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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调查数据的临时使用者也会知道一个问题在措辞上的细微差别有时会产生回答上的很大差异。但是，这种措辞效应有多普遍和多重要？一些广受引用的措辞效应的例子，让人开始质疑调查方式能够准确捕捉大众政策偏好的能力。比如，汤姆·斯密斯（Tom Smith）报告说64%的美国人认为政府在“救助穷人”上支出太少，但只有22%的人认为“福利”上的政府支出过少。
霍华德·舒曼（Howard Schuman）和斯坦利·普雷瑟（Stanley Presser）发现，在20世纪70年代，五分之二的美国人感到美国“不应当允许”反对民主的公开言论，但这些人中只有一半的人认为美国应该“禁止”反对民主的公开言论。
[24]
最后，乔治·奎特隆（George Quattrone）和阿莫斯·特韦尔斯基（Amos Tversky）发现64%的受访者偏好一个能够将失业率从10%减少到5%（以一定程度上更高的通货膨胀率为代价）的项目，但当这个项目描述为将就业率从90%提高到95%时，只有46%的人做了同样的选择。
如上的每个例子都显示了在描述一项政策时措辞上的微小变动所带来的显著效果，并且每个都被重复了许多次，因此我们不能认为它们是统计上的偶然。然而，它们对我们如何理解公民政策偏好（或者他们缺乏偏好）和我们测量这些偏好的能力上还没有很清楚的启发。比如，对“救助穷人”远超出“福利”的喜爱经常被视为表明了大众对特定的有正向或负向含义的词汇的敏感性。如果对同样政策表达的偏好会因为用一种而不是另一种称呼而发生巨大的改变，我们还能说大众对那项政策有一个真实的和确切的偏好吗？这个例子也完全能从其他角度来看。有许多通过提供医疗、住房补贴、法律援助、儿童照护、就业培训等救助穷人的政府项目，对一些受访者而言，所有这些项目都能被“福利”这个类目所包含，但对许多美国人而言，“福利”被理解为对身体有能力的、工作年龄的、失业穷人的现金补助。公众倾向强烈支持这些反贫困的项目 [25] ，因此“福利”相比于“援助穷人”更缺乏吸引力，可以视为对政府不同的反贫困项目的精确分化，而不是对情感词汇的肤浅的回应。
在福利措辞实验的这个替代性视角上得到的更广泛的经验是，许多被归为措辞效应所导致的结果，实际上是由于受访者被要求回答的政策的不同所导致的回应差异。这项显示了人们比起“福利”更支持“援助穷人”的调查也发现了人们比起“执法”更支持”遏制犯罪率增长”、比起“药物康复”更支持“应对药物成瘾”（来自一般社会调查）。但是，这些不同的问题措辞不仅是相同政策的不同形式，它们提及的是其各自议题的不同方面。
在上面的比较“禁止”和“不允许”的例子中，不同的措辞看起来有相同的含义。对这两个陈述回应上的显著差异令人费解，特别是当不同的措辞有时候能得到迥然不同的回应（就像上文“反对民主的言论”的例子里那样）、有时又是微小的差别（比如，在一个关注“支持共产党的言论”的平行试验中）、有时候又没有差别时（比如询问“展示少儿不宜电影”或者“电视上的香烟广告”的问题时）。 [26] 有时候，受访者对“禁止”和“不允许”的反应似乎不同，但又有时这些不同的措辞似乎没有影响。
奎特隆和特韦尔斯基的研究展示了当一个政策选择被表达为对“就业率”或“失业率”的百分比影响时得到的不同评价。这种数学上等价的替代性描述被称为“等效框架”。
这个例子被解释为人们至少部分倾向用比例来评价量级上（像就业率或失业率）的不同。10%与5%的失业率差异看起来要大，因为前者是后者的2倍。相比较而言，90%的就业率和95%的就业率看起来差别比较小，因为两者比值接近于1。
这些不同的框架效应已经让许多学者质疑公众是否能可信地被认为对潜在的政策议题有偏好。但是，其他学者指出，调查实验中这样的框架效应发生在高度刻意的情况下。在现实世界中，表述一个政策选择的替代方式总是不是孤立的（像在调查试验中那样），而是伴随着政治争论。竞争性框架的可能性以及政治争论的意见交换已经被证明会降低框架效应，减少或者消除回应上的差别。
措辞和框架效应潜在地挑战了大众持有有意义的偏好与我们能够利用调查访问来识别这些偏好是什么的观点。然而在现实世界，这些问题的影响可能会很小，就像两个最近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在第一个例子中，遗产税被重新表述为“死亡税”引起了遗产税的反对者更激烈的反对。 [27] 但是最好的证据表明命名没有什么影响。在随机分成两半的样本分别使用两个不同的措辞时，69%的受访者支持废除“遗产税”，而有73%的受访者支持废除“死亡税”。 [28]
在一个类似的例子中，观察者声称“气候变化”这个命题比“全球变暖”会在公众中带来更大的关注。
但是将这两个表述对立地放在随机调查实验里产生的差别很小：57%的美国人认为如果什么都不做，“全球变暖”会变成“非常”或者“极端”严重的问题，而有60%的人对“气候变化”以及58%的人对“全球气候变化”有同样的感受。
总之，我们不能完全不关注措辞和框架效应。政策如何被描述会影响政策的支持率的证据还是很明确的。然而，这些效应意味着公众对这些政策没有真实的态度，或者我们不能知道（至少大致的）那些态度是什么的结论似乎是有失公允的。詹姆斯·德鲁克曼（James Druckman），一个开展过无数框架效应研究的首屈一指的专家，总结道：“框架效应看起来既不稳健也不普遍。精英竞争和多元化的讨论会限制而且经常能消除框架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