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缺乏哲学头脑的历史学家，对于自己的研究总是难以避免得出概括性的结论。即使他们有时能避免，大概也无人鼓励他们去做，因为随着一名历史学家年齿渐长，学术讲座和学术会议的邀请也纷至沓来，他就更容易流于泛泛而论而非扎实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当代学者的兴趣在向史学概念和史学方法偏斜。当史学家们在他们原始资料丰富的牧场上觅食、或品味各自论著中的老问题时，各种各样的理论家却都围聚到了这批宁静的学者身边。有时即使是最与世无争的人，也被迫去迎接挑战者。并非史学家们（包括笔者本人）生性温和，至少在讨论各自的论著时，他们也常常会表现得咄咄逼人。某些最激烈的学术争论就是在他们论争过的领域中展开。作为一个从事这一行当已达50年的人，其间理应对历史问题发表点见解，现在把这些见解汇总成这本论文集，也就不足为奇了。

本论文集中有几篇文章简短而又不太系统——这主要是50分钟讲座限制的结果——但它们仍然是解决一系列相关问题的尝试。它们在三个地方有重叠之处。首先，我既关注历史在社会和政治中的作用和弊病，也关注对世界的解释，并希望对世界加以改造。更具体地说，我探讨了历史对于其他学科，尤其是在社会科学中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你可以把这些论文看成是我对我的职业所做的宣传广告。其次，这些论文讨论的是长期以来在历史学家以及其他研究历史的学者之间发生的事。它们包括对各种历史潮流和历史时尚的审视和评价，也包括对许多有争议问题的介入，如对后现代主义和计量历史学的评价。再次，这些论文都是有关我个人的历史观的；包括了每一位严肃的历史学家都必须面对的主要问题，以及我从事历史研究时发现的非常有价值的历史阐释；同时还有像我这样年龄、背景、信仰和经历的人研究历史的思路。读者们将会看到我的每一篇文章都会在一两个方面与上述三点内容相关。

我对所有这些问题的看法，应该能够从正文中看出来。尽管如此，我仍然想对本书的两个主题作扼要的说明。

首先，关于“揭示历史真相”的论点。这是笔者的朋友及同事所著的一本书的书名。 ^[1] 我竭力赞同历史学家所探究的是真实的这一观点。历史学家们研究的起点——尽管与他们可能终止的终点相距甚远——从根本上说，对他们来说也是关键所在，就是要区分确凿的事实与凭空虚构，区分基于证据及服从于证据的历史论述与那些空穴来风、信口开河式的历史论述。

近几十年来，尤其是在那些自认为思想激进的人中间，否认“客观现实是可以理解的”已成为时尚，因为我们所说的“事实”，仅仅是作为一种按这些“事实”阐述的先验的概念和问题的功能而存在的；我们所研究的过去仅仅是我们思想的产物。这样一种思想产物与其他不论是否有逻辑和事实依据的思想产物的效果基本相同。只要一种观念融入一种情感上根深蒂固的信仰体系中，可以说，就没有办法从原则上断定《圣经》中的创世叙述比不上自然科学家们的研究结论：两者仅仅是有差异而已。任何对此持怀疑态度的人，都被说成是“实证主义”，除了“经验主义”一词外，几乎没有哪个术语比“实证主义”一词具有更广泛的反击效果了。

简言之，我认为如果不在“是什么”与“不是什么”之间作出判别，就不可能有历史。罗马（Rome）人在布匿战争（the Punic Wars）中打败并摧毁了迦太基（Carthage），我们就不能说是迦太基人打败并摧毁了罗马。至于我们如何搜集和解释我们筛选出的典型资料（可能既包括已发生的事实，也包括人们对这些事实的思考），则是另外一回事。

实际上，至少在判定诸如“希特勒究竟有没有进行过大屠杀”这样的问题时，没有相对主义者有足够的勇气敢于固执己见。尽管如此，相对主义者在历史研究中较之在法庭辩论上难以有更大的作为。一件谋杀案中的被控方究竟是否有罪，依赖于对旧式实证论的证据的推论——如果这些证据是可以利用的话。任何一位知道自己受到审讯的清白读者想来都知道如何进行申诉。恰恰是罪犯的律师退到了辩护的后现代防线的后面。

其次，关于与我息息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尽管并不非常精当，但我并不否认我的马克思主义标识。如果没有马克思，我就无法产生对历史任何特殊的兴趣。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当我在德国一所保守的高级中学（Gymnasium）读书以及在伦敦一所高级中学受教于一位可敬的自由主义教师时，历史学并不是一门启人心扉的学科。照此发展下去，我就不会成为以历史学为生的、职业的历史学家。是马克思，以及青年马克思主义激进分子活跃的领域，让我找到了研究课题，并启发了我的思路。即使我认为马克思的大部分历史学研究方法需要抛弃，我仍将对马克思怀有深深的（尽管并非没有批评的）敬意；这就是日本人所说的“先生”（sensei）情结。马克思是一位智性大师，人们从他身上获益甚多，而又无法进行报答。恰巧，我（以诸位在本书中将要看到的带有某种限制条件的）相继发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显然是迄今为止认识历史的最好指南，就像伟大的14世纪学者伊本·赫勒敦所说的那样，马克思所指的“历史”就是：

人类社会或世界文明的记载；理应发生在那种社会之中的变迁的记载；……一种类型的人反对另一种类型的人的革命和造反、最终建立各种等级的王朝和国家的记载；不论是为了谋生还是为了各种技术和手艺、人类不同行为和不同职业的记载；总而言之，是社会由于自身的属性所发生变革的记载。 ^[2]

这个概念当然是像我这样研究欧洲中世纪结束以来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和世界变革的学者们的最佳指南。

但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与一位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本质区别在哪里呢？对20世纪大部分时期发生的、我们身临其境的世俗信仰战争中双方都有研究的思想家们，已试图在它们之间画上一条清晰的分界线，并指明各自互不相容的特征。一方面，苏联后期的当局者从未把我的著作翻译成俄文，尽管他们实际上知道笔者是一名共产党员，也是英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编者。以他们的正统标准来衡量，我的著作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方面，特别是近期，我尚未发现哪位“可敬的”法国出版商愿意翻译我的《极端的年代——短暂的20世纪（1914—1991）》（ Age of Extremes ），大概他们认为我这本书如果被译成法语，会在思想意识上对巴黎的读者，或者，很可能是对那些期望评论该书的人来说，震动太大。不过，就像我的文章试图阐明的那样，从19世纪末以来，至少到20世纪70年代，笼罩在历史编纂学上空的知识烟云开始消散，探究过去的历史学科已成为一门相互融合、而非相互分化的学科。法国年鉴学派（the Annales）与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之间并立的论点屡屡被人提及。这两派都认为，尽管另一派有着不同的知识体系，并且两派的中坚分子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政治主张，但它们却是在研究一个近似的课题。一度完全被认定是马克思主义、甚至是我所说的“庸俗马克思主义”（Vulgar-Maxism，见本书第十章）的论点已极大地渗透到了传统史学之中。我们可以说，半个世纪前，至少在英国，只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才能用从依赖一小部分富裕显赫的贵族、到依赖更加广泛的金融供给的教会经济基础的更迭，对欧洲中世纪神学赎罪概念的变化进行最恰当的解释。然而，谁又能断定：究竟是牛津杰出的中世纪史专家里查德·萨瑟恩爵士，还是雅克·勒高夫——他在20世纪80年代就用这些方法来审核他的著作，应该算是马克思思想上——更何况政治上的——的追随者和同情者？

我认为，历史学科中的融合对我这些论文所阐述的一个重要论点是个有力的证据，也就是说，历史学是一项具有凝聚力的智性工程，并且已经在解释世界是如何发展到了今天这一点上有了进展。尽管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双方所包含的内容混杂不清、纠缠在一起，但我在此并不是说：人们无法或不应对这两者进行区分。承继了马克思传统的历史学家——并不包括所有自称具有马克思传统的人——对于澄清二者的区别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他们并不是孤立的。他们的工作，以及任何人的工作，都不应凭他们（或其他人）赋予他们的政治标签来加以评判。

本书所收集的论文写于过去30年中不同的时期，主要是一些学术讲座、学术会议和学术报告的稿件；也有几篇是在需要歌功颂德的场合所写的书评或为某位学术同行的纪念文集所写的稿件。这些文章的读者和听众，从一般的对象（主要为高等学府的师生）到职业历史学家或经济学家等专业研究人员。尽管第十七章最早的德文本是德国《史学家会议》（ Historikertag ）年刊举办的一个讲座的稿件，由《时代》（ Die Zeit ）发表过，本书的第三、五、七、八、十七和十九章仍属首次发表。第一及第十五章最早刊于《纽约书评》（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上；第二和第十四章刊于史学评论《过去与现在》（ Past and Present ）上；第四、十一和二十章刊于《新左派评论》（ New Left Review ）上；第六章刊于美国艺术和科学学会的杂志《代达罗斯》（ Daedalus ）上；第十和二十一章刊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赞助的《第欧根尼》（ Diogenes ）上；第十三章刊于宾厄姆顿（Binghamton）纽约州立大学（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费尔南·布罗代尔研究中心赞助的《评论》（ Review ）上；第十八章是作为由伦敦大学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发表的。为纪念文集而写的第九和第十六章的详情已在每章的开头作了说明，一般阐明了这些文集最初的发表时间和它们最初的写作场合。我对上述所有发表、收录过我文章的书刊表示感谢，同时我还必须感谢他们允许我重刊这些文章。

E.J.霍布斯鲍姆
1997年于伦敦

[1] 乔伊丝 ·阿普阿比、林恩 ·亨特和玛格丽特 ·雅各布：《揭示历史真相》（ Telling the Truth of History ），纽约，1994年。

[2] 转引自查理斯 ·伊萨维编译《阿拉伯历史哲学：突尼斯（1332—1406年）伊本 ·赫勒敦序言选》[ An Arab Philosophy of History：Selections from the Prolegomena of Ibn Khaldun of Tunis （1332—1406）]，伦敦，1956年，第26—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