐细的、关于个人的作用或某些决策的作用包括进来，例如：“如果拿破仑赢得了滑铁卢战役的胜利，结果会是什么样子？”它们还同样包括一些更有趣的问题，如为什么在19世纪的德国和奥地利、在18世纪的英格兰和苏格兰，思想史的差异如此悬殊，而从语言及文化上来看这两对国家中的每一对都属于一个整体。尤为重要的是，它们能把实际重要的问题包括进来，就像某一位经济学家所知道的那样，他发现的经济增长的诀窍在某些国家或某些阶段极具效力，但在另一类国家、另一类时间则不发生作用，比方说，在瑞典和奥地利发生作用，而在英国则不发生作用。
这些问题与其说是研究性质的问题——尽管它可能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倒不如说是方法论问题：即比较研究和反事实研究这类惹人注目的问题。要知道，历史学是从其他运用历史思维的社会科学中分离出来的独立的学科，在历史中，不可能有两件同样的事。历史学可以被定义成： 必须 探讨不同事物与相同事物之间关系的研究。即使明明是独一无二或不可重复的事件——比如像毛泽东去世或列宁到达芬兰车站这类事件的影响——那也使历史有别于一般的趣闻轶事和与（我很抱歉我常常这么说）小说一样古怪或比小说更古怪、甚至比小说更枯燥的纪实性描述。有迹象表明，目前许多历史学家已真正地对比较研究与反事实研究发生了兴趣，但我可以肯定，我们尚未对此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现在我来作一总结。在20世纪，历史艰难而又曲折地向前迈进，但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进步。我的意思是说，我认为“进步”一词完全适用于历史学科，历史学有可能更好地解释客观真实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即更好地解释复杂、对立但并非捉摸不定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我知道有人否认这一点。历史受思想和政治的影响如此之深，以至于它真正的研究对象、研究目的一次又一次地受到质疑，尤其当它的结论带来了令人不快的政治后果时更是如此。这一点已在1914年以前的德国学术史上体现出来，而到1914年后，这一点则体现得更加明显。在人们的争论当中，历史不是被看成纯粹的主观事物，就是被分解、弱化，称之为不向自然科学、甚至公认的社会科学批评者开放。
事实是这样的，历史学家确实在属于本质探讨的灰暗区域进行研究——即使这个区域属于本质的选择——但经常地受到我们的身份以及我们的主观愿望的影响：这是我们历史学科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且，我们当然有一个主观意识。我非常赞成那位被人忽略的伟大历史哲学家伊本·赫勒敦在600年前（即1375—1381年）为《普通历史》写下的杰出的序言（详见“前言”）。
自历史学在18世纪中期被公认是一门学科以来，人们对实施伊本·赫勒敦的构想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某些贡献是我的同时代人作出的。当我回顾这30多年的研究、教学以及著述工作时，我希望人们能够同样认为我也作出过小小的贡献。但即使我未能做到，即使有人不承认历史有任何进步，大概没有人能够否认我是乐在其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