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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总的魔法”，有两个主要的目标。第一个是佩奇和夏皮罗相当详细地讨论过的，即个体政策偏好上的误差不总是随机分配的。偏好形成中非随机误差的来源之一，是那些引导大部分或者所有大众成员将他们的政策偏好引向同一个方向的错误信息。比如，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和其他人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声称美国正面临着与苏联的“导弹鸿沟”。回顾往事，不仅没有导弹鸿沟（美国在核导弹上保持着相当的优势），而且当时有充分的证据来表明没有这样的鸿沟。这种错误信息不可避免地歪曲了大众本会在相关政策议题上持有的偏好（如国防支出和对外政策等）。
军事和对外政策长期被视为一个精英分子（特别是总统和行政人员）相对于其他精英和多数大众更具信息优势的领域，并且精英操纵大众观点的大多数典型例子都关乎对外政策。除了肯尼迪的所谓导弹鸿沟，其他通过错误信息成功左右大众观点的例子还包括1964年的北部湾事件，约翰逊用这个事件来对国会施压以扩张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干预，以及乔治·W.布什政府把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与“9·11”恐怖袭击相联系的举动。
尽管这些案例有争议，也还有更多可引用的例子，要明确评价精英操纵这个问题的意义还必须考虑到反例。比如，尽管经过了多年的努力，里根政府从来没有成功说服公众支持他在中美洲的军事干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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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类似的失败案例是乔治·W.布什政府试图阻碍国土安全部内阁的组建：“国内反恐行动必须放在总统行政办公室”，乔治·W.布什为此努力了几个月，但公众不为所动。2002年6月，乔治·W.布什突然发表声明支持建立国土安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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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本质上讲，对外政策是行政机构相对于大众和其他精英更具信息优势的领域。对信息的实际掌握以及以国家安全为名限制信息获取渠道的先天合法性，或许总是政府在对外政策上责任的挑战。
尽管对外政策可能总是会成为民主决策中的一个问题领域，对精英操纵大众的关切点却频繁集中在经济和再分配议题上。“错误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概念已经被用来指代一种态度，即那些在支持和推动社会不平等的信仰及政策上处于劣势的群体的一种“接受”的态度，特别是当在既有安排下获益的社会群体鼓励这些信仰或政策的时候。 [17]
在未低估这个理解的情况下，我相信有三种考虑会让我们对把弱势群体的偏好（或其他社会组织）归咎于错误意识保持警惕。首先，说服他人来支持或反对一个既定政策的努力是政治生活的核心，而这个过程几乎总是包含一定程度的偏差信息、不可靠的争论，等等。尽管在政治争论中，有误导性的争论以及信息偏差、错误的程度在所有政党中不必是一样的，这种策略还是被左翼和右翼使用着，也被民主党、共和党、茶党激进分子以及自由党和保守党的博主，甚至也被对给定政策更有可能表达支持或反对，而不是试图在争论中讨论利弊的朋友和熟人所使用着。比如，在了解了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试图通过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健康改革的过程后，劳伦斯·雅克布斯（Lawrence Jacobs）和罗伯特·夏皮罗总结道：“克林顿和共和党领袖忙于一种双重欺诈，他们使用具有误导性的声明，并且用促进对‘国家利益’的理性和批评性讨论来打掩护……以模糊背后特殊利益的把戏。” [18] 从这点看，说服低收入美国人支持实际上有益于富人的减税政策的努力，与那些政策争论中政党经常做的争论并没有什么区别。
其次，作为观察者，我们有一个强烈的倾向，即把对我们反对的立场的支持归于错误的信息或操控，但把对我们赞同的立场的支持归于相关事实基础上的明智的推理。比如，许多左翼把低收入美国人对遗产税的反对归于错误意识，因为它是如此明显的与他们的利益相悖。但这些同样的观察者却把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或比尔·盖茨（Bill Gates）对遗产税的支持视为是对公平性的明智的、清晰的评估，是对社会更广大利益的考虑。关键不在于这些阐释一定得是错误的（这对某些低收入美国人而言肯定是正确的），而在于当他们持有一致的政治寓意时，他们太易于接受。
最后，正如前面的观察所表明的那样，外面的观察者必须承认识别另一个个体或者社会组织的真实利益的困难。如果我们很局限地设想利益，比如只反映个体（或者他们家庭的）的物质福利时，那么人们经常持有与他们实际利益相冲突的偏好。比如，富裕的自由主义者可能会更普遍地看重累进税对社会大众的好处，或者持有一种公平和美德的观念，认为那些支付得起的人需要对社会福利贡献更多。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不富裕的或受教育程度更低的美国人不会考虑非物质的因素，或者不会偶尔形成与他们微薄的经济利益相违背却与他们关于正义或公平的观念更一致的政策偏好。
比如，对乔治·W.布什政府在消除遗产税上的努力的支持看起来就是一个大众“错误意识”的明显案例，因为消除遗产税的好处仅有利于很小一部分非常富裕的美国人。但尽管富裕的美国人和其他人有着明确不同的利益，人们对遗产税是不公平的这种普遍的非经济层面的看法，使得对遗产税的偏好变得复杂。尽管学者们对2001年通过的遗产税改革背后的政治力量观点不一，但他们都认可大众对遗产税的反对首要植根于对公平（或者更确切的说是不公平）的认知上，而不是在其自身经济利益的计算上。 [19]
我的观点是，不是错误意识或者精英操控不存在于美国政治或者它们不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相反，精英误导大众的企图总是很让人困扰。乔治·W.布什政府将萨达姆·侯赛因与“9·11”事件相关联的行为，以及对伊拉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有选择的利用，毋庸置疑提升了公众对这个给美国和世界都带来了重大后果的政治的支持。
相反，我的主张是，利落的精英操控成功案例很少，且我们必须在将某人的偏好归于操控时要很谨慎，尤其是在我们反对那些偏好时。
精英操控的可能性确实使评价政府对公众的回应性变得复杂。但是对这种操控的关注一般集中在参与最少、受教育程度最低和最不富裕的群体的易受损性上。在这些公民最容易受到精英操控的情况下，我们期望发现他们所表达的偏好和政府采用的政策之间更强的相关性。事实上，正如下面的章节将要展示的那样，事实其实与之相反。政策结果与最富裕的美国人的偏好关联最强，与最穷的人群的偏好关联最弱。如果精英在操控那些被认为是最容易受到影响的公民，那么他们的工作做得很差。
精英操控是对消息灵通的公民的一个潜在的阻碍，但共享的错误信息并不来自对大众有目的的误导。在犯罪率变动、国外援助规模、穷人种族构成或者受益人领取福利的典型时长等问题上相当大的错误判断，在不同时期广泛传播于美国大众之间。 [20] 这种错误信息可能从那些倾向刻板化社会组织（比如对贫困种族化的过度描述）或者迎合大众对坏新闻的偏好（比如电视新闻对犯罪案件的过度报道，即便犯罪率在下降的时候）的媒体宣传中产生。
大众集体持有错误信息的程度很难评估，部分是因为许多政治相关问题的真相即便是到后来也不会让人知道，如果真的存在这样一个真相的话。在收集了美国人持有的错误信息的一些来源和内容后，佩奇和夏皮罗总结道：“我们不能指望提供一个精确的美国的信息偏差程度（或者说本质），但如果我们跟踪关注观点操控、偏差或误导信息的重要例子，这会对民主的运作提出令人困扰的问题。” [21]
偏差或误导信息会使我们有多困扰是不容易判断的。当错误信息在精英乃至大众中是普遍的（或者说近乎普遍）情况下，很难看到任何形式的政府能够做出最优的决策。如果做决定的时候所具有的最优信息事后被证明是错误的，很难借此去指责大众依靠了那个信息。民主所独有的错误信息导致的后果，是许多民众深受本可避免的误解与偏见之害。比如，如果最广博的公民知道是不真实的错误信息影响了大部分公民的偏好，那么一个反映大众集体偏好的民主政府可能会在服务大众真实利益上表现很差。错误信息总是有潜力在任何形式的政府中影响偏好，然而对民主政权的特殊挑战在于，如果大众具有与那些政治知识最丰富并且参与度最高的群体所持有的信息相一致，大众集体偏好会有所不同。
接下来，我讨论了这种偏差看起来会在多大程度上使大众偏好出现偏差并损害民主治理。但对加总观点的乐观解释，有一个我们必须要考虑的原则性的反对意见。正如斯科特·奥尔索斯（Scott Althaus）所解释的那样，社会调查中所报告的个体偏好误差在加总的时候会相互抵消的论断，建立在偏好测量时一个方向上的误差与另一个方向上的误差相等的假设下。 [22] 但现实情况并不总是这样。比如，设想一个只有两个选项的问题（除了“不知道”外），如判断对某些政策变化议案是支持或反对。在那些非常支持变动的公民中，一部分会被错误地记录成反对政策，因为他们错误理解了问题、获得了错误的政策信息，或者只是访问员录入了错误的编号。但是如果这些误差来源在调查受访者中是随机分布的，那么在那些实际反对这个政策的公民中也有（类似的）相同比例会被错误记录为支持这个政策。
在这个假设的调查问题上，这种对立方向的抵消似乎会让这个政策上的加总偏好看起来不变。但这只是在支持和反对这项政策的公民数量相等的情况下的情形。如果实际上支持者超过反对者，比如说，三比一，那么调查受访者被错误记录为反对者的数量会三倍于被错误记录为支持者的数量。在这个例子中，如果有20%的受访者是被错误归类的，那么15%的受访者会被错误转移到反对者一方（75个人中的20%），而有5%的会被错误转移到支持者一方（25个人中的20%）。因此，看起来会有65%而不是75%的受访者支持提案，有35%而不是25%的受访者反对这个提案。
更普遍的，随机误差会改变只有两个选项的问题的偏好，使之趋向50%。（如果在这个条目上真实的偏好分布是50%，那么随机误差实际上是相等的并且能抵消。）同样的逻辑适用于那些超过两个选项的调查问题：在高类别偏好的受访者只能向下移动，而最低类别偏好的受访者只能向上移动的情形下。如果长期的真实分布是不对称的，那么随机误差不会相互抵消但倾向将记录均值向中间移动。
当政策议题的偏好非对称分布时，非抵消误差会减少大众整体偏好明显的极端性。在后面的章节中，这种情况不太可能成为大众偏好和政府政策分析中的主要问题。议题上的偏好分布在某种程度上会比实际情况看起来更加集中而较少趋向极端，但是那些偏好与提案变化被接受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会看起来差不多。
如果给政策偏好测量提供错误答案的倾向在组别之间有系统性差异，那么会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出现。某一组的观点似乎更加中立，可能仅仅是因为它的成员的偏好被更多地错误记录了。如果是这样，这个组的偏好与实际政策结果之间的关系看起来会比原本实际的更强。
在分析政治态度问题的测量误差时，大多数分析集中于问题格式而不是受访者类型的差异上。
然而，有一些证据表明低教育程度的受访者会有更高的测量误差存在。因为教育和收入是相关的，我们可以预测到在低教育受访者中更高的测量误差。如果是这样的话，低收入受访者的偏好与政策结果的关系会向高教育程度受访者的方向偏移。正像第三章中所揭示的那样，偏好和政策结果之间的关系在低收入群体中比在高收入群体中更弱。那么，可以说，对高收入群体政策偏好的更高回应性可能由于低收入受访者偏好测量上更低的信度而被低估了。
总之，我们不能认为加总的魔力能抵消所有的政治偏好测量所固有的随机误差（当然，它也不能有助于减轻建立在普遍的无知或错误信息上的非随机误差）。但是在加总不对称偏好能够影响后续章节所展示的结果，并减少偏差的情况下，这个误差在减轻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差异上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