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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最早作为纪念戴维·格拉斯的演讲在伦敦经济学院（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讲述，后由该院单独出版，并发表在《新左派评论》第125期（1981年2月）第3—19页。收入本书时作了少量压缩。
这是第一篇专门纪念戴维·格拉斯的演讲。戴维·格拉斯是伦敦经济学院最杰出的学者之一，他长期在该学院任教，其声誉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他在此任教的那个阶段。我还应加上一句，在一个并不是那里的每个人都能这样做的时期，他代表了伦敦经济学院最好的传统：为使社会更加美好而理解社会的传统、本能的激进主义传统、其学者来自寻常巷陌（就像他自己）的学院传统。典型的例子是，他在自己的第一部人口学著作中得出结论——在他有生之年，他是英国最杰出的实践者——并呼吁“为工人阶级提供条件，使他们不因抚养孩子而陷入经济和社会困顿中”。他为自己成为继1855年著名的威廉·法尔博士以来，第一个入选皇家学会的社会科学家而感到自豪，因为他把自己看作（像法尔一样）是一个 融入 社会并 为 社会 服务 的社会科学家，而不仅仅是一个与社会有关的社会科学家。
所以，这篇专门来纪念他的演讲理应讨论“社会趋势”问题，据我的理解，“社会趋势”在广义上系指探寻社会发展方向及我们人力的作用。它意味着观察未来，而这是完全可能的。这有一定的风险，经常令人失望，但又是一项很有必要的举措。所有对现实世界的预测，很大程度上依赖从过去已发生的事件来对未来作出某些推断，也就是从历史推断未来。所以，对这个问题，历史学家应该有话可说。相反，历史无法脱离未来，就是因为二者之间没有一条分界线。我刚才所讲的属于过去，我准备要讲的则属于未来。在这两者之间的某个地方存在着一个想象的、不停移动的点，如果愿意，你可以把它叫做“现在”。就像某些以营利为目的的编书者了解的，把过去和未来看得不一样，可能出于技术上的原因。把现在同过去区分开来，同样可能出于技术上的原因。我们不能要求过去对那些尚没有出现的问题提供 直接 的答案，尽管我们能凭历史学家的智慧从遗留下来的问题中推导出间接的答案。相反，每个民意调查人都知道，我们可以询问关于现在的任何可以回答的问题，但等到这些问题被回答和被记录下来的时候，严格说来，“现在”已成过去——即使是最近的过去。因而，过去、现在和未来形成了一个连续体。
另外，即使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想对过去和未来作明显的区分，就像某些人所做的那样，但其他人不会遵从他们。所有人类和所有社会都根源于过去——包括他们的家庭、部落、民族和其他关系群体，甚至个人记忆——所有人都在过去中确认自己的位置，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今天与过去大体相似，有人总是不禁要说：“远非过去可比。”而且，基于学识、记忆和经验的人类绝大部分自觉行为，构成了不断面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巨大连续体。人们不禁要通过解读过去来试图预测未来。他们不得不这样做。不要说公共政策，就是人类自觉的日常生活也要求对未来加以预测。当然，他们这样做是基于合理的推论：总的来说，未来与过去具有系统的联系，但反过来看，过去并不是客观背景与历史事件的任意串联。人类社会的结构、他们的再生产的过程和机制、变化和变革，本身已限制了可能发生的事件的数量，决定将要发生的某些事件，而对其余的大多数事件也有可能用或大或小的概率推算出来。这里包含一定（当然是有限的）程度的可预测性，但我们知道，这绝不能与成功的预言相提并论。另外，我们应记住，不确定因素如此之多，主要因为有关预言的争论，很显然越来越集中在未来最捉摸不定的那些方面，而不是集中在未来最有把握确定的那些方面。我们不需要气象学家告诉我们冬天后面的季节是春天。
我个人的观点是，在某种程度上，预测未来令人神往，也很有可能，甚至很有必要。但我并不是说未来是确定的，也不是说它是可知的，即使它是。我也不是说对未来而言，根本没有选择的机会或另外的结局，更不是说预言家都是正确的。确切地讲，我现在思考的是这样一些问题：有多少预测？有什么样的预测？如何使预测得到完善？历史学家在哪里可以与预言合拍？即使有人能回答这些问题，因理论或实践的原因，我们对未来许多方面仍一无所知，但我们毕竟找到了有效的突破口。
尽管如此，在考虑这些问题之前，我要思考一下为什么预测功能在许多历史学家中间是那么不受欢迎，而且要思考一下为什么甚至在那些坚定地相信预测的优点和可行性的历史学家如马克思主义者中间，也几乎没有研究成果来完善预测功能，甚至没有努力去思考这方面的问题。你们可能会说，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措辞温和一点地说，历史预言的记录不尽人意。每一位作过预言的人都经常遭遇失败。最稳妥的做法是断言我们的工作还停留在过去，从而逃避预言，或者让我们陷入曾经是古代圣哲擅长的、现在仍然是报纸上占星术士们常用的故作高深、模棱两可的预言中。但实际上，一个糟糕的预测记录并没有阻止人们从预言中获得信条或假信条。今天人们在这些预言上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失败也罢、难以捉摸也罢，都没能使人们灰心丧气。兰德公司（the Rand Corporation）甚至在绝望之中重建了特尔斐神谕（Oracle of Delphi）的现代版本[我并非在开玩笑，这个古怪的游戏名叫“特尔斐术”（Delphi technique）]，它请求选拔出来的专家察看鸡内脏，进而从也许会、也许不会出现的一致意见之中得出结论。另外，在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以及在学术上无法归类的学者中，有许多准确预言的事例。如果你们不愿让我再引用马克思的话，那我们就参考一下德·托克维尔和布克哈特的著作。就拿打靶来说，除非我们假定纯粹是胡乱命中，当然未必是如此，否则，如果我们要把弹药集中在我们所打的靶子上并提高命中靶心的比率，我们就必须承认这套方法很值得研究。相反，基于同样的目的，那些众所周知的失败原因也值得我们研究。
不幸的是，这样一组原因正是人类欲望的动力。不论是人类预言还是气象预告，都不太可靠并难以把握，尽管它们并非可有可无。此外，那些利用气象学的人都懂得，他们并不能——或者说，如果你们愿意，还不能——改变气候。他们的目的，是为他们的行为制定规划，来更好地利用他们所无法改变的东西。只是在个别情况下，单个人以极为相同的方式利用预测来采取有效的行动。我已故的岳父曾准确地预见奥地利将无法避免希特勒的蹂躏，因而他于1937年将他的店铺从维也纳迁到曼彻斯特——但大多数维也纳的犹太人并没有像他那样富有逻辑头脑。然而，全体人类越来越依靠历史预测，企图从中获得改变未来的知识；可以说，我们利用预测不仅是为配备防晒油来防止日晒，而且还要创造阳光。既然人类某些或大或小的决定显然影响着未来，那么，这种期望值就不应完全被忽略。但是，这种期望值通常从反面影响预测的过程。因此，与气象学不同，历史预测还伴随着现场评论，这些评论来自以各种理由否定预测或讨厌预测的人，因为通常我们并不喜欢他们的结论。历史学家还面临缺乏固定主顾的不利因素，不论他们的思想意识如何，这些主顾都能像海员、农民等那样经常地、迫切地需要天气预告。
我们被一些政界要人所包围，这些政要在他们尚未发现教训时，声称需要吸取过去的教训，但因为所有政要真正感兴趣的，主要是使用历史来为他们想做的一切找依据，因此，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做法基本上不能促进历史学家预测能力的提高。
尽管如此，我们不能仅仅责怪主顾们，预言家们也必须承受他们应受的责备。马克思本人对人类历史的具体目标——共产主义，信念极其坚定，在他发展了证明共产主义为不可避免（如他相信的那样）的历史分析 之前 ——实际上是在他对无产阶级有更多的了解之前，他对无产阶级的独特作用的信念已经坚定不移了。就他的预测先于他的历史分析而言，我们不能说他的预测是基于他的历史分析，尽管这不一定使他的预测不可靠。不管怎样，我们必须慎重地把基于分析的预测与基于欲望的预测区分开来。因此，在论述资本主义积累历史趋势的那段名言中，马克思对单个资本家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即通过资本集中和对不断增长的社会化劳动过程的需求，技术的自觉运用以及全球资源有计划的开发）进行剥夺的预言，基于一种不同但更有意义的历史理论的分析，而非基于作为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本身将是“剥夺者们的剥夺者”的预言之上。上述两种预言，尽管有联系，但并不同源，确切地说，我们会接受第一种预言而不会接受第二种预言。
我们之中，所有作过预言的人——谁未作过预言呢？——都知道存在一种心理上的、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思想意识上的诱惑。我们无法避开这些诱惑。如果历史预言家能像气象学家一样对他们预测的社会衰退和社会繁荣保持中立的立场，史学预测将会比现在更加进步。这，加上绝对的无知，我认为是预言者的主要障碍。它要比那些知道真相的人们有意识地歪曲预测严重得多。这种迄今时常或被有效采用的行为并没有什么经验上的证据。历史经验确切地表明，没有人注重甚至是最显而易见的历史教训。这一点已为研究社会主义政权的土地制度或是撒切尔夫人经济政策的学者所证实。不幸的是，俄狄浦斯依然是一出人类面对未来的寓言，不过，请注意，他与现代人类有一个很大的区别，这就是他真心希望免于弑父娶母（就像神谕正确预言的那样），但他未能做到。大多数预言家和其主顾们热衷于争论：令人不愉快的预言，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避免的，就因为它们是令人不快的预言，或者争辩说，他们并不是言词所表达的那个意思，或者说，某些意外使预言失灵。
我已经指出，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庞大的预测业。大部分预测业关注特殊部门的未来发展效果，主要是经济学领域以及民用和军事技术。因而，预测业要提出一系列很特殊、很细微、某种程度上可能很孤立的问题，尽管这些问题理所当然地被大范围的变量所影响。还有大量的预言，不管它们是否对公共的或私人的实践活动产生影响，它们不是要对实际的未来加以预测，而不过是对未来加以确认或歪曲。所以，这种预言通常以附加条件的形式提出来。原则上，不管是对真实的未来还是对特意编造的未来——就像在实验室一样，所有与实验无关的外部因素必须予以排除——的证明，它都无关大局。还有一些主要是逻辑数学类的命题，用来确定因果关系。如果有一个真实的条件恰好符合这些命题，它们就会被看成预见了这种因果关系。
历史预测在两个方面不同于其他形式的预言。首先，历史学家们关注真实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其他事物总是千变万化、不可忽略的。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家们知道并不存在一个理想的全球性的实验室，以使我们在其中能够像理论上设想的那样创造一种环境，使人们预测那里的市场物价与货币供应之间的关系。历史学家们按定义来研究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全局，甚至连他们最专门和定义最狭窄的问题也只有在这种背景下才能得到解释。比如，与大旅行社的预测者不同，历史学家们对未来度假趋势感兴趣，不是为了就事论事——尽管我们会在这个领域作专门研究——而是因为这些趋势与处于变革的世界之中、不断变化的英国社会与英国文化的其他部分有密切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历史类似于生态学这样的学科，尽管其范畴更广、更复杂。当我们能够、也必须从密密麻麻的相互关系网络中突出一部分内容来进行研究的时候，如果我们对网络本身不感兴趣，我们就不应从事生态学或历史学研究。因而，原则上，历史预测是用来提供一般的结构和组织，这种结构和组织至少潜在地包括回答有着特殊兴趣的人们可能想提的各种具体预测问题，当然，这些问题都是历史学家们能够回答的。
其次，像理论家们一样，历史学家们并不关心对预测的验证。他们的许多预测无论如何都不能在这一代或下一代人中被验证，正如自然科学领域对历史规律的预测那样——比如气候学家对未来冰河时代的预言。与历史学家相比较，我们大概更相信气象学家，但我们仍然无法验证他们。认为社会变迁趋势的分析必须“作为可证实的预测命题来详加阐述”的说法，显示了对我们儿孙辈的仁慈，但对贫困的老维柯、马克思、马克斯·韦伯，还有达尔文，则过于残忍，因为这种说法缩小了社会分析的范畴，误解了历史，而历史研究的精髓在于研究不同时期错综复杂的变革。也许有人会说，历史集中研究现成的资料而非集中研究无法确定的未来，完全是方便与否的问题。验证预测可能会使预测令人神往，也可能不会令人神往，但预测会从对过去、现在和未来连续体的阐述中自动出现，因为对未来而言，它具有参考价值，即使许多历史学家可能力求避免将他们的阐述向前延伸。正如奥古斯特·孔德所说：知识（savoir）不是预见（prévoir），但预见是知识的一部分。
要是向后回溯，历史学家们就是经常在预测。他们的未来恰好就是现在，或与较远的过去相比，是更近一些的过去。最保守和最“反科学”的历史学家始终在分析历史事件和客观背景的因果关系，或是分析其他与事实相反的各种可能性，分析脱离其前身的一个时代的出现。某些坚持不懈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历史学家——就像戴克勋爵（休·特雷弗-罗珀）在牛津的告别演说中那样——用这些研究来反驳可预测性，但他们从事这些研究时却运用了预测的方法。利用未来学家们的最基本、但却很难使用的武器——即事后观察的有利条件——详尽分析历史原因、因果关系和历史选择的方法，与预言家们的方法密切相关，因为它们在原则上具有相似性。它们的价值不仅仰赖于可用于指导现在的各种实际历史经验的巨大积累；也不仅仅仰赖于过去的预测记录，这种记录可能与实际结果相对照以便弄清楚为何有正误之分；同时还不仅仅仰赖历史学家们通过几代人的努力而获得的极为重要的实际经验和判断力。它们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件事上。首先，尽管历史学家们的预言是向后看，但这些预言正是研究错综复杂、包罗万象的人类实际生活，研究那些绝不等同、事实上并非“其他事物”的其他事物，而这些所谓的其他事物只不过是从中永远也无法全部抽象出对人类社会生活看法的关系体系。其次，任何名副其实的历史学科都试图准确地揭示那些社会中相互关系的格局、那些变革的机制及趋势、那些社会变革的方向，上述因素独自为预测提供了一个合适的框架，它远不是人们所说的：“在没有什么理论意义的范围中，基于经验性资料编纂的统计规划。”甚至远远超越了想象性的预感或“ 兆头 ”，用布克哈特的话来说，这种预测就像历史学家在凭感觉飞行一样。我并非低估这种预感，只是觉得仅有预感是不够的。如果你容许我做一则简短的“商业广告”，可以说，马克思以及那些对历史发展抱着与马克思同样态度的人——不管他们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无与伦比的价值就在于此。
这些运用史学方法的预测通常使用两种方式，往往彼此交融：一种是依靠对发展趋势的归纳所作的预测，或者叫做模型设计；另一种是依靠对真实事件或实际结果的常规分析所作的预测。预测英国经济的持续衰落是第一种预测的范例，预测撒切尔夫人政府的未来是第二种预测的范例，预测像俄国或伊朗革命这类（我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事情，则混合上述两种预测方法。仅是由于真实的历史事件至少对某些发展趋势有所影响，这两种方法就都是必不可少的，正如1945年德国的分裂，对后来在两个全然不同的国家中社会发展的分析产生的影响（与1990年之后它们又重新统一产生的影响一样明显）。目前关于未来事件的不确定差数如此之大——甚至这些事件后来被证明并非难以捉摸，就像一场“已定下”的拳击比赛那样——以至于我们只能把这种差数压缩在一系列多种选择的方案中。我们也可以把不可预测因素作为细枝末节而忽略，但这常常意味着一种对我们所提问题的判断。而且，现在许多这类不可预测因素被认为是无关宏旨：我们不可能知道一个美国总统是否会被暗杀，但逻辑和经验表明这样的事件不会产生大的影响。其他一些因素也被普遍视为细枝末节，并可能听任那些昙花一现的政治家及那些急于知道斯坦福·诺思库特爵士1875年10月8日给R.A.克罗斯的信中确切地写了些什么的历史学家们的摆布。其他的就不能。所以，我们不应仅仅停留在向读者提供大量的具有相同可能性，并且能分裂为一系列二元选择的方案，就像在犹太人的笑话中，每种情况都包含着两种可能性。这里需要历史学家通过向后反推的预测来提供指南。
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具体的向后反推的预测可能会有用处，如俄国革命就是一个用事后观察来核对当时预见的历史事件。由于这种方法不可避免地包含了某些对本应发生而没有发生的事件的思考，这种预言可能会被视作一种反事实的历史形态（即本应发生但并未发生的历史）。所以它是“计量历史学家”（cliometrician）所使用的方法，但需要指出的是，它理应与这个领域最普遍、最通行的反事实推测区分开来。我并不否认对过去进行成本效益分析的重要性，因为那种推测与计量历史学家的方法较接近，我的目的也不是讨论这种方法的有效性。我只是认为这种在量化经济史中很时髦的分析，通常与评估历史概率并无任何关系。奴隶制经济大概有其经济上的合理性及合理的企业计划——我并非挑起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但奴隶制经济是否会延续下去的问题并不受这些计划的影响，人们仅仅是论争它持续下去的能力。事实上，在19世纪，各地的奴隶制经济都已消失，而针对奴隶制经济的衰落与消亡，人们作了非常肯定、非常准确的预言。向后反推或非向后反推的预言，是对概率的一种评估，否则，它就毫无价值。
即使不考虑1905年和1917年革命实际爆发的特定的、不可预测的背景，人们也曾普遍意料到俄国将会发生一场革命。这是什么缘故？显然是出于对俄国社会和其制度的结构性的分析，从而使人们相信沙皇政府根本无法克服其内在的弊病及内部矛盾。如果这种分析正确的话，这种分析大体上优于“本应这样而没有这样的”小前提，因为这种预料中的事确确实实发生了。即使我们承认在理论上，好的政策和能干的统治者可能会获得成功，但他们也只能像西西弗斯那样，竭尽全力将那块巨石推到山顶，仅是为了让它按同样的方向滚落下来。实际上，沙皇政府从来都不乏有效的政策和高明的政治家，并且，它还有令人惊讶的经济增长记录，从而使某些自由派人士误认为若不是因为出现像战争和列宁这样的偶然因素，俄国所有的一切都会正常进行下去。这还不够。作为一个政治家，即使列宁能非常理智地看出斯托雷平土地政策成功的可能性，沙皇政府仍面临重重困难。
与大多数西方人的愿望和期盼相反，为什么许多人（包括那些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也在其中）会怀疑俄国革命最终建立西方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的可能性？原因很快就一清二楚了，那是因为自由派人士以及任何其他中产阶级过于软弱，根本没有能力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府。实际上，在1905年至1917年间，当俄国资产阶级已比1900年以前更为强大和更为自信时，俄国中产阶级的软弱已经暴露无遗。至少有一位高明的历史学家指出，他相信，资产阶级出于对1917年局势的过分自信，试图重新控制已失控的工厂，更加激化了城市工人的激进行动。假如仅仅由于我们了解自1914年以来，稳固的自由民主政体处于什么样特定的环境，了解资产阶级和中产阶层对这类政体的信任程度，以及他们可能出现的左右摇摆，那么，今天这种前瞻性的预测就会更容易些。根据这些历史教训，而不是根据布克哈特以及其他保守的预言家们不可预测的教训，我们本来应该认识到这种非民主的结果不是资本主义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而且有可能是一种军事—官僚化政体。但如果1917年武装力量崩溃的话，我们将会看到这种结果就不会存在。
另一方面，1917年10月的实际出路当然不像1905年那样，更不像1917年2月的情形：一个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俄国义无反顾地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甚至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公认，尚不具备俄国 单独 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考茨基和孟什维克党有根有据地指出，创建社会主义制度的尝试注定要失败。总而言之，布尔什维克当时是少数派。以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那场革命根本不可能成功，以至于人们至今仍普遍把十月革命完全归结于列宁在有成功希望的瞬间做出的起义决定。为什么这样的结局并非像它看上去那样完全令人不可思议，自然有其结构性原因。我们知道，那些以革命方式夺得社会主义政权的恰恰是马克思没有预料到的国家。（顺便说一句，同样众所周知的是，这类革命往往导致极不相同的结局。）列宁本人则在1908年已经注意到了这类“世界政治中的易燃物”，并预先勾画了后来称作“最薄弱环节”的革命理论的前景。尽管如此，预测——以区别于希望——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并没有什么依据，更不用说能预测这场革命的持续的成功了。不过，预测性的分析也并非不可能。它确实是列宁制订政策的依据。但把列宁看作一个唯意志论者则是极其荒谬的。实际行动就是那些可能之事在发挥作用，没有人比列宁更善于通权达变，也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当断则断。究其实际，苏维埃政权幸存下来了——它幸存下来后已变成了远非列宁当初预期的那样——这是因为列宁一再认识到，只要是对生存有利的事，不论是否喜欢，都要去做。但实际上他在1917年根本没有这样实行的客观条件：他并不能随心所欲，他甚至无法自动地控制他的党，而他的党也不能控制太多的力量。直到革命后成立了政府，布尔什维克才能对人民施加影响，但这种影响非常有限，以至于许多强权政府甚至意识不到这些影响。
我们不必遵从列宁的分析，因为他只对一个结果感兴趣，但我们可以作一对等的分析。简言之，1917年俄国的根本问题不是由谁掌权的问题，而是是否能够建立一个有力的政权的问题。临时政府之所以不能立即实现和平——不管怎样，它总是提出了许多问题——的原因非常清楚。布尔什维克胜利则是由于：（1）与大多数左派不同，他们对接管政权有所准备；（2）他们一向更乐于了解和研究基层群众中所发生的事；（3）（主要原因是）他们控制了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局势；以及最后一点（4）他们在关键时刻准备好了夺取政权。布尔什维克在10月份的唯一选择事实上是无政府状态。对于那样的局势，各种可能的事态理应被考虑到，而最有可能的事态就是事实上发生了的那种极端情况——已临绝境的沙皇最终被迫退位，内战及各种大大小小的反革命地方军阀政权的建立，其中一个军阀可能最终获得对首都的控制并进行漫长的建立中央政府的尝试。简言之，布尔什维克政府和无政府局势的可能性同时存在。
正是在这点上，笼罩着未来景观的迷雾远未消退。列宁自己也清楚地看到，幸存下来的苏维埃政权比它最初建立时更加不稳。它再也不能依赖那种政治“冲浪运动”——看见大浪打来，就乘势冲过去——而只能依赖国内和国际上无法预知的各种变因的发生。此外，就未来的发展依赖于 政策 而言——即依赖于自觉的、可能出错并肯定要变化的决策而言——人为的干预使未来的进程发生了偏斜。因此，布尔什维克决定建立一个新的共产国际，但却只接纳那些符合布尔什维克准则的国家加入其中。大约在1919—1920年，当其他欧洲革命似乎就要爆发的时候，这种做法显得合情合理；但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之间的鸿沟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仇视依然存在，在瞬息万变、千差万别的背景下，从此给双方造成了许多不可预测的难题。在这里，事前预测和事后观察之间的差别变得极为关键。预言无论如何都要受到黑暗通道的干扰，这个通道只在向后看时才能看清楚，正是因为实际上没有其他的事发生，我们才知道什么是“肯定发生的事”。一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十月革命的成功有赖于国际环境，从1918年后期起，人们并不怀疑这场革命的胜利，但在1917年10月以后的几个月中，它的前途实在难料。另一方面，假如革命幸存下来并坚持很长一段时期，人们理应会再次作出正确的预测。遗憾的是，我想不到有什么现实的预测能够把苏联的长远未来设想成完全不同于它的实际演变。人们可以设计出不那么残酷、理论上少一些灾难的另外类型的方案，但所有这些方案都无法满足1917年大部分人的热切希望。
我这篇短文的主题（对于这个主题，我还将在本书第十九章再次进行论证）不是为了说明历史进程是不可改变的，只是为了考察预言的范围与局限。这篇文章使我们可以认清各种机会不均等所造成的不同结果，如沙俄政府有可能拯救自己，再如俄国革命的成功以及革命后非自由派政体，大而言之，后来苏维埃的发展都充满了不确定性。这篇文章使我们厘清了向来众说纷纭的列宁个人的贡献。它使我们看清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之间在当时非此即彼的局势，看清了有着多种可能的局势。它解释了列宁10月份夺取政权时的信心以及他在保卫政权时的彷徨。它使我们能够明了当时的生存条件，以及这些条件哪些可以计算出来、哪些计算不出来。它还使我们把那些对无人操纵的发展过程进行的逻辑预测——如1917年的大部分俄国历史——与对那些运用有效的命令和计划使问题发生混乱的过程进行的预测区别开来。我不能苟同一位美国社会学家天真的看法，他认为，因为“社会变迁（是）组织化及制度化的不断增长……所以，未来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预测的，因为它总会同现在设想的有相似之处”。实际上，只有在苏维埃的政策（假设为了它的目的）认可什么应该去做的情况下，人们才有可能预测苏维埃的未来发展趋势。我要提醒大家，人类计划之所以使预言家和政治家同样受挫，尽管很有效，因为正是“使它正确”的有限能力和有限的作用与使它出错的无限后果之间所形成的强烈反差。拿破仑就深知，有时一场败仗比十场胜仗更能改变局势。最后，这篇文章使我们能够评价这个预测性领域中无数的预言家们。通过这个领域的文献，就我所知，尽管这个领域过去和现在有许多预言，但人们从未对此系统地加以研究，以评估历史的可预测性。
就某一方面而言，预测社会趋势比预测历史事件更容易，因为预测社会趋势仅是依赖作为所有社会科学基础的新发现而已：人们可以对总人口进行归纳而不必沉湎于各个时期乱糟糟的决策、历史事件、偶然事故和概率中，即只要能了解森林即可，而不必要研究每一棵树。就人们对趋势的预测而言，最起码需要一定的时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称之为长期预测，以区别于短期预测，然而，特定的“长期”以人们长期预测的时间长度（充其量限于一个世纪左右）来看，相对来说，却非常短暂。至少我可以说没有不是千年纪的——此处用了这个词的两重意义
——预测能超越这一点。但长期预测的明显缺陷是，我们几乎不可能为这种预测的事指定一个适当的时间范畴。我们也许会知道可能发生些什么，但我们不可能知道它们何时发生。美国和苏联将成为世界列强中的巨头，在19世纪40年代即被准确地预言过，这是基于它们的版图和资源，但只有傻瓜才会相信某一精确的日期，比如1900年这两国将成为超级大国。
一方面，这些预测的事，有些比大多数观察者预期的来得慢。例如有人曾预测，农民阶层将在发达国家消失，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因此，人们常以此反驳19世纪中期预言的准确性。另一方面，有些预测之事则比预期的来得快。人们曾预言一小撮国家不可能长久地统治世界殖民地的大部分地区。但是，是不是有许多人在乔·张伯伦时代就能预见到沧桑变幻的殖民扩张会像某个人——我指的是温斯顿·丘吉尔，他的生卒年为1874—1965年——一生所经历的那样大起大落，我对此表示怀疑。还有些预测之事则来得快慢不一。顽强地生存了成千上万年的农民突然消失的速度非常令人惊讶。在哥伦比亚，1960年农业人口估计占总人口的67%，到了70年代后期，农业人口已减少了一半或一大半。即使我们不知道我们预言的事何时成为现实，这种预测本身仍然非常有意义。如果我们认识到犹太人征服一块中东的飞地以使他们永久立足的机会，在历史长河中并不比十字军曾经进行征服的机会大多少，那么，不管我们能否确定一个准确日期，这对那些关注他们生存的人而言，都具有明显的政策性含义。基于此，我认为“会发生什么”的问题与“何时会发生”的问题在方法论上截然不同。
我认为，唯一具有某些可信度的、按时间顺序的预测是那些基于某些惯常周期的预测，在这些周期背后，即使我们不理解它，也可以推测出一种可以说得通的运行机制。经济学家是这种周期最伟大的发现者，尽管人口统计也包含一些周期（要是通过同龄人和数代人的成熟阶段和相互交替能发现这些周期就好了）。其他社会科学同样声称发现了周期，但除了在一些非常专业的领域外，这些预言很少能起大作用。例如，如果人类学家克罗伯是正确的话，他认为，女人裙子的尺寸“大小变化非常有规律，大约平均50年为一个周期”。（不论这种周期对服装业的影响有多大，我对这一观点都不愿置评。）不过前文已经指出（见第三章），至少有一种周期令人费解地具有更广泛的意义，但是我知道人们根本无法解释这些广为人知的所谓的“康德拉捷夫长期曲线”，而许多持疑问者对这些曲线的存在则表示怀疑。但这些曲线确实既有助于我们对经济作出预测，而且在通常情形下，又有助于对社会观念、政治观念以及循环变化的文化观念作出预测。欧洲历史学家发现，19世纪至20世纪最有价值的历史周期事实上的确与康德拉捷夫曲线大体吻合。遗憾的是，对预言家们而言，这种预测性的辅助手段实属凤毛麟角。
撇开年代学不谈，甚至对社会科学中最常见和最具威力的预言，史学家事实上被看作是不可或缺的，而社会科学的基于理论前提或（基本上是数学类的）模型的预测适用于任何客观事物。但这种预测既毫无价值又不适用。说它毫无价值，是因为如果我们能在各种变量之间确立一种在逻辑上令人信服的关系，争议肯定会终止。如果人类以比他们找出替代物更快的速度耗费有限的资源，那么，他们迟早将会把资源用光，剩下的问题——拿石油储备来说——仅仅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如果没有基于这类前提的解释，就可能不会有完全脱离经验的预测。说它们不适用，是因为它们太空泛，无法阐明具体问题，如果直接使用它们来进行预测，是注定要失败的。这就是戴维·格拉斯为何要说——我是从经济学和语言学来猜测——以类似于物理学的流行标准来看，社会科学中最先进的人口学曾作过很糟糕的预测。马尔萨斯的基本观点是人口不能无限制地增加，以免超出维持生活的必需品所能承受的限度，这种观点既合情合理，也很有价值。不过，这个理论本身并不能告诉我们在人口增长和维持生活的手段之间，过去、现在和未来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人们无法按马尔萨斯的标准来预测和回头解释像爱尔兰饥荒这样的危机。如果我们想解释为何19世纪40年代爱尔兰出现这类危机，而兰开夏则没有，我们就不应使用马尔萨斯的模型，但在涉及与其无关的一些可分析的因素时，我们又必须使用马尔萨斯模型。相反，如果我们预测索马里有一次饥荒，这并非是基于套套逻辑，即如果没有足够的食物，人们将被饿死。简言之，人口学理论可使我们作出有条件的预测，但这些预测并非预报，而预报也并非是基于人口学理论的模型。那么，这些预报的依据是什么呢？
就马尔萨斯本人预测的——错误的——趋势而言，他依赖的一些历史资料、人口增长数据及他确定的未来经验性的数字，被证明是非常随意的，对未来，提高食物生产能力的估计也是不合实际的。人口学和经济学的预言家不仅应该把他的各种变量转换成确切的数字，这件事已够麻烦的了；而且应该时常走出他自己的理论逻辑和他自己的专业范畴，进入广阔的总体历史领域，包括过去和现在。为什么20世纪30年代以后，西方的生育率停止下降，从而迫使人们对所有未来人口的推算进行修改呢？回答这类问题是历史学家的职责，这样做还可以阐明未来变迁的可能性。为什么现在有人认为第三世界国家中的人口增长率会随着工业化及城市化的发展而减慢？这不仅因为这些国家有某些减慢的迹象（正像历史资料所显示的那样），而且还因为与发达国家的人口史进行比较后，人们可以推导出它们具有类似性（亦即历史归纳）。令人欣慰的是，如果人们把繁荣的历史人口学与被视为历史学的向后观察的计量经济学作一比较，可以看出人口学家比经济学家更能认识到这些方面。我无须提醒诸位，戴维·格拉斯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被看作一位社会学家而非人口学家，并且除了广泛地涉猎其他学科外，他还是位极其博学和极为睿智的历史学家。他是一名伟大的人口学家，因为他深知“人口学家的能力只能阐明该领域的一个方面，这个领域的主要重担必然由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来承担”。
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当面对未来的时候，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同样非常无助，这不仅因为我们都是如此，而且也因为他们根本不可能确切地知道他们所研究的整体效果或整个系统究竟是什么——尽管马克思在这方面作出了杰出的开拓作用——而且也不知道系统内部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究竟是什么。我们所研究的确切的“社会”（单一的或是多元的）究竟是什么呢？生态学家也许会提出把他们的生态系统作为社会的范围，但除了一些研究个别微不足道的“原始”部落的人类学家外，很少有研究人类社会的学者会认为他们能够采用生态学家的方法；在现代社会，他们更不可能那么做。我们在探索我们的道路。与大多数社会科学家不同，大多数的历史学家承认无法回避无知这个问题。与他们不同，我们不去刻意模仿比较权威的自然科学或热衷于虚假的精确。要知道，我们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有着与众不同的人类社会经验的知识。并且，在人文研究的领域，或许只有我们 必须 按历史的思想方法来思考社会变迁、内部关系及社会变革。历史独立地为人类确定了方向，如果没有历史，任何人在面对未来时，不仅像盲人摸象，而且是盲人瞎马，尤其在高科技时代更是如此。
让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诸位大概记得1980年6月，美国的观测系统报告，苏联的导弹正向美国飞来，几分钟后，美国的核武器装置自动进入反击程序，后来才搞清楚这不过是电脑出的差错。但如果是门房 现在 来到这个会堂通知我们，说核战争已经爆发了，恐怕即使是最悲观的人，也不需要三分钟就能确定，这个门房一定不太正常，这是出于起码的历史分析。一场世界大战不可能在没有任何前期危机、哪怕很短或某些其他苗头的情况下就爆发，并且，我们过去的几个月、几个星期甚至几天中，完全没有任何战争的迹象。如果是正处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我们恐怕要少几分把握。简言之，我们在脑海中对战争如何爆发或将要爆发都有一个理性的模型，而这种模型是建立在对过去的分析和过去的资料相结合的基础之上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在估测或然率时，有必要排除那些虚无缥缈、根本不值得加以考虑的可能性。我想今日的加拿大不会花费巨大的精力来准备一场针对美国的战争，或者，尽管是表面上的，英国也不会准备一场针对法国入侵的战争。然而，我们还是要假设， 任何事情 都会随时发生——这也是恐怖电影及不明飞行物的发烧友们期待中的事。或者说，如果我们希望总是事事未雨绸缪，我们实际上仍因袭了荒谬的“最坏情况”的思维定式，并为此而作准备，尤其是一旦发生差错，我们作为公务员将难辞其咎时，更是如此。这种情形之所以荒谬，是因为最坏情形与最好情形同样不可能发生，并且预防最坏情况与采取行动来对付这种情况有本质上的差异：如，1940年英国政府曾打算把所有德国和奥地利难民用带刺铁丝网围起来。
整天抱着“最坏情况”的念头，就是心理学上的妄想症，或叫歇斯底里。这种想法的的确确存在于我们一度经历和正在经历的高度紧张和恐惧的年代（这篇文章写于第二次冷战高峰期），这是歇斯底里和非历史性的结合。期盼最坏情况的人，不仅是那些专门干这一行的人，如军人、特工人员及恐怖小说的作家，他们经常模拟这种情形——而且还有那些非常敏感的人，这些人创立了可适用于阿富汗军队或某些古巴（严格区别于法国）军队、非洲某些地区军队的地缘政治学。更为严重的是，我们对世界的误解与不解也变得机械化了，因此，我们建立起自动控制系统来应付最坏情况的发生，这种控制系统又被错误解读成“进攻”的信号所启动。而让真正的历史学家介入几分钟，面对自动技术装置相同的复核结果，就会断定信号被机械地误读了，足以阻止一场灾难性的毁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虚假警示的发生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归谬法，它在思考未来时完全脱离了历史。我实在不愿看到如果战争爆发，或在战争期间，缘于一次技术故障而引起一场核大战。而这种由技术故障引发的战争在事实上并非不可能，为了阐明历史理性在估价未来和人类行为中无与伦比的作用，要求我们必须正视这种事实。
我该如何作个总结呢？历史学家并非那种可以或应该撰写英国广播公司“世界报道”栏目下一年或下一世纪头条新闻的预言家。我们也不是或不应沉湎于世界末日这类预测中。我知道有些思想家，包括历史学家，一直把历史过程视为对人类未来乐观或悲观结局的展现。这种信念在道义上比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科学界非常流行的一个观点更可取，这个观点坚信当时某些社会很快就要找到人类命运的最终归宿，奥马哈（Omaha）
将成为这一社会的新耶路撒冷。对这一说法进行证伪并不那么容易；但它确实毫无意义。诚然，用哲学大师恩斯特·布洛赫的话来说，人是一种理想动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对未来充满梦想。与其他人一样，历史学家有权利憧憬人类美好的未来，有权利为之奋斗，如果发现历史似乎按他们设想的途径前进——有时历史确实会这样，他们有权利为之欢呼雀跃。无论如何，当人们对未来失去信心时，这不是世界运行的好兆头，那是一种以“众神的黄昏”（Götterdäm merung）替代乌托邦的局面。因此，历史学家探索我们从哪里来以及将到何处去的职责，不应被视为一种
职业
而受到我们是否喜欢未来结局这种主观因素的影响。
让我用反论的方式来表述一下。因为讨厌马克思论证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是暂时的历史现象而完全抛弃马克思并无益处；仅仅因为我们赞成马克思认为继它们之后的是社会主义而欣然拥戴他，同样无所助益。我相信马克思以深邃的洞察力发现了某些基本的发展趋势，但我们不知道这些趋势最终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就像在过去对未来许多方面的预测那样，当这种结果出现的时候，它很可能已无法辨认，这不是由于预测是错误的，而是由于在我们被告知我们所期盼的这位有趣的陌生人已到达时，我们依然以特定的老面孔和老装束来辨认他。我并不是说我们要像熊彼特那样走得那么远，这位既保守又敬重马克思非凡逻辑的学者认为：“我们所说的马克思……容许一种保守意义上的解释，仅仅是说他应被认真对待罢了。”但是，我们理应铭记，尽管希望和预测无法分开，但它们绝不是同一回事。
在我们探索未来时，仍需要历史学家在多方面提供建议：需要他们去发现未来人类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设置一种前提并确定人类活动的范畴、潜在的可能性以及因果关系；把可预见的与不可预见的因素以及各种不同的预言区分开来。比如，他们有助于驳倒那些为了预测的目的需要建造机械自动装置的荒谬而又危险的行为，这种行为在某些科学巨匠的追随者中非常普遍。我将再次引用一位真正社会学家的话来描述这些追随者，这些人就是那些认为预测革命是“靠一大堆既有典型性又具有暂时性的比较资料”把“为了产生社会革命，早期现代化必须怎样的广泛而又快速”这个问题量化的人。这些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历史学家们能够也应该搞臭未来学中更危险的行为，这种行为把不可能发生的事作为可能发生之事的另外一种选择加以研究。历史学家们可以有选择地使用统计学上的推断。他们最终能指出哪些事将会发生，更可指出哪些不会发生。他们的建议不会太多地被采纳——而这正是历史精华之所在。但如果他们着实花上更多的时间来确定和提高认识未来的能力，并对自己的能力更好地加以推销，他们的意见有可能被采纳得更多一些。不管怎样，他们有值得推销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