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偏好与调查日程

出于一些现实的原因，许多作者使用跟我一样的档案调查数据来研究大众偏好与政府政策之间的关系。 ^[4] 但是，其他学者质疑了“调查议程”作为评估政策回应性基础的适用性。

最首要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调查组织询问的政策集中的可能偏差。本杰明·佩奇（Benjamin Page）和保罗·伯斯坦（Paul Burstein）认为调查组织询问的政策过度代表了最突出和最重要的议题，而在那些本质上晦涩难懂或专业性的问题上代表性不足。 由于大众偏好与政府政策之间的关联度在更重要的问题上倾向更强，这些作者就认为这会导致对偏好政策关联强度的高估。

这是一个重要的反对意见，而且调查组织确实倾向更多地重视有普遍利益的问题。由于政府处理的议题范围广泛，且常常是些晦涩的议题，我们会预期调查组织会忽略许多——而不是绝大多数——具体的政策提案。此外，调查组织有时候确实会问令人吃惊的有关大众的模糊问题。比如，罗珀组织（Roper Organization）调查过美国人是否支持“美国公司向中国大陆售卖诸如高科技电话转换器、电话交流卫星以及微波传输系统等通信系统到中国本土” 。更重要的是，不同晦涩程度的政策适度混合，能够得出对政策回应性的无偏估计，这取决于个体对代表性本质的理解。正如上文所讨论的那样，预期大众对政府采取的或者可能采取的所有政策都持有偏好是不合理的。在一个现代国家，实在有太多细节的、专业的议题让大众去跟上。即使是那些有大量班底人员和丰富资源的议员，在跟进许多政策议题的细节上也会有困难。金登基于他对美国国会议员的详细访谈总结道：“像大多数忙碌的人一样，国会议员也只有有限的时间投身到任一活动中，也面临着比他们能系统筛查或考虑的多得多的信息。” ^[5] 我们最关心的是大众在那些美国民众确实或合理地持有偏好的次级政策上，影响有多大。

从这个角度来看，调查组织忽略晦涩或者专业政策议题的倾向，在不过分的范围内都是可以接受的。当然，界定究竟偏离多远算过分是困难的；对评估回应性来说，仅包含某段时间内最重要的政策的数据库很可能是一个有误导性的狭隘基础。但是，一个反映了所有正式政府议程（或者说一个反映了所有政策的代表性样本）的数据库也不太可能会成为评估大众偏好回应性的合适基础。

调查议程中的第二种形式的偏差与第一个或许有着同等的评估问题和难度。在选择呈献给大众的问题时，调查组织倾向过度表现那些政治精英或者他们自己认为重要的议题，或者他们认为更可行或更受欢迎的政策选择。如果大众作为一个整体——或者大众中的一组人，比如经济上处于劣势的群体——更重视其他议题或者其他政策选择，政策制定者对这个被调查组织忽略掉偏好的团体的回应，会比看起来更少。比如，创造在联邦政府工作的机会来缓解失业问题，在贫穷和中等收入的美国人中很受欢迎（且少数富裕的美国人也欢迎），但调查组织很少问到。由于我的原始数据库所涵盖的时间段内，没有这类项目，在这个政策上额外的调查问题会减少政策制定者对大众偏好（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不那么富裕的群体）明显的回应性。

在调查议程中的这种偏差的量很难在大众总体中做校正，但我的数据让我可以比较我的数据库中议案政策变动，相较于某个经济水平会在何种程度上有利于另一个经济水平中的群体偏好或政策选择。就调查组织支持某个群体的偏好选择而忽视另一个组织的偏好而言，对议案政策变动的平均支持水平应当在前者中更高。事实上，我的数据表明，对调查组织询问的议案政策变动的平均支持率，在不同的收入水平上并没有实质差异。在我的数据库中，在收入排前百分之十的群体中，受访者对议案政策变动的平均支持率是54.8%，在收入处于中游的群体中，平均支持率是56%，收入处于后百分之十的群体中，平均支持率是56.3%。 当然，特殊的政策经常在不同收入水平的美国人中得到不同水平的支持。但就我收集的全部政策问题的平均水平来看，所有经济收入水平群体的偏好看起来都被同等地代表了。那么，至少，不管调查组织有多大倾向去忽略被大众所支持的一些政策选择，看起来不会在不同收入群体间产生差异。

我并不是说我的政策偏好集是我考察年份中联邦政策的终极集合，而是构成它的广义议题能够合理反映这段时间出现在大众议程上的广泛议题，并且平均来看，能够同等反映各个收入阶层的偏好。由于新闻媒体和调查组织会修改它们的问题来适应当时更重要的议题，我收集的这个问题集至少以一种宽松的方式反映了联邦政府和美国大众紧密关心的问题。 wg9h4RNgiDiBOpUr21PIA9eu+w2FbzZL5jpWwe1poG61RFO5xdZYHDIJEaifAB+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