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回应性的替代性测量

对大众偏好与政府决策之间关联的定量分析有三种主要的形式。 ^[40] 最常用的方法，经常被称作“双向代表性”（dyadic representation），考察了选民观点与州或国会区等政治单元内议员、候选人的行为之间的关系。 由此得出的发现往往是选民偏好与议员投票行为之间的强相关关系。

第二个方法考察大众偏好随时间改变如何变化，以及相应的政府政策变化（或者不变化）。比如，如果在某些时候，太空探索的支出支持度下降，太空探索项目的实际支出是否会降低？利用这种方法，佩奇和夏皮罗发现观点变动方向和政府政策变动方向之间是高度一致的，特别是那些大众偏好变化很大的重点议题或案例。 罗伯特·埃里克森（Robert Erikson）、迈克·麦昆（Michael MacKuen）和詹姆斯·斯廷森（James Stimson）也将大众偏好的变动与随后的政府政策的变动联系起来。 ^[41] 但埃里克森、麦昆和斯廷森并没有把个体政策议题作为重点，而是采用了“公众情绪”（public mood），这样一个涉及政府规模和范围的更广的测量单位，以及一个关于实际政府政策的测量单位。考虑到大众偏好与政府政策之间的互惠关系，他们报告大众情绪对政策产出有极强的影响，得出结论，认为存在着“近乎一对一的偏好—政策转化率” 。

最后，使用第三个方法，艾伦·门罗（Alan Monroe）比较了大众在特定时间表达的对政策变动的偏好与随后的政府政策变动（或者不变动）。 例如，如果大众在某个时点表达了对削减太空探索支出的偏好，那么实际的太空探索项目支出在下一年是否会被削减？门罗发现，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之间，大众偏好和随后的政策变动只有不太高的一致性，而在80年代和90年代之间一致性甚至变得更弱。然而，与佩奇和夏皮罗的结果相对照的是，门罗发现大众偏好与政府政策在那些大众认为更重要的议题上有更好的匹配。

因此，前人的研究意味着选民偏好与议员行为之间有相当高的一致性，美国人具体的政策偏好和具体的政府政策之间则有相对更温和的匹配度（在一些更突出的议题上有更强的一致性），也意味着广义的大众情绪和广义的政府活动测量的强聚合关系。

与现有将大众作为整体来考察偏好／政策关系的主流研究不同，只有一小部分研究利用定量数据来评估这个关系在不同社会团体之间的差异。约翰·格里芬（John Griffin）和布赖恩·纽曼（Brian Newman）把黑人、白人以及拉丁裔选民的偏好视为独立的，对国会投票和选民观点做了互动分析。 ^[42] 考虑到每个种族在国会选区内规模不同，他们发现议员的投票模式与选民观点之间的匹配性对白人最强，对黑人最弱。

劳伦斯·雅各布斯（Lawrance Jacobs）和本杰明·佩奇（Benjamin Page）用另一种方法评估了美国不同精英团体以及大众整体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 利用近30年的对普通大众和多个对外政策领导者政策偏好的分别调查测量，他们发现商业领袖和专家有着最能影响对外政策的能力，而大众作为一个整体对此只有很小或者没有影响。

最后，在与我关注的国家层面上经济基础代表性偏差问题最相关的研究中，拉里·巴特尔斯（Larry Bartels）将美国参议员的唱名表决与他们的高、中、低收入选民的偏好相关联。在考察公民权、最低工资、政府支出、堕胎，以及对自由／保守意识形态进行广义测量时，巴特尔斯发现参议员对高收入选民的观点有着更持续和更显著的更多回应（共和党的这个偏差要比民主党更大些）。 ^[43]

正如对过去研究的描述所表明的那样，过去对政府回应性的研究使用了多种方法来评估大众需求与政府作为之间的匹配度。在美国，将个体参议员或者众议员的选举行为与他们的选民偏好联系起来的互动分析是迄今为止最常用的方法。这个方法的优势之一是数据充足。一次国会投票能提供给研究者435个不同的观察值（众议院选区）或者50个州的100名参议员的表决结果。互动分析还使得研究者可以把其他影响议员投票行为的因素纳入其中，诸如政党、个人背景以及选区特征等。

但是，互动分析在评估政策回应性上也有一些严重的局限性。最明显的是，国会唱名表决分析限制了对那些潜在政策变动的政策回应性的分析，而这实际上是国会的院会投票。但是政治权力以及相应的回应性，可能存在于决定哪个政策被考虑的权利中，就像存在于政策决定的能力之中。 因此，研究国会的学者有时把议程控制，包括决定哪个潜在的政策变动能得到院会投票的权力，作为国会中政党影响力的关键。 ^[44] 在第二章中，我更仔细地讨论了得到公民、媒体、利益集团等关注的“大众议程”议题与那些由国会和总统提出的“政府议程”议题之间的区别。把研究限制在国会唱名表决上严重限制了议题的范围，完全遗漏了政策回应性中由哪些议题提交国会投票的过程所构成的部分。由于国会唱名表决的潜在政策与那些没有受到（国会唱名表决）的政策有显著性差异，因此对唱名表决的研究不能反映那些联邦政府强调过的潜在议题的回应度。

“没有发生的那些”在理解政策回应性中的重要性是“政策转移”（policy drift）概念的核心，这是由雅各布·哈克（Jacob Hacker）和保罗·皮尔森（Paul Pierson）在探讨美国增长的经济不平等时所提出的概念。 哈克和皮尔森指出，现有政策的影响可以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动。在这样的案例中，无作为会导致政府政策的变化，影响并不低于那些明显政策变动的影响。比如，如果通胀影响了最低工资价值而政策制定者没有调整最低工资，那么这个政策的影响就会随时间变动。另一个考虑政府不作为和作为的重要例子，来自萨拉·宾德（Sarah Binder）对立法僵局的分析。 ^[45] 先前的研究只考虑了被国会采纳的政策，并认为分裂的政府不是建立有意义的立法的阻碍，宾德考虑了在公共讨论中很显著但没有被国会采纳的潜在的政策变动，并且得到了相反的结论。 ^[46]

由于院会投票会被记录，不仅对唱名表决的互动分析会局限于可能的政策变动，而且议员唱名表决时的行为可能系统区别于他们在工作中可见性更低时的行为。国会成员有选举来激励他们表现得符合选民的偏好。但那些激励的强度要视他们在讨论问题上行为的可见性和透明度而定。 ^[47] 在实质性立法上，最后一步的投票通常来说是议员采取的最可见的也是最容易说明的行为（至少是在政策议题上；我没有考虑特定选区的政治拨款活动，这也可以是高度可见和容易解释的）。因此选民对议员行为的影响很可能在敏感问题的最后投票中是最强的，而在诸如委员会投票、院会投票等程序性问题，以及法案修正、推动潜在政策被纳入国会日程并安全通过所必须的幕后实质性工作等活动上是最弱的。

如果选民的偏好是影响议员行为的唯一因素，我们可以假设，不管我们在唱名表决中观察到的回应度如何，它都会是国会成员采取的更广泛的活动的反映。但议员必须平衡选民愿望和一系列其他因素，诸如党派领导、利益集团、金主以及他们自己的政治取向等。 ^[48] 唱名表决，特别是引人注目的法案的最终投票，很有可能被选民关注（并且最容易通过竞争对手、利益集团以及议员自身得到选民的注意）。因此，在这些投票上，国会成员有最强的动力与选民的意愿相符合。这点特别的正确，因为其他试图塑造议员行为的利益集团在更不可见的方面要比大众更有能力来操控国会活动。政党领袖、利益集团，以及议员自己都能够考虑更广泛的活动，由此增强了国会成员在唱名表决中更多地回应选民的动力，并且在其他影响政策结果的活动（包括他们自己的政策偏好）上表现出更强的回应性。

例如，政治活动委员会（PACs）对国会成员的捐赠对议员唱名表决并没有影响，但这些捐赠与诸如在内部委员会审定时提供修正案、与其他议员协商等幕后活动强烈相关。 由此，我们可以预期议员对他们选民偏好的回应在高度可见的唱名表决中最强，而在那些选民难以或者不能操控的幕后活动中回应最弱。

因此，建立在唱名表决基础上的互动分析，很有可能过度估计议员行为拓展了他们选民的偏好的程度。这种过度估计的程度取决于选民偏好与左右议员行为的其他力量的差异程度。在一些议题上，一些议员想追求的政策和他们的选民偏好没有冲突。但在另一些情形下，议员会被迫在最可见的行动中迎合选民的偏好，而在不太可能引起选民关注的活动中追求其他偏好。

有关选民对不同国会行为的影响的证据尽管缺乏，但看起来与上文所列的预期相一致。比如，迈克尔·克雷斯平（Michael Crespin）表明那些被重新划分了选区的国会成员调整了部分而不是全部的唱名表决，来更好地与他们新选区的选民偏好相匹配。 克雷斯平发现，最明显的变化出现在高度可见的最后投票中，而在很难让观察者做出阐释但又对政党控制国会议程很重要的程序上投票一点也没发生变化。同样地，文森特·哈钦斯（Vincent Hutchings）、哈伍德·麦克勒金（Harwood McClerking）、盖-尤里尔·查尔斯（Guy-Uriel Charles）表明，选区中非裔美国人的比例与议员在重要的种族政策上的最终投票相关度最强，而与更不可见但又有同等影响力的种族政策修正案中的投票相关度最低。

在本书中，我忽略个体议员以及具体政治活动家的行为，重点关注政策制定过程的最终产品：被联邦政府实际采纳或未采纳的政策。这个方法相比于互动分析，在分析中需要更大规模的政策议题。但因为政策制定存在着部分可能有误导性的方面，它避免了依赖政策制定所带来的问题，而是集中在政策本身。而这也就是我们认为可以从立法表决（以及政治过程的其他方面）开始着手的原因。

通过集中在政策采纳上，我将大众（或者大众中的次级团体）对议程形成和政策决策的影响纳入我的分析中。这即是，对一个即将被采纳的政策而言，它必须被纳入政府议程然后再被执行。影响主要是在议程设置阶段就施加了还是主要在决策阶段施加，会被反映在大众偏好与政策结果的关联上。最后，通过集中在单个政策而不是意识形态倾向的广义测量上，我使收入与政策偏好的关联在不同的议题上变动。 ^[49] 正如之前所说，就像富裕的美国人倾向在经济议题上更加保守而在“道德”议题诸如同性恋权利或堕胎上更加自由，把太过广泛的系列议题结合到一个测量中，可能会模糊这些差别并使得代表性不平等不能被探测。

没有唯一正确的方式来评估像政府对大众的回应性这么复杂的问题；不同的方式提供了不同的权衡取舍和限制。用政策过程的最终产品作为我的结果的衡量单位，分散的政策变动作为我的分析单元，把政策与偏好间的关联强度作为我对回应性的测量，我寻求最大化收益和最小化对这个复杂关系分析的内生局限性。我的希望和预期是其他学者会用更加多元的方法和数据来更深入探究代表性不平等问题，为本书报告的结果提供更多的见解、拓展和修正。 +zwpxmoOXS63Xz1eAHWADO+q8kliBMgP7/CTCWWITK2hKU2uHWDZYMDa2tr6cl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