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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原为1984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75周年校庆时所作的演讲，此前未发表过。我在有些地方把现在时态改成了过去时态，并删去了与本书其他章的重复之处。
历史能给当代社会什么样的启示呢？在提这个问题时，我不只是像那些沉湎于古拉丁语、古希腊语、文学评论或是哲学之类有趣但显然没有实际用处的课题的学者们那样热衷于自我辩护，尤其当这些学者试图从只肯为有实际收益的事——如改进原子武器或赚上几百万美元等——出大钱的那些人那里筹集经费时，他们更会沉湎于自我辩护。而我则准备系统地阐述一个每个人都会关心、并且是有史以来就关心的问题。
就过去而言，我们处于何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什么关系？这不仅是所有人都感兴趣的问题，也是人们无法回避的。我们总是情不自禁地将自己置于我们生活的连续体中、置于我们所属的家庭和群体的统一体中。我们不禁要对现在和过去进行对比：这就是人们保存家庭影集和家庭录像的缘故。我们可以情不自禁地从中学到知识，这就是 经验 的含义。我们也有可能学些错误的东西——我们实际上也经常会这样——但如果不论过去对我们的目的有什么关联，而我们却不学习，或是没有机会学习，或是拒绝从中学习，极端地说，我们的精神可能有问题。古谚云：“烧伤过手指的孩子远离火。”这就是说，我们从经验中获取教益。历史学家就是经验的记忆储备库。理论上，过去——即所有的过去——迄今发生的所有事情——构成了历史。这其中一大部分不是历史学家的研究范围，但确实属于历史学家的研究领域。就历史学家已积累和建立了总的历史储备而言，当代人只有依赖他们。
问题不在于他们是否依赖历史学家。恰恰在于他们希望从过去吸取些什么，如果是这样，他们所希望得到的，是否就是历史学家应该为他们提供的。举一个很难说清但显然很重要的利用历史的方法为例：一个机构，如一所大学在庆祝它的75周年校庆。为何在时间上要搞得很精确呢？除了自豪感、是一次大家开心的聚会或其他附带利益之外，从庆祝一个机构史上随意的年代标志中，我们获得了什么教益呢？即使我们并不知其所以然，我们仍需要和利用历史。
但历史能为当代社会提供什么样的启示呢？就人类绝大部分的过去而言——甚至直到18世纪的西欧——人们还认为历史可以为我们的社会——所有的社会——运行提供借鉴。过去是现在和未来的模型。通常意义上，过去是打开遗传密码的钥匙，凭借遗传密码，每一代才能复制其后代并确定它们之间的关系。这就是老人的意义，他们象征着智慧，这不仅仅因为他们经历之长，也因为他们记忆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并因此可以判断事情是怎么回事以及应该如何加以解决。美国国会和其他议会高级机构中的“参议院”一词
，就印证了这一设想。在某些情况下，现在情况依旧，法律制度中的先例总是基于习惯（也就是习俗、传统）法即为明证。但如果今天“先例”成了主要是必须予以重新解释或偷梁换柱以适应与过去迥然
不
同的形势的某种东西，那么，先例在过去、现在都成了一种墨守成规的教条。就我所知，自16世纪晚期以来，秘鲁中部安第斯山区印第安人部落就不断对邻近大牧场提出土地所有权要求，1969年以来还提出了共同开发权的要求。一代又一代的不识字的老人带着他们不识字的孩子来到有争议的贫瘠干冷的高原牧场，把他们昔日失去的公共土地的边界指给他们看。毫不夸张地说，历史在这里成为今天的依据。
上述事例把我们引向了历史的另一个功能。如果现实令人不满，历史则可以提供模型，使现实按令人满意的形式重建。过去的日子以前被视为——今天依然如此——逝去的好时光，它也就成为社会的当然归宿。这个观点今天依旧盛行不衰：世界上所有的人、政治运动都把乌托邦视为恋旧症，要求回归过去的良好道德、过去的宗教，回归1900年美洲小城镇的价值观念，回归对古代文献《圣经》或《古兰经》百分之百的信仰，等等。但今天，人们几乎不可能回归哪怕看上去是一成不变的过去。回归过去，要么回到如此遥远的往昔岁月，以至于只能进行重新构建——如同15世纪或16世纪的知识分子见到的那样——回归成为古老事物经过许多世纪的湮没后的“再生”或“复兴”；要么，更可能是如此，回归到从不存在、但经虚构可用于某种目的的东西上。犹太复国主义，或是同类意义上任何现代民族主义，不能被视为对过去的回归，因为它所虚构的那种范围的民族国家及那种组织在19世纪前根本就不存在。它不得不用移花接木手法假扮复国运动。就其实际，犹太复国运动不得不捏造历史，以便对本非它们的果实提出要求。欧内斯特·勒南在一个世纪以前即已指出：“混淆历史是一个民族形成中必不可缺的部分。”戳穿这类神话是历史学家的职责，除非他们满足于做政治家的奴仆——恐怕民族历史学家确实常常这样做。这是历史启示我们当代社会的一个重要——尽管是否定性的——贡献。历史学家们这么做，自然得不到政客们的感谢。
现在，从累积和凝固的历史经验中得来的教训多半不再具有重大意义。现在显然不是、也不可能是过去的复制品；它也不能在可操作意义上成为今天的模型。自工业化开始，每一代所造就的新事物都比过去的同类事物更令人惊异。然而，在许许多多的国际事务和人类事务中，过去依然具有权威地位，因此，真正过时的历史或经验依然像在我们祖先时代那样发挥着作用。所以，在谈论更复杂的问题前，我认为有必要提醒诸位注意到这些问题。
让我举一个具体的、完全是当代的事例：黎巴嫩。黎巴嫩地处崎岖山地，领土150年没有改变，它具备了一个武装宗教各派的集合体的基本形势，其政治情形复杂多变。1860年，德鲁兹派（Druzes）穆斯林屠杀马龙派（Maronites）基督徒时，一名贾巴拉特人（Jumblatt）担任德鲁兹人的酋长，假如你命名自那以后的任何一位黎巴嫩主要政治人物的形象，你将会发现在不同的政治标签背后和装束里面，都是相同的名堂。几年前，一部由19世纪中期的俄国人所写的关于黎巴嫩的著作被译成希伯来文，一名读了该书的以色列军人说：“如果我们过去能够读到那部书，我们就不会在黎巴嫩犯下那么多错。”他实际上是说：“我们早该知道黎巴嫩的真相。”少许的历史常识本应有助于澄清事实真相。但我还要加一句，历史不是唯一澄清事实的方法，尽管是较简易的方法之一。我们这些教授往往习惯于把一切归咎于无知。我猜想许多住在耶路撒冷和华盛顿市内及周围的人，都能提供而且的确提供了关于黎巴嫩的可靠消息。但他们所说的不会符合贝京、沙龙、里根总统和国务卿舒尔茨（或任何决策者）的心愿。从历史中获取教益需要双方的努力：一方提供信息，另一方要倾听。
黎巴嫩的事例有些过于特殊，因为毕竟没有其他国家也会有在一个世纪前撰写的著作，依然可以作为现代政治的指南，甚至作为政治领袖的指南。另外，没有太多理论色彩的原汁原味的历史经验，总能为当代社会提供许多启示。部分原因是人类保留了许多相同的东西，人类的处境有时也反反复复地再现。老人们常说：“这事我以前曾见识过。”有着许多代人积累的文字记录的历史学家也能够这样说。这是具有相应关系的。
我之所以提出上述看法，是由于现代社会科学、政策的制订和规划总是追求一种科学形式和技术操作的模型，这种模型系统地、故意地忽略人类的经验，总而言之，也就是历史的经验。分析和预测的时髦模型就是把所有可得到的现行资料输进国家或真实的超级电脑中，由它来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普通的人类经验与理解力不会——或许还不到时候，或者仅仅为了非常专业化的目的——如此行事。这样一种与历史无关的甚至是反历史的计算，人们通常没有意识到这是闭目塞听，甚至比不上那些眼睛尚能管用但缺乏整体视觉的人。下面我来举两个事例，它们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第一个事例是经济方面。从20世纪20年代至今——实际上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即已开始——一些研究者即已注意到，在世界经济的长期发展过程中，有大约20到30年时间的经济膨胀和经济繁荣与大约相同时间的经济衰退交替出现。这就是人们熟知的“康德拉捷夫长期曲线”（Kondratiev long waves）。至今尚没有人对此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或分析。统计学家和其他一些人则否认其存在。并且，这些曲线在便于预测的历史周期中几乎不存在。1968年我斗胆对经济作了预测，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就被我言中了。当危机到来时，再次基于康德拉捷夫经验的历史学家们没有相信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的分析，因为后者预测自1973年后每年都有快速的增长。结果，事实证明我们这些历史学家非常正确。此外，在1984年我首次作这个讲座时，又一次基于同样的经验，我冒极大的风险预测了下一次长期全球性经济繁荣绝不可能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之前。对此，我无法从理论上予以证明：只是从历史上看出康德拉捷夫模型至少自18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在发挥作用，虽然它被几次重大战争弄得有些走样。另外，过去的每一个“康德拉捷夫曲线”不仅形成了一个严格的经济阶段，而且——自然而然地——各有其政治特点。正是在全球各国家和各地区的国际与国内政治的意义上，其不同的政治特点才严格区分了先驱者与后来人之间的差异。这种情形还将继续下去。
我的第二个例证更加具体。冷战时期，美国政府灵敏的仪器一度显示了俄罗斯的核导弹看上去正向美国飞来。毫无疑问，某位将军已经为立即采取行动做好了准备，这时只是在等待其他灵敏仪器进行快速检核，看这些读数表是否出现了什么故障，或是否有什么无害信号被误读——究其实际，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已经开始。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仪器本身没有问题，因为整个运行过程必然是盲目的。要是战争爆发，仪器实际上根本没有时间考虑对策，所以程序本身不得不基于对任何时候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的假设上。但不论仪器上如何显示，当1980年6月这个事故发生时，没有人有意识地去揿核按钮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当时的形势根本就不像核战争爆发的样子。我——并希望我们每一位——当时能作出这种判断，这并不是基于某个理论——因为一场突然袭击并非在理论上不可想象——而仅是因为与其他仪器不同的我们头脑中的电脑，已深深地融入了，或是能够融入历史的经验。
对这些人们可能称之为过时的、经验性的历史用途——修昔底德和马基雅维里可能会想到并加以运用——我就讲到这里。现在让我谈谈更为复杂的问题，即历史赋予了当代社会什么启示，因为它们完全 不同于 过去，因为它们没有先例可以援引。我并不仅是指差异。即使在历史进行最有效的归纳时——在我看来，如果历史不进行归纳，就谈不上有什么价值——也总是看出差异。职业历史学家所学的第一课就是辨别年代错误，或在乍看似乎一样的年代中——如1797年与1997年英国君主制——看出差异。无论如何，历史著述传统上来源于具体的、无法重复的生活和对历史事件的记录。不，我的意思是说，历史变迁通常无法使过去成为现在的指南。尽管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历史与今天的日本有关联，唐王朝与1997年的中国有关联，但也没有必要说这两个国家完全是它们过去的发展和延续。18世纪晚期尤其是20世纪中期以来，这种快速、深刻、剧烈和持续的变迁正是这个世界的特征。
今天，上述变迁是如此普遍和明显，它已被看作基本的准则，尤其在像美国这样的社会更是如此，它们的历史大部分属于连续的、剧烈的变革时代，对这些社会中的年轻人而言——在它们的发展的各个阶段——事实上每件事都是新发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都被培养成了哥伦布。历史学家的次要作用之一是指明创新不是、也绝不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没有哪位历史学家能够证实某人已发现了一个绝对全新的性爱方法、一个人类以前毫无所知的“G点”。考虑到各种性伴侣之间都能过性生活、性生活时间的长度以及全球各地的人一直在做这件事，并考虑到人类具有探究性爱的永恒兴趣，那么，我们可以肯定，绝对全新的性爱方法不可能到现在才被发现。人类的性行为和性观念确实在改变，就像通常具有社会意义及个人意义的床上戏的服装和装饰在改变一样。显而易见，穿着摩托服的性虐待与受虐狂不可能是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一部分。也许今天性爱时尚的循环比过去的变化要快得多，就像其他风尚的循环一样。但历史却对把时尚混同于进步的做法提出了有效的警告。
然而，对于亘古未有之事，历史能提供哪些启示呢？实质上，这是一个关于人类进化方向和进化机制的问题。不论人们喜不喜欢——许多历史学家并不喜欢这个问题——如果由于我们都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这就是一个无可回避的中心问题。也就是：人类是如何从穴居人成为太空旅行者的，如何从惧怕剑齿虎时代发展到惧怕核爆炸时代的呢？——即人类是如何发展到不再惧怕自然界的那些危险物，而是惧怕我们自己所创造的那些危险物的呢？就历史而言，问题的关键是，尽管与以前相比，人类的身体变得更高、更重，但与最早有历史记载的时期相比并无太大的差异，这一时期实际上并不长，自第一座城市修建以来，大约有1.2万年，也许比农业的产生略早一些。基本可以肯定，我们现代人并不比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人或中国人更聪明。然而，现在人类社会生活的方式已发生极大的变化。因此，附带说一句，它与为了这一特定目的的社会生物学没有关联。因此，我也不无犹豫地加上一点，它与社会人类学的某种类型也没有关联，社会人类学所探讨的是不同类型的人类社会所具有的共通性，无论是因纽特人，还是日本人。如果我们把注意力固定在永恒事物上，我们就无法解释那些明显变化的事物，除非我们认为不存在历史变迁，仅是些合并和变异而已。
让我说得更明确些。尽管对那些希望把他们的行动和计划建立在远非神视、占星术或简单的唯意志论可比的东西的基础上的人而言，历史知识和历史洞察力是不可或缺的，但追寻人类历史进化足迹的目的，不是为了预测未来。历史学家能蛮有把握地告诉我们的赛马结果，只有“马已飞奔而去”而已，更不用说为我们的愿望或我们的担忧、为人类的命运揭示或设计合理的途径了。不论我们是否认为人类社会的目标是无穷无尽的进步，抑或是共产主义社会，抑或其他东西，历史不是世俗的末世论。这些是我们强加到历史之中的，但无法从历史中推断出来。历史只能揭示一般历史变迁的形式和机制，尤其是揭示过去几个世纪里急剧变快、变广的人类社会的变迁。这远非预言或愿望，而是与当代社会及其前景直接联系在一起。
这一课题要求对历史的分析必须有一个逻辑分析的框架。这一框架必须以客观可见的人类事务中的定向变迁因素为基础，而不涉及我们主观的或现时的愿望、不涉及我们的价值判断，也就是说，不涉及人类自古以来不断增长的采用体力和脑力劳动、采用技术和生产组织等方式来控制自然的能力。历史上全球人口——没有重大的倒退现象——的增长，尤其过去几个世纪里，生产和生产力的增长充分证明了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就我个人而言，我愿意称之为“进步”，这既是字面意义上的按照某个方向发展的过程，同时也几乎没有人不把它视为一种潜在的或真实的改善。但是，人们不应在意我们用什么来称呼这一发展趋势，任何试图真正理解人类历史的人都必须把这一趋势作为研究的起点。
马克思对于历史学家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此，因为他把他的历史观和历史分析建立在上述发展的基础上，迄今尚没有其他人能做到这一点。我并不是说马克思就是正确的，或者说马克思的看法是很恰当的，而是说他的方法是必不可少的，正如欧内斯特·盖勒（这位高尚的学者本人正是位马克思主义者）所指出的：
不论人们是否真的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方案，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迄今尚没有条理清楚、叙述完整的理论能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媲美，由于人们需要以某种系统为背景进行思考，因此甚至（或许尤其是）那些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人，当他们想谈论确切的信仰，他们越来越依赖马克思主义理论。 [1]
换句话说，如果不回溯至马克思，或更确切地说，如果不从他思索的起点开始，严肃的历史探讨是不可能存在的。这就意味着基本上——如盖勒所认为的——是唯物主义历史观。
对历史过程的分析由此提出了许多与我们直接相关的问题。举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就大部分有记载的历史而言，大多数人类要从事基本的食品生产，有时这个数字可占总人口的80%至90%。但在今天，北美洲的情况已表明，一个国家居民中大约3%的农业人口就能生产足够的食物，不但可以养活这个地区另外97%的人口，而且还可以养活一大部分世界上的其他人口。再举一个例子，就大部分工业阶段而言，即使它不曾是劳动密集型的工业生产和服务性工作也需要大批量的劳动力，但现在这种急速增长的情形却突然中止了。人类历史上首次，大多数人不必再按《圣经》所说的“吃你自己辛苦挣来的面包”。这恰恰是近来历史的发展。尽管早就有人预测到了西方农业人口的减少，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才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而农业之外的社会必要生产劳动力的减少——尽管足以引人注目，马克思也对这些现象作过设想——更是近来的事，它更像是被第三产业就业的增长所掩盖或抵消了。当然，上述两种情形仍属地区性而非全球性现象。由于至少从马歇尔·萨林斯的“石器时代的富裕”（stone-age affluence）时期结束以来，作为一种必然事实和人类生存的最低下限，大多数人的整个价值体系已经适应了劳动需求，因此，上述人类世俗职业结构的基本变迁必然产生广泛的影响。
历史没有简单的公式用来揭示上述变迁的精确结果，或用来解决变迁所要引发或已经引发的问题。但它可以用来确定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的范围，即确定社会再分配需要的范围。就大多数历史而言，经济增长的基本机制一直是对社会剩余的占用，这些社会剩余由人的生产力创造，以及由各种各样为进一步增值而投资的少数人创造，尽管人们通常并不这样来使用它。经济增长过去是通过不平等发生作用。到目前为止，社会总财富的巨大增长已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这种不平等，亚当·斯密指出：“发达经济中，在物质生活方面，即使工人也要比红种印第安人的酋长优裕得多，大体上，每一代人都比前一代人的生活更优裕。”尽管只能达到中等生活程度，但通过参加生产——通过拥有一份工作，或像农民和手工业者那样通过在市场上出售其产品来谋生——他们毕竟享受到了这些利益。在发达国家，农民的自给自足程度已在急剧地下降。
我们设想一下，假如大多数人口不再为生产所需要时，情形会怎样。那时，他们靠什么来谋生呢？同样——不得不考虑的是商业经济中——以大多数人的购买力为基础的大众市场将发生怎样的变化？最早在美国，随后在其他国家，现代经济越来越依赖大众市场。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人只能依靠公众转让款项，如养老金及其他形式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来生活，亦即依靠政治和行政的社会再分配机制生活。过去30年中，许多国家借助于历史上的经济繁荣，借助于大规模的销售，大幅度地发展了福利机制。政府部门的大量增加，也就是公共就业的大幅度增加——不论在西方还是东方都具有相似的绩效——大体上仍属于政府对大众的照顾。一方面——至少在1977年——用于收入补贴、健康和社会保健、教育等项的福利支出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主要国家公共开支总额的一半到三分之二；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全部居民家庭总收入的大约25%到40%来自公共就业及社会保障。
到了这一步，社会再分配机制已经建立起来，我们可以肯定，这种再分配机制瓦解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这就是里根的追随者梦想回到麦金利总统经济政策上去的原因。但必须注意以下三点。首先，就我们所知，这种机制通过征税，对西方当今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即对企业利润）施加了真正的压力，尤其在经济困难时期。因此，现行的压力在瓦解它。但是，其次，这种机制不是为会使 大多数人 成为生产需求之剩余的经济而设计的。相反，它是为空前的全面就业时期构建的，并以之为基础。再次，就像任何不完善的法律一样，这种机制的目标是提供最低收入，尽管今天这种收入比20世纪30年代人们所企望的要多得多。
鉴于此，即使我们假定这种机制运转正常并有所扩大，但在我们所设想的条件下，这种机制仍将加剧经济和其他各种形式的不平等，就像在大多数过剩人口与其余人口之间的不平等一样。那么，接下去会发生什么呢？那种认为经济增长在此处减少了就业岗位，但在彼处增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的传统假设，已不足为凭。
某些情况下，这种本质的不平等与广为人知的、日益扩大的少数富裕国家及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与贫穷落后世界的不平等非常相似。上述两种差距还在增长，似乎正变得越来越大。在上述两种情形下，通过市场经济获得的经济增长尽管非常显著，甚至扩大了世界工业化的范围，并使这些地区很可能处于重新分配财富和权力的阶段——如从美国到日本，但它对减少国内或国际的不平等而言，并 不是 自行发挥作用的机制。
由于没有考虑道德、伦理和社会正义，这种情形造成或加剧了严重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因为融入历史发展中的不平等既是权力的不平等，也是福利的不平等，所以，短期内就有可能消除它。实际上，现在许多强大的国家和强大的阶层都在进行这方面的努力。贫民和穷国在今天比过去更显得贫弱、缺乏组织、技术上力不胜任。在国内，我们可以让这些贫民挤在贫民区中，或让他们成为一个悲惨的下等阶层。在私人——及公共——治安力量保护的令人震惊的防御工事背后，我们可以保护富人的生命和他们的生存环境。用英国某位部长所讲的关于北爱尔兰的话来说，我们可以试图满足于“一种可以接受的暴力”。从国际上看，我们可以轰炸、攻击这些穷国。一首关于20世纪早期帝国主义的诗中写道：
我们拥有
马克沁机关枪而他们没有。
西方过去害怕的唯一非西方国家，就是唯一能在国内打击它们的国家——苏联，但苏联现已不复存在了。
简言之，人们现在假定：一旦目前的危机被下一阶段的经济增长取代，经济将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正常，因为过去从来都是这样；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的贫民和心怀不满者都会永远安贫乐道。第一个假设看来不无根据，但我们同样要意识到，它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有现实性：世界经济、各国的结构和政策，以及发达世界的国际格局——它将会产生于当前的康德拉捷夫阶段——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情形截然不同，就像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最后那段漫长的危机时期一样。以上是基于理论与经验两个方面，历史给我们的一个启示。除非在极短时期内，否则第二个假设并没有什么依据。我们也许可以合理地假设贫民不会再像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那样被鼓动起来参加抗议、示威以及全国性和国际上的社会变革和社会革命，但这并不是说他们作为政治甚至军事力量——尤其当他们没有被富足生活腐化的情况下——将永远不再有什么作为。这是历史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历史无法告诉我们将来的一切：只留下我们将来不得不着手解决的问题。
让我对上述内容作一总结。实际上，我承认历史对当代社会的主要启示建立在历史经验和历史前瞻相结合的基础上。比其他人更了解过去是历史学家的天职，不论使用理论与否，只有当他们学会辨识异同点时，他们才是称职的历史学家。例如，当过去40年中大多数政治家根据30年代——即重现希特勒、慕尼黑等——来阐释国际战争的诱因时，大多数历史学家关注国际政治，当他们自然地把这种诱因看成特有现象时，他们悲哀地想起在1914年以前，类似的诱因已让人们领教过。早在1965年，有位历史学家就写过一篇关于1914年以前军备竞赛的论文，题目叫做《昨天的威慑》（“Yesterday's Deterrent”）。不幸的是，历史经验同样教给历史学家的一件事是：似乎没有人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努力。
但这个世界上普遍存在两种文过饰非的力量，这也是历史教训不被吸取和不受重视的原因。一种力量我已经阐述过，就是使用各种机械模型和机械装置的与历史无关的、工程学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这种方法在许多领域产生过神奇的效果，但这种方法缺乏洞察力，无法关注那些开始时没有注入模型和装置的任何其他因素。历史学家们知道，一方面，我们无法将各种因素注入模型；另一方面，外部世界的其他因素总是千变万化的。（这大概是苏联历史和苏联的瓦解给我们的一个教训。）另一种力量我也已经阐述过。它就是出于非理性的动机，对历史系统的歪曲。让我回到我开始时提出的观点上来，为什么所有统治者都让年轻人在学校学习历史？不是要他们去理解他们的社会及其变迁，而是要他们来赞许这个社会，为这个社会而自豪，要他们开始就是，或逐渐变成美利坚或者西班牙或者洪都拉斯或者伊拉克的驯顺公民。并且，这也适用于事业和运动。作为心灵启迪和意识形态的历史逐渐成为自我辩解的神话。现代民族和民族主义历史已经证明，再也没有比这更危险、更具欺骗性的了。
尽力清除上述骗人的东西，是历史学家的职责，或者历史学家至少能将这些骗人之物稍微或是偶尔动摇一下，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就能为当代社会提供有益的启示，即使当代社会不愿从中吸取教益。令人欣慰的是，作为教育体系一部分的大学，已容许甚至鼓励历史学家们这样做。过去并非常常如此，因为历史专业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为统治者服务并为其辩护的职业而成熟起来的。而且，这在目前还不普遍。大学已经成为可以轻轻松松实施历史批评的场所——它在当代社会完全有能力为我们提供帮助——就这一点而言，这所庆祝校庆的大学实在是表达上述想法的不可多得的好地方。
[1] 《泰晤士报 ·文学专刊》（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1984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