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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要从正义的角度对金融市场进行考量呢？正义的相关概念是什么？本书的各章均认同自由平等主义观点，该观点基于所有人生而平等的道德价值假设。这意味着所有社会成员均享有某些基本权利，以及某些形式的歧视必须被消除，例如按照性别或种族进行划分。然而，基于这些共同的假设，关于公平社会的其他特征，特别是关于与正义相适应的不平等程度，不同的正义论者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但值得注意的是，从文献中讨论的几乎所有的正义理论的角度来看，西方社会
当前普遍存在的不平等程度问题突出（Piketty 2014）。
不管如何定义“公平”，近年来的各种事件已经提供了充分的初步证据证明金融市场所作所为的不公平。麦道夫（Madoff）的庞氏骗局和LIBOR操纵案都是典型例证。从一方面来讲，也许有人会说这些案件容易被掌握是因为触犯了现行法律。另一方面，他们提出的问题对于在像当今金融市场这样复杂的系统中执法的可能性微不足道，因此在金融市场中发现欺诈行为的可能性比生活中的其他领域要低。关于金融市场的第二个事实应该引起对正义感兴趣的人的注意，即在其中赚取的利润的巨大规模，其中包括单个交易者或经理人的奖金规模。标准经济学理论预测，当在市场上获得高利润时，这会吸引竞争者，而利润又会被压低。但这并没有发生，所有在金融危机之前发了大财的人似乎也没有遭受随之而来的损失。此外，“胜利者”群体并未跨越社会阶层，最简单的一点，他们主要是白人和男性。尽管要全面分析金融市场自由化和随后发生的金融危机对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的影响，必须考虑到许多复杂因素，包括总体经济发展，利率和资产价格的不同影响，对失业和通货膨胀的影响等，且尽管与反事实情景（counterfactual scenarios）进行比较的主张面临方法上的困难，但可以公平地说，这些影响值得仔细审查。
毕竟，金融危机不是自然灾害。特纳坦率地说：“这场灾难完全是自找的，而且是可以避免的。”（Turner 2016，2）他认为，最大的损失是危机爆发以来的几年中经济增长放缓。这种观点可能基于这样的假设，即更高的增长本可能使社会上所有人受益。不平等与金融扩张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关系，因为不平等可以说是推动了一些金融过剩并阻碍了经济复苏（Turner 2016，chap.7）。从正义的角度来看，特别有趣的是金融市场对更广义的社会及其分配结果的结构性影响。毕竟，金融市场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如果它们像那些经常被类比的东西一样——例如赌场——那么它们的危害可能会小得多：它们将被限制，人们在进入时也了解自己在做什么，他们会用自己的钱玩并且最坏的情况是破产，这也许会给他人带来不公平的代价，但这种问题仍然相当有限。但是如今，我们所处的金融市场中发生的事情不仅影响资源分配，而且影响社会中的机会分配和权力分配。社会上几乎每个人都依赖使用金融服务。甚至最基础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也与金融系统的其余部分相关联。金融市场已经与我们的社会紧密交织。因此，似乎值得一问：以当前方式运行的金融市场是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公平还是更不公平？
还有一点值得强调。学术界已达成广泛的共识，即金融危机的发生不仅仅是由于个人或公司的不当行为，而且与结构性特征密不可分，例如在收益可以被私人获取而损失可以被社会分担的结构下会增加过度冒险的动机。忽略这一点，人们可能会认为，金融市场中的规范性问题只会涉及关于个人道德或金融公司道德等在商业伦理学科中解决的问题。本书中的观点绝不否认个人行为的重要性，而是将重点主要放在制度及其对行为的协调和规制上。关于制度的规范观点是其属于政治哲学（更具体地说是正义理论）而非道德的范畴。近年来，有人呼吁将政治哲学和商业伦理紧密结合在一起（例如Heath，Moriarty，and Wayne 2010）。尽管金融市场上已有一些关于商业伦理的研究，但本书将另一面即正义视角摆在了桌面上。
在提出一些金融市场改革建议并对本书的各章进行概述之前，我们应该仔细审查“金融市场”概念所基于的前提之一，即我们称之为“市场”的这一金融系统的上位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