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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民主理论家认为政治平等是民主政府的特点。比如，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写道：“民主的一个核心特点就是政府对公民偏好持续的回应性，即政治平权。” [30] 但事实上，政治平等的内涵以及应当如何被实现，是历代学者和理论家一直在争论的困难问题。民主理论中的一个首要议题涉及针对给定议题，个体政治偏好强度的差异；以及给定个体在不同议题上政治偏好强度差异的问题。如上文所说的那样，公民对不同议题的关心程度是不一样的。多个议题政策的存在使得政策制定者是否应该在每个议题上都平等地回应公民偏好成为一个问题，或者给定领域内的政策是否应该更多地由那些最关心这个议题的人所左右。在讨论多数原则的局限性时，达尔写道：“通过让‘最受偏爱的’等于‘被大多数人偏好的’，我们故意跳过了这个关键问题：如果少数人喜欢一个方案的程度要比多数人喜欢另一个方案高该怎么办？多数原则在这里还有意义吗？” [31]
乍一看，似乎当一个政策回应体系倾向那些对任何议题都最知情和持有最强烈偏好的公民时，长期下来有可能会产生对所有人都最优的结果。如果我很关注对外政策而不关心教育，而你是很关心教育而不关注对外政策，那么同时回应你我的偏好的政府会比把我俩的偏好在各个领域内中和的政府更让我们开心。
当然，这里的问题在于，在给定议题上有着最多信息和最强烈偏好的公民可能有不同的利益，而这些利益会跟持有更弱偏好的大多数人的利益不同，而且经常是冲突的。当政策收益集中在一小部分公民中而成本分散于更大的组织中时，这样的特殊利益政治很有可能出现。 [32] 更大组织中的每个个体缺乏投身议题之中的动力，尽管作为整体的总成本可能是巨大的。比如，奶制品价格支持者就是给每个奶制品消费者施加一个小成本，而给生产商提供巨大的收益。毫不意外的是，奶制品生产商对此是最了解的，而且对这种资源从消费者转向生产者的偏好是最强烈的。
我甚至不试图在这展示这种考虑的复杂性，更别说来解决它们。 [33] 我在后面章节的分析大部分会忽略受访者偏好强度的不同，而是简单地给那些表达了观点的个人以相同的权重。这部分是由于我的数据大部分时候不允许我来区分观点强度的不同，也部分是因为对更强或更弱观点的不同回应性的规范意涵是如此的复杂。
然而，这只是偏好强度在我的分析中占据核心地位的一个方面。尽管我缺乏对个体偏好强度的测量，我在一定程度上对团体的偏好强度有测量方法。尽管严格来说，这样的一组人不能被认为是有偏好的（或者任何其他的心理状态），我们通常会赋予一个团体那些它的组成个体所广泛持有的特征。我在随后的章节中，对代表性的许多分析都建立在一个给定的团体中某个特殊的偏好有多普遍的测量上。比如，如果60%的穷人表达了对某个减税政策的支持，而80%的富人对此表示支持，我可能会说富人支持减税的力度比穷人大。正如我在第二章所讨论的那样，考虑某项政策的支持力度而不是简单着眼于政策结果的多数偏好的一致性，能够更多展示公民愿望与政府决策之间的关联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