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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公共舆论学者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思想流派：一派认为美国人低水平的政治知识和明显不够清晰、稳定的政策偏好，表明大众实际上并没有能力对政府决策制定者在政策问题上提供深刻的指导。另一派则承认传统期望和大众表现上的差异，但仍然相信补充性机制至少在加总的意义上可以使公民形成有意义的偏好，即便是在较低的信息水平和受调查者所展现的大量偏好不一致的情况下。
在菲利普·康沃斯（Philip Converse）的开创性文章《大众（Mass Publics）信仰体系的本质》中，他描绘了美国大众在很大程度上缺乏连贯的政治偏好的黯淡景象。康沃斯观察到，当同样的问题在不同情形下被提问时，受访者很容易表达不一致的偏好，而在某个政策议题上的偏好至多与相关议题的偏好有点弱相关关系。而且，大多数美国人对广泛的组织原则（诸如自由主义或者保守主义）认识不足。在这样的证据面前，康沃斯总结道，受访者在调查中所报告的偏好很大程度上由“无态度”和“大部分选民没有有意义的信仰，即便是面对那些成为精英经常激烈辩论的基础的议题”构成。
许多后续关于美国人政治偏好的评价也只是更有希望一点。比如，在考察了数百个政治信息的调查设计后，米歇尔·德利·卡皮尼（Michael Delli Carpini）和斯科特·基特（Scott Keeter）总结道：“不止一小部分公众对政治很了解——了解到足以满足好公民的高标准。政府的许多基本制度和程序被一半以上的大众所了解，就像大众也了解当前政党在许多主要议题上的相对立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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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像硬币有反面，大众中的相当大比例并没有达到这个水平。“不幸的是，大量的美国公民并不了解”，德利·卡皮尼和斯科特·基特写道，“整体的知识水平最多算个中等”。
这两个分析强调了公共舆论中最麻烦的两点，这两点质疑了有意义的民主政府的可行性：大众对政治事务缺乏了解，以及调查中看似随机的政策偏好，正反映了大众随着时间的推移缺乏稳定性，以及在相关或同一政策议题的类似表述上的弱相关性。
那些对公民政策偏好更乐观的学者提出了大众政治态度的三个方面，以解释具有最低政治信息的大众如何能够形成有意义的议题偏好。首先，具有中等信息水平的公民有可能向更博学的公民了解不同的政策或政治家偏好的可取性。其次，个体公民在任何特定的时间点上、对所有的政治议题并不同等程度地感兴趣，但会倾向专注于一些次议题。对这些议题他们有着更深的了解以及更稳定和深思熟虑过的偏好。大众在这些议题政策上的分化意味着在形成政府政策上，任何个体公民参与的能力应当基于他所关心的议题集来评价；要想使公众实现他们在民主治理中的角色，公民不需要在所有的议题上都有同等成熟的偏好。最后，个体公民政策偏好中变幻无常的因素在大众中（或者在大众的不同组别中）加总的时候，会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抵消掉。在这种计算方式下，加总的观点会更加稳定，比构成它的个体观点有更高的扰动率（noise ratio）信号（抗干扰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