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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贝雷尔森、拉扎斯菲尔德和麦克菲提议的民主公民的严格标准下，这些作者把美国大众视为未达标的公民也就不足为奇。他们写道，政治观点更多的是“感性和性格而非‘理性偏好’问题，是信仰而非信念，是期望而不是对后果精密的预测”
[8]
。然而贝雷尔森和他的合作者相信，尽管大众普遍缺乏政治相关信息，对政策事实的推理质量低劣，有充分政治知识和政治参与度的少数人仍然能够平衡无知的大多数。即使大部分公民对公共事务不关心也不知情，仍然有一部分公民浸泡在政治和政策的世界里。而且，他们所维持的社会网络允许分工合作，使得更了解情况的意见领袖为他们更不了解的朋友和熟人提供政策洞见和背书。“这些公民的政治才能”，他们总结道，“更少的体现在如何评价公共政策上，而不是评价那些建议他们如何评价公共政策的人上”。
从更博学的精英或熟人那里获取信息，对缺乏在某政策议题上收集形成偏好所需信息的能力的公民来说，是一个有意义的战略。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在贝雷尔森、拉扎斯菲尔德和麦克菲之后写道，普通公民“不能在所有跟他的决定相关的政策领域都专业，因此，他需要从那些在这些领域内专业的、与他们有相同政治目标的并且有良好的判断力的人士处寻求帮助” [9] 。
过去的几十年中涌现了大量文献，这些文献界定了公民在形成政治判断时可信赖的信息提供者的范围。 [10] 最简单的信息获取模型假定公民会采取由类似想法的精英所表达的政策立场，忽略那些非相似想法（由政党或意识形态兼容性，或者更具体的亲缘关系，比如一个公民的宗教、联盟或者职业组织来判定）。这种信息提供者有可能是社会领袖，他们的观点通过媒体或熟人得到传播，这些中间人相对更了解当前的议题。
对于信息获取还有一个更复杂的理解，它作为民主偏好形成的基础，使公民能够通过采取持类似观点的信息提供者的立场或采取那些持不同观点者的相反的立场，将信息改造以适用于自己的目的。阿瑟·卢比亚（Arthur Lupia）在一个试验中很好地说明了这个过程，在这个实验中，受访者被告知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或帕特里克·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支持或者反对无过失汽车保险。
民主党受访者倾向在改变他们在支持无过失汽车保险上的偏好时与杰克逊所分配的立场保持一致，与布坎南所分配的立场相反，而共和党受访者则有相反的表现。有趣的是，民主党人更容易被布坎南而不是杰克逊所声称的立场影响，而共和党人对杰克逊而非布坎南的立场反应得更激烈。这表明，不同想法的信息提供者的劝阻功效，要大于被认为具有兼容意识形态倾向的信息提供者的说服效果。
在遇到富有挑战性的决定时，向那些更博学的人求助的战略并不仅限于政治新手。即便是那些紧密关注政治的公民也不可避免地会缺乏充分的信息（或者技术专长），难以从许多碎片化的议题上形成观点。在现代国家，即便是对最积极的社会成员，也有太多细节的和技术的问题使得他们难以随时了解最新情况。事实上，即便是具有丰富信息资源和以政治为生的民选代表，在特定议题领域也要从专家以及所在党派里专精这个议题所属领域的代表那里获取信息。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