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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是1993—1994学年布达佩斯中欧大学（the Centural European University）的开学讲座讲稿，也就是说，这是讲给基本上是从曾经的欧洲共产主义国家和苏联脱离出来的学生们听的。后以《历史的新威胁》（“The New Threat to History”）为题发表在1992年
12月16日《纽约书评》第62—65页上，并被译成多国文字。
应邀为本学年的中欧大学作开学讲座，我感到非常荣幸。来作这样的讲座，我心中别有一番滋味，因为尽管是一名英国出生的第二代不列颠公民，我同时也是一名中欧人。的确如此，我是典型的中欧移民民族中的一员。我的祖父是从华沙来到伦敦的。我母亲和我妻子都是维也纳人，尽管我妻子现在意大利语讲得比德语好。我岳母还和她小时候一样讲着匈牙利语。而她的父母亲在旧君主制时代，曾在黑塞哥维那经营一家百货店。在巴尔干那个不幸的地区还算平静的日子里，我与我妻子曾去穆斯特（Mostar）寻找过这个店铺。过去，我和匈牙利的历史学家还一直保持着联系。所以，我到这里来，首先是一个局外人，但间接地，我也是个局内人。那么，我该对诸位讲些什么呢？
我想对诸位讲三件事。
第一件事涉及中欧和东欧。如果你们从那里来——据我估计你们绝大多数应该从那里来——你们就是那些身份倍加模糊的国家的公民。我并不是说这种不确定性是中东欧国家的专利。身份模糊大概在今天比过去要具有更大的普遍性。不过，你们的眼前更是云遮雾罩。在我的有生之年，我看到了你们这个地区的每个国家，都曾遭受过战争的蹂躏，经历过征服、占领、解放和再占领。与我出生时那些国家的形状相比，这里的每个国家都已有所改变。现在地图上的的里雅斯特（Trieste）至乌拉尔山脉之间的23个国家中，只有6个国家在我出生时就已存在着；如果没有被俄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希腊和土耳其这样一些国家的军队占领的话，它们还会一直存在下来，因为1918年以后的奥地利也罢、匈牙利也罢，都无法与哈布斯堡时代的匈牙利或内莱塔尼亚（Cisleithania）相提并论。有几个国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而有更多的国家是在1989年以后才建立。它们中有在历史上从未获得过独立国家地位的国家；也有仅短暂地获得过这种地位的国家——有的一两年，有的一二十年——然后就失去了这种地位，尽管它们后来重新获得了独立：三个波罗的海小国及白俄罗斯、乌克兰、斯洛伐克、摩尔多瓦、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等；不要提那些更靠东部的国家了。在我一生中，一些国家建了又灭，如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对于某些中欧城市上了年纪的居民来说，依次拥有3个国家的身份证是极为普遍的现象。一个像我这样年纪的利沃夫（Lemberg）人或是切尔诺维茨（Czernowitz）人，经历了4个国家，这还不包括战争时代被占领时的状态；如果把1938年外喀尔巴阡（Podkarpatska Rus）的短暂自治计算在内，一个蒙卡什（Munkacs）人已在5个国家生活过。在更为文明的时期，如1919年，一个人可能有权选择新的公民身份，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一个人往往要么被强行驱逐出新国家，要么被强行裹挟进一个新的国家。他或她是谁？这些国家的公民究竟属于什么人？对许多人而言，一直到现在，这还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在某些国家，这甚至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基本上由它来影响、甚至注定了一个人的法律地位及一生的机遇。
尽管这样，还有另一种更加共同的模糊性。中东欧国家大部分属于1945年以后外交家和联合国专家们发明的委婉的礼貌用语：“欠发达的”或“发展中的”地区，也就是说，这些地区基本上属于相对的或绝对的贫穷落后地区。就某些方面而言，在东西欧洲之间并无截然的分界线，不过是我们所说的欧洲经济和文化动力的山脉或山峰的东坡和西坡，它从意大利北部经过阿尔卑斯山脉到达法国北部和低地国家，然后延伸穿过英吉利海峡进入英国。这条线在中世纪的商路和哥特式建筑的分布图中还有迹可寻，如同欧洲共同体（the European Community）中地区性国民生产总值的数字一样。事实上，这个地区今天仍然是欧共体的基础。无论如何，这是一条大体上从哈布斯堡王朝中期延伸下来的历史界线，把“进步的”欧洲与“落后的”欧洲分隔开来。我知道人们对这些问题比较敏感。卢布尔雅那（Ljubljana）认为它如与斯科普里（Skopje）相比，则更加接近文明的中心；布达佩斯则认为它比贝尔格莱德更接近文明的中心；而目前布拉格当局甚至不愿意被称作“中欧”，因为担心与东欧有联系而坏了名声。它坚持认为自己完全属于西方。然而，我认为没有一个中东欧的国家或地区把自己作为中东欧的中心来考虑问题。它们都把其他地方看作真正取得进步和进行现代化的典型，我甚至怀疑，维也纳、布达佩斯和布拉格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也持同样的看法。他们看待巴黎和伦敦，就像贝尔格莱德和俄罗斯的知识分子看待维也纳一样——尽管以大多数公认的标准来衡量，当代捷克共和国和当代奥地利部分地区构成了欧洲先进工业区域的一部分，而就文化而言，维也纳、布达佩斯和布拉格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自己不如其他地方。
19世纪和20世纪落后国家的历史，是一部用模仿来试图赶上更发达地区的历史。19世纪的日本人把欧洲人作为榜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人则在竭力模仿美国的经济体制。20世纪中东欧的历史，概括说来，是接连学习了好几个榜样，以试图迎头赶上、但却以失败而告终的历史。1918年以后，大多数后起国家诞生不久，它们学习的榜样是西方的民主和经济自由主义。威尔逊总统是这个地区的守护神——布拉格的中心车站仍以他的名字命名吗？——只有布尔什维克（Bolshevik）在走他们自己的路。（实际上，布尔什维克也有他们的外国榜样：拉特瑙和亨利·福特。）这种模仿没有收到成效。20世纪20至30年代，它们的榜样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同样陷入风雨飘摇之中。即使在捷克斯洛伐克，大萧条最终也摧垮了各民族之间的民主。许多国家开始短暂地尝试法西斯模式，或是向法西斯送去秋波，在20世纪30年代，这个模式似乎是经济和政治成功的神话。（我们大概忘记了纳粹德国在克服大危机时是非常成功的。）把许多国家并入到一个大德国的经济体系中，同样没有成效。德国被打败了。
1945年以后，中东欧大多数国家选择，或是不得不选择了布尔什维克模式，这种模式基本上运用计划性的工业革命来实现落后的农业经济现代化。现在的捷克共和国以及1989年以前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此没有关联，但包括苏联在内的中东欧大部分地区都采用了这个模式。我没有必要细述最终导致这种制度模式消解的经济上的缺陷和瑕疵，更不用说它强加给中东欧的令人无法容忍及越来越令人无法容忍的政治体系。更何况我必须提醒诸位去回忆这种统治，特别是在约瑟夫·斯大林的铁血年代，给苏联各民族带来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苦难。尽管你们中的许多人不欢迎我这样说，但我必须说，自从1918年君主制覆灭，在某种程度上，布尔什维克制度比其他任何制度都搞得要好。对于这个地区——如斯洛伐克和巴尔干半岛的许多国家——比较落后的国家的普通公民而言，这个时期大概是他们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布尔什维克道路的失败，是由于经济体制的日益僵化和越来越不切实际，除了扼杀知识分子的创新精神之外，尤其在于这种体制被证明实际上已不能在经济上进行革新或对革新加以利用。另外，它已无法再对本国民众隐瞒这样一个事实，即其他国家取得了比社会主义国家远远高得多的物质成就。当然，你也可以换个说法，即布尔什维克道路的失败是由于普通公民的冷漠和仇视，由于统治者自身失去了他们一向自诩的民众对他们的信任。还有，不论你如何看，布尔什维克制度在1989年至1991年是以惊人的方式宣告失败的。
目前的情况又如何呢？现在有另外一种各国竞相效仿的模式，这就是：在政治上施行议会民主，在经济上实行完全的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目前这还不能算是真正的模式，它主要是对过去所作一切的一种反动。它可能会在各国立住脚，并发挥一定的作用——如果它被允许实行的话。但是，即便如此，鉴于自1918年以来的历史，这个地区除边缘部分外，并没有几个国家成功地加入“真正”先进、“真正”发达国家的行列。即使那些从没有在内战、骚乱及无政府状态中受损的国家，模仿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的结果也被证明是令人失望的。如果诸位能接受一句不列颠式轻描淡写的评论的话，我应该再加上一句，即使在追随里根-撒切尔模式的“始作俑”国，采用这个模式后，也并未取得辉煌的业绩。
总而言之，中东欧人民将继续生活在过去令他们失望、目前可能令他们失望、而将来令他们无所适从的国度。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情形。人民要求有人对失败和动荡承担责任。至少在这一代，从这种氛围中获益的各种运动和思想意识并不希望回复到1989年以前的老路上去。它们很可能演化成受排外的民族主义和极其褊狭思想操纵的运动。把责任推到外国人身上，从来都是件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情。
这就引向我的第二个、也是主要论点上来，这个观点与一所大学的工作有更加直接的关系，至少与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和大学教师的我有关的这部分工作有密切关系。就像罂粟是海洛因毒品的原料一样，对民族主义的、种族或是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而言，历史就是他们的原料。在这些意识形态中，过去是核心要素，很可能是最基本的要素。如果没有适用的过去，他们常常会捏造过去。的确，按事物的本质，通常不会有完全适用的过去，因为这些意识形态声称已证明为正确的现象并非古代的或一成不变的事实，只不过是对历史的虚构而已。这既适用于现代版的宗教的原教旨主义者——伊斯兰教国家阿亚图拉·霍梅尼的版本绝不会早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也适用于当代的民族主义。过去总会合法化。过去为一件并不值得炫耀的礼物提供了更加辉煌的陪衬。我还记得在什么地方读过一部研究古印度河流域城市文化、名为《巴基斯坦五千年》的著作。也就是在1932—1933年，“巴基斯坦”一词才被某些激进的学生想出来，在这之前它根本就不存在。直到1940年，建立巴基斯坦国才成为一项正式的政治要求。但是，直到1947年，巴基斯坦才作为一个国家建立起来。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摩亨佐-达罗（Mohenjo Daro）文化与伊斯兰堡现任统治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就像特洛伊战争与安卡拉政府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一样。但5 000年的巴基斯坦在一定程度上比46年的巴基斯坦好听得多。
在这种情形下，历史学家发现自己出人意料地扮演了政治演员的角色。我过去一向认为，历史职业不像核物理学，至少不会对人类有多大的危害。现在我明白它同样会。就像爱尔兰共和军（IRA）学习把化肥改造成炸药的车间一样，我们的书斋也能变成炸弹工厂。这种事态在两方面对我们有影响。笼统地说，我们要对历史事实负责，而具体地说，我们要担当批判历史中政治和意识形态弊端的责任。
对第一个责任，基本上毋须我多言。除了两种趋向外，我对其他事情不予置评。有一种趋向，是现在小说家时兴把他们的故事情节建立在有案可稽的事实基础上，而非凭空来虚构，从而在历史事实与虚构之间捏造了界线。另一个趋向是西方大学里，尤其是在文学系和人类学系中“后现代主义”的兴起，此种趋向认为，所谓客观存在的“事实”只不过是各种各样的智性组合——简言之，在事实和虚构之间根本没有截然的区别。但事实上是有截然区别的，对历史学家，甚至对于我们中间最激进的反实证主义者而言，辨识事实和虚构应该是最为基本的能力。我们不能捏造事实。埃维斯·普雷斯利要么死了，要么没死。在可以获得有效证据的前提下，这个问题可以根据证据作毫不含糊的回答。问题有时就是这样。否认在1915年曾试图对亚美尼亚人进行种族灭绝的当代土耳其政府，要么是正确的，要么是错误的。尽管阐释现象和把现象置于更加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中属于不同的途径，选择其一并没有同样毫不含糊的方式，但大多数人仍可以从严肃的历史著述中据理驳倒任何否认这次大屠杀的企图。最近，印度极端分子捣毁了在阿约提亚（Aodhya）的一座清真寺，诡称其理由是因为这座寺院建在了标志着罗摩神（Rama）诞生地的极其神圣的地方，它是穆斯林莫卧儿征服者巴卑尔强加给印度人民的。我在印度的大学中的同行和朋友们发表论文指出：（1）直到19世纪才有人认为阿约提亚是罗摩神的诞生地；（2）那座清真寺可以基本肯定不是建立在巴卑尔时代。我真希望自己能说这项研究已经使挑起事端的印度人幡然醒悟。不论怎么说，这些研究者至少是履行了他们作为历史学家的职责，使现在和将来那些能够读到这些文章的人以及那些受褊狭宣传左右的人受到教益。让我们履行自己的职责吧。
几乎没有哪种褊狭的思想意识是基于单纯的谎言和毫无事实依据的虚构之上的。我们确实不应忘记，在1389年有一场科索沃战役，塞尔维亚战士和他们的盟军被穆斯林打败了，这在塞尔维亚一般人的记忆中留下了很深的伤痕，尽管如此，它并不表明对现在占该地区总人口90%的阿尔巴尼亚人的压迫是合法的，也不表明声称该地区的领土基本上归他们所有的塞尔维亚人的要求是合法的。丹麦并没有对11世纪以前丹麦人定居和统治的东英格兰大部分领土提出什么要求，而这些地区一直以施行丹麦法而著称，这里的村庄名称在语文学上依然是丹麦语。
历史学中最常见的意识形态弊端，与其说是基于谎言，不如说是基于年代谬误。希腊民族主义者甚至不承认马其顿拥有自己名称的权利，理由是大约自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时起，马其顿就成为希腊统治者在巴尔干的领土，因此，马其顿基本上是希腊民族国家的一部分。就像关于马其顿的所有事情一样，这已不单纯是个学术问题，但对一名希腊的学者而言，需要有足够的勇气才可以说：就历史而言，上述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中根本没有出现希腊民族国家或是任何其他单独的政治实体，马其顿帝国完全不同于希腊或任何近代的民族国家，总之，一种最大的可能性是，古希腊人出于礼貌或出于谨慎没有说出口，但他们看待马其顿统治者无疑像他们后来看待罗马统治者那样，把他们视为野蛮人（barbarians）而非希腊人。而且，马其顿在历史上是一个具有各种种族渊源的复杂的混合体——难怪它要用法国混合水果色拉（macédoine）来命名
——任何把它看作单一民族的尝试都不可能是正确的。公正地说，就像我们应该唾弃所有企图把兹沃尼米尔大帝（Zvonimir the Great）说成是图季曼总统的祖先的克罗地亚出版物一样，同样，我们也应该抛弃移居马其顿的民族主义者的极端行为。但是，勇敢地反对某国历史教科书的捏造者面临很大的困难，尽管这样，在萨格勒布大学的许多历史学家——我引以为荣的朋友们，他们就敢于这样做。
上述以及其他用神话和虚构来代替历史的企图，并不仅仅是拙劣的智力笑话。毕竟，他们有权决定在教科书中写进什么内容，日本当局对此了然于心，因此坚持在日本学校中使用对日本侵华战争内容进行删改的教科书。对今天用种族渊源、宗教信仰、用过去或目前的国家边界来确定自己地位的人而言，神话和虚构是不可或缺的，他们试图从一个模糊不清、动荡不定的世界中找寻某些确定的成分，并宣称，“我们不同于其他民族并优于其他民族”。他们是我们在大学中所关注的对象，因为阐述这些神话和虚构的人都是受过教育的人：那些世俗和神职学校教师、教授（但愿不要太多）、新闻记者、电视和广播制作人。今天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将要进入某些大学。不要弄错，历史不是祖传的记忆，也不是集体的传统，而是人们从牧师、学校教师、史学著作的作者、刊物和电视节目的编辑那里学来的知识。历史学家们必须牢记自己的责任，这首先要求他们从身份认同政治的激情中退出——即使我们也感受到这种激情，也必须退出。毕竟，我们也是人类。
此类事件应该是非常严重的，从下述例子来看就可一清二楚。最近，以色列作家阿莫斯·埃隆的一篇描写希特勒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的方式的文章，已经成为以色列国家存在的合法性的神话。更为严重的是，在右翼政府执政时期，埃隆的文章成为对以色列国家地位和种族优越性的正式肯定，并成为正式的民族信仰体系——认为自己居住在上帝身边的说法——的一项重要的证明文献。探寻“大屠杀”概念的演化轨迹的埃隆，追随以色列工党新政府的教育部长，认为现在必须把历史与民族神话（无论是仪式的还是政治的）区分开来。作为非以色列人，尽管我是一名犹太人，我对此不加评论，但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为埃隆的这一言论而感到悲哀，这就是，在学术界，不管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撰写的关于种族灭绝的历史编纂学中最重要的文稿，要么是像希尔贝格的伟大著作那样，根本没有被译成希伯来语，要么在翻译过程中有许许多多的耽搁，此外又可能由于出版界不愿出版。关于种族灭绝的严肃的历史研究已经使其本身与一场无法言说的悲剧别无二致。它仅仅不同于合法性的神话而已。
然而，这个特例给了我们产生希望的基础。因为我们从中可以对神话的以及民族主义的历史进行批判。我注意到，以色列建立的历史基本上不再被当作民族主义的宣传或是对该国建立40年来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辩护来写。我还在爱尔兰历史中看到了同样的现象。在爱尔兰赢得独立半个世纪之后，大部分爱尔兰历史学家不再根据民族解放运动的神话来撰写他们的岛国历史。包括爱尔兰共和国及北爱尔兰在内的爱尔兰历史，在成功地获得民族解放后，正在进入一个光辉灿烂的伟大时期。这依然是一个具有政治含义和政治风险的问题。今天撰写的历史，摒弃了芬尼亚勇士团（the Fenians）传承给依旧用机枪、炸弹为古老传说而战的爱尔兰共和军的旧传统。但事实上，新一代人已成长起来，在感情上，他们能够置身于国家历史上的重大痛苦时刻和创始阶段，对历史学家而言，这就是一种希望的迹象。
然而，我们不能坐等老一代和新一代人之间的自然更替。我们必须在民族、种族及其他神话 形成 之时就加以抵制。我们这样做自然不会受人欢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缔造者托马斯·马萨里克进入政界时，就很不受欢迎，因为他颇为遗憾但毫不犹豫地证实，捷克民族神话赖以建立的中世纪手稿是件赝品。但只能这样做，我还希望在座的历史学家们也将这样做。
这就是我想对诸位谈的历史学家的职责。但在我结束演讲之前，我想提醒诸位另一件事。作为这所大学的学生，诸位算是有特权的人。情形就摆在这里，作为一所出类拔萃的知名学府的毕业生，如果诸位愿意，在社会上出人头地的机会相当多，尽管挣的钱比不上成功的企业家们，但总会有个不错的职业，挣的钱也会比其他人要多。我要提醒你们一件事，是我在一所大学刚开始任教时，我的老师告诉我的几句话：“你在这里教的学生不是像你一样优秀的人。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学生，脑子里装满了令人生厌的念头，中下等的学生以得过且过的成绩混取兴味索然的学位，考试答卷读起来千篇一律。优等生则会照顾他们自己，尽管你会体会到教他们的乐趣。而其他人则是真正需要你的人。”
上述说法不仅适用于大学，也适用于整个世界。政府、经济、学校，社会上所有的一切，并不是单纯为了少数有特权的人的利益而存在。我们能够照管自己。社会上的一切都是为了大多数普通人的利益而存在，这些人并不十分聪明也不十分有趣（当然，除非我们与他们中的某位坠入爱河），他们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他们没有功成名就，也注定不会功成名就，一句话，他们并无任何特殊之处。在历史长河中，这些人作为个体走进其街坊四邻圈子以外的历史，仅留下些出生、婚姻及死亡的记录。任何值得人们在其中生活的社会都得为这些人着想，而不是为那些富人、精明人、杰出人物着想，尽管这样的社会也必须为这些少数人提供广阔的天地。但是，这个世界不是为我们的个人利益而存在，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也绝不仅是为了我们的个人利益。主张为了个人利益而存在的世界不会是个完善的世界，也注定不会是一个持久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