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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探索公民在民主治理中的角色，我从极简民主概念（最低要求派的概念）中的对大众的期望或要求开始。大众的中心任务，根据熊彼特和其他“最低民主”理论家的观点，是要从多个政党或候选人中做选择。 [3] 但是这个选择的基础是什么？如果选民不能形成明智的政策偏好，正如最低民主理论所示的那样，他们如何决定他们偏好哪个候选者？
正如回溯性投票理论所说，在竞争的候选人中进行选择，最低要求基础是对在任官员绩效的简单评估。而根据回溯性投票模型，公民不需要在大量政策议题中形成偏好，而只需要评估现任政治家或者行政人员的绩效。如果他们表现得超出某些门槛，选民就仍然选举他们当政；否则，选民就投给他们的对手。这种大众民主角色观点的核心是它能够被容易地执行。正如莫里斯·菲奥里纳（Morris Fiorina）所写：“为了确定当政者表现得是好还是坏，公民只需要计算他们自身福利的变化。” [4]
许多选民的行为确实看似符合回溯性模型，正如经济状况与选举结果之间的强相关所表明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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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他选民有很强的政党关联，且不太可能被经济状况所动摇。而且这种简单形式的回溯性投票只适用于“共识问题”，即所有选民对此问题偏好同样的结果，如健康的经济或者低犯罪率。
然而政府则着眼于许多存在争议的重要问题：税收水平和累进程度、枪支管制、堕胎、国外军事干预、环境和能源政策，等等。正如菲奥里纳指出的那样，在这些问题上判断过去的表现需要一个测量成败的偏好或标准。不是要求不高，在非共识问题上，回溯性投票不仅需要政策偏好，还需要对当政者是否帮助提升了期望结果的了解。
诸如经济福利之类的共识问题，似乎免除了公民在复杂政策问题上形成偏好的必要性。但是尽管看起来很简单，诸如经济福利这样的判断也可以相当复杂。比如，个体选民必须评估他们自己的经济财富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国家的经济财富。如果他们失业或者国家失业率上升了，反对当政者的投票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如果他们失业的同时国家失业率下降了呢？在那种情况下，公民必须评估他们个人情况与更大的国家情况之间的关联。研究表明，选民确实试图做这样的区分。
而且，准确的回溯性评价需要公民在当前局面中，对现任政治家要负责的方面与那些超出政治家们控制的方面作区分。比如，当国家经济情况良好时，选民更可能再次选择他们的管理者，而当情况不好的时候将他们踢下台。但当国家经济情况似乎反映了国家的情况（可以假定超出任何管理者的控制），选民会做出相应的调整并根据国家的情况更多或更少地怪罪于他们的当政者。
尽管这样的模式表明在大众中存在一定程度的理性计算，分配经济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责任是一个困难的任务（即使是对经济学家而言），而且选民似乎最多也只能做一个中规中矩的判断。
当然，即使选民在形成回溯性判断时表现很一般，忽视当政者对社会条件变化所负责程度的考虑，或者采用经济绩效中最近的趋势这样简单但却有误导性的标准，最低要求民主理论还是可以坚持的。 [6] 但是不知情的或者被误导的回溯作为民主的基础并不比不知情的政策偏好更可行。简单来说，即使是民主观念的最低要求也需要公民形成偏好，并且对政治领导人的责任做出困难的评估。但是，公民是否能够做到理解他们在民主治理中的角色这样的最低要求？从柏拉图开始，对民主的质疑认为普通公民在指导政府决策制定上还不够格，并且历经半个世纪的关于政治知识的调查数据也为这个怀疑提供了凭证。我的观点是，少有人能实现更高级民主概念所给出的严格预期，但尽管这样，大众观点仍然是一个有价值的——即便是不完美的——政府政策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