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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识别了合适的调查问题之后，我使用历史信息资源来确定这个被提议的政策变动是否发生了。
如果提议的变动在调查问题被询问之后的四年内发生了，这个变动就被编码为“被采用”。更具体的，如果联邦政策制定者在四年的编码窗口期内完成了他们的任务，政策就会编码为“被采用”，即便它并没有在这个时间框架内生效。比如，如果国会通过，并且总统签署了立法，我就认为政策在它签订为法律的时候发生了变化，即使执行被延后到下一个财政年份或者更远。在艾伦·门罗分析大众偏好和政策变动时，他寻求长时期里的政策变动，并发现88%的政策变动最终在他所考察的调查问题被询问之后的两年内发生。
在我的数据中，在四年窗口期内发生变化的政策，90%都是在头两年发生的（有另外的7%在第三年发生，3%在第四年发生）。
在为具体的量化议案（比如，提高最低工资到6美元一小时或者提高燃料效率标准到每加仑40英里）调查问题编码时，如果一个变动能至少代表调查问题中所提出的80%的变动，编码者就视这个变动为发生了。如果实际的政策变动能代表的调查中提议的问题低于80%但超过20%，这个结果会被编码为“部分变动”。只有3%的结果被编码为部分变动；这些案例在下文报告的所有分析中被去掉了。
其他的编码被开发出来用于表明问题所强调的政策领域（如税收、堕胎）以及提议的政策变动是否需要最高法院的判决或者宪法修正。在我去除了那些需要宪法修正或者最高法院判决的政策变动提案、被部分而不是全部采纳的提议变动以及缺乏收入细分的问题后，1981—2002年间的1 779个问题被保留在下文所报告的分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