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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两个问题有时候被认为会影响对政治态度的调查测量。第一个问题是，缺少观点的受访者出于尴尬或者帮助访员的原因而不愿意说“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声称支持或反对某项政策则代表了扭曲大众偏好观察值的“无态度”（nonattitudes）。在另一些情形下，或许是觉得他们的真实偏好比较尴尬或者比较出格，那些实际上有态度的受访者也有可能回答“不知道”。不论是哪种情形，有这些行为的受访者会有不同的表现，但在误导对类似人群的真实偏好的评估这点上是殊途同归了。
有学者已经考察了这两种“错误报告”的态度。受访者在他们缺乏观点的议题上编造偏好的程度，已经通过就完全捏造的议题询问受访者评估出来。例如，24%的受访者在一次调查中表达了他们对《1975年公共事务法案》是否应当被废除的偏好，并且39%的受访者表达了对《1984农业贸易法案》的意见，尽管这两个议题都不存在。
这意味着部分调查者收集到的实际存在的政策（或者潜在政策变动）偏好，实际上是那些不情愿回答“不知道”的受访者报告的“无态度”。然而在这两个有关虚假法案的问题上，有76%和61%的受访者回答“不知道”，这个比例要远高于我的数据库中任何现实存在的议题上的回答“不知道”的比例。
由于大部分受访者似乎能够抵抗在某个他们从未听说过的议题上表达偏好的压力，因此在我调查的问题上所表达出来的大部分偏好都可能是真实偏好，即便提供偏好的受访者只是对被问到的问题有个模糊的了解。拿上文最差的情形做例子，如果那些对某个问题没有态度的受访者中只有61%回答的是“不知道”，而其他人都提供了一个实质性的偏好，那么观察到的“不知道”的比例会是对真实比例的低估（1/0.61）。由此，如果我们观察到5%的受访者说“不知道”（这是我的数据的均值），我们可以推论对这个议题缺乏观点的受访者的实际比重是8.2%（=5/0.61）。
在上文的例子中，隐藏的无态度者由那些没有态度却给了实际态度的受访者的3.2%构成。当然，如果这个问题是有关更加模糊的政策，有更大比例的受访者实际上是没有观点的，隐藏的无态度者的规模会比例性地变大。由于在我的数据库中，很少有政策问题回答“不知道”的比例超过10%，这些隐藏的无态度者的规模太小，以至于不会严重扭曲我的分析基础——包含在切实回应中的真实信息。
本节开头提到的对调查数据有效性的第二个威胁是隐藏的无态度者的反面。在第二种情形中，有观点的受访者给了“不知道”的回答。亚当·博林斯基（Adam Berinsky）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最详尽的分析。 [29] 博林斯基假设，如果一个有关政治态度的议题很复杂，或者受访者的观点与既有社会规范相反时，这个问题就很有可能从那些有观点的人那得到“不知道”的回答。前者，比如一个有关税收政策的问题可能需要受访者做大量的工作，才能将提议的政策与他们自身在税收上的利益和偏好连接起来。这时受访者就可能会简单地回答“不知道”，而不是费劲地去思考。后者，一个反对法律保护同性恋遭受歧视的受访者可能倾向避免尴尬或者社会责难而回答“不知道”。
博林斯基用一系列有关种族、社会福利政策以及越战的问题来检验这一理论。这里探讨的是观察到的政策偏好测量在多大程度上被那些有真实态度却回答了“不知道”的受访者扭曲了。博林斯基采用了一个复杂统计模型来把偏好分配给那些回答“不知道”的受访者，在那些缺乏复杂性和没有明显的符合社会规范的回答的问题上，他并没有发现有实质意义的偏差（与他的假设相一致）。相较之下，他在具有一到两个这种性质的问题上发现了实质性偏差。但是像隐藏的无态度者的影响一样，在博林斯基的分析中发现的偏差规模相当小。最大的偏差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间的种族政策问题上，他估计出如果把那些回答“不知道”的受访者中隐藏的态度统计进来的话，反对学校种族隔离的比例会高出3%—5%。在另外一个假设的会产生隐藏态度的问题上，偏差就更小了：在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福利政策和20世纪60年代的越战问题上，观察到的偏好与估计的真实偏好之间的差异不超过2%。
调查问题在许多时候并不是对大众偏好的完美测量。对学者和其他对大众想法感兴趣的人而言，问题在于内生于调查数据的偏差是否足够小到以至于这样的数据能够被用于测量大众态度。回顾上文提到的两种潜在威胁，这些偏差看起来都很小。这些基于调查结果的偏好测量值，无论是隐藏的态度和隐藏的无态度都不足以影响分析美国民众在公共政策议题的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