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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获取是公民在即便缺乏知识和专业技术的情况下，也能在议题上形成有意义的偏好的一种途径，并且信息接收者和供给者之间的关系突出了大众中由不同成员掌握的政治知识的巨大差异。但是知识上的差异也可能存在于同一个人面对不同的政策议题时。
康沃斯的开创性文章有着许多具有持久影响力的贡献，其中一个就是议题大众（issue publics）的概念——一个很显然但经常被忽视的事实，即不同的人关注不同的政策议题。在参与民主治理时，公民必须能够在政府强调的政策议题上形成有意义的偏好。但是那并不意味着每个公民必须在每个议题上都有一个偏好。在一个巨大和多样化的社会中，公民有多种多样的背景、兴趣和境遇，在不同公民关注和参与的不同政治议题上没有实质性的差异才是令人吃惊的。
康沃斯对大众政治偏好的负面评价，部分是基于他所调查的政治精英在相关议题上相当强的相关性。（康沃斯的政治精英样本由美国国会候选人构成，可以说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复杂的比较组。）尽管如此，当康沃斯把他关于大众政策取向的分析局限在一系列议题领域，如国外援助或种族政策并且当受访者在他看来归属于某个给定议题大众时
，他发现在普通美国人之间的关联度与政治精英之间的关联度很相似，“把对那些由于不关心或无知而排除在议题公众之外的个体从分析中移除，会有助于缩小大众和精英群体之间约束水平的差异”
。
在议题大众问题上，随后的分析证实了康沃斯的洞见。
比如，乔恩·克罗斯尼克（Jon Krosnick）根据受访者对于不同政策议题的重视程度，把他们划分为不同的议题大众。克罗斯尼克报告说，受访者认为某个政策议题越重要，他就越有可能将这个议题作为一个喜欢或者不喜欢总统候选人的原因，而不太可能因为游说而改变议题偏好，而且随着时间的演变，他的议题偏好会更稳定。
对议题大众的研究意味着仅仅基于平均知识水平、偏好稳定性或者其他大众层面的测量等对大众偏好来进行质量评价，总的来说，可能严重低估了一个典型的公民持有有意义的政策偏好的程度。典型公民确实可能只参加国家所面临的许多议题中的若干个。但如果公民对他们最关心的次级议题上有明智的和合理形成的偏好，并且赋予这些议题在政党和候选人之间选择时不同的比重，那么大众就能够实现他在民主治理中所赋予的角色，即便大部分公民在大多数议题上缺乏有意义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