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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选举激励推动政治家回应大众偏好的意义上说，比起大众现有的偏好，大众在下一轮选举时被预期持有的偏好可能最有影响力。 [34] 因此，从战略角度看，我们可能会预期民主的回应性——就它的程度而言——反映的是大众的“潜在观点” [35] 或者“潜在偏好” [36] ，而不是它显示出来的观点。从规范的视角来看，我们可能甚至希望政府不回应大众时时刻刻表达的偏好，而是回应大众对选举背景中提出来的议题上的偏好，与此同时还有其他竞选对手支持或反对这个政策，其他精英带着信息和建议来加入辩论，以及公民在这个议题上的更多关注。从这个角度看，民主回应性不是存在于反映大众表达出偏好的政策之中，而是存在于未来某个时间点上能够收获最多支持的政策中，在这些政策的明智之处能够经受公众争议的时候。
因此，这个问题在于比较政府政策与大众显示（或表达）的观点，正如我在后文章节中所做的那样，是否对政策回应性提供了一个肤浅或者误导的描述。如果因为政策制定者回应的是他们预期的大众在未来某些争论中所持有的观点，由此导致政策与大众表达出来的观点不同，我们可能会认为政府更民主而不是更不民主。
承认大众显示的观点与政府政策之间匹配性的缺乏，有可能显示了对潜在观点更多的回应，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政策被采用时大众所表达的观点，构成评估政策回应性的合理基础。首先，大众显示的偏好和潜在的偏好可能不同的原因之一是，人的观点会因新的信息或环境改变而变化。伊拉克和阿富汗恶化的局势，导致最初对战争的高支持度下降。但是把我们关于政府政策是否反映了大众偏好的评估，建立在若干年后才突然出现的潜藏或潜在的反对上是不明智的。在这种情形下，政策制定者和大众都必须基于政策制定时的可得信息形成偏好，并且正是这种显示偏好构成评估民主问责性的基础。
大量的新信息或变化的情况可能导致大众改变偏好，但当情况保持稳定时，偏好几乎还是保持稳定。佩奇和夏皮罗根据五十年的调查数据研究总结道：“美国人的集体政策偏好相当稳定……当意见确实发生变化时，变化通常是有限的……（并且）最突然的意见变动是对突然事件可以理解的回应。” [37]
即便是在缺乏环境变化或者突然事件的情况下，如果公众接触到与新的政策相关的信息或者其他竞选者可能在选举时提出的争论时，潜在偏好与现实的偏好仍然可能会不同。尽管偏好有时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上文提到的让公民接触到这种信息或争论的“协商实验”对他们政策偏好的影响非常小。
有些人会发现我在后文中对表达出来的观点和政府政策的比较太贫瘠，以至于不能反映民主回应性一般可取的模型。我也意识到一个对更复杂的民主进行描述的呼吁，在其中，潜在或被启发的大众偏好构成评估民主治理的基础。但是经验证据表明，这种潜在的或者假设的偏好与表达出来的偏好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当它们有所不同时，主要是因为相关的社会情况发生了变化。除此之外，显示的偏好可以用直接和连续的方式来测量，并具有令人满意的质量。而潜在偏好，正如V.O.基（V.O.Key）所阐释的那样，是一个“异常不稳定”的问题，以至于“只要它还是潜在的……就不能被检测到”。 [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