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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已然成为一个严肃的政治议题。德意志银行董事会发言人罗尔夫·布洛伊尔（Rolf-E. Breuer）在2000年的一篇报刊文章中将金融市场称为与媒体的“第四种权力”并存的，共同约束立法、司法和行政的三种传统国家权力的“第五种权力”（Breuer 2000）。在2002年，世界上最成功的投资者之一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将金融衍生品（derivatives）比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在近年重申了该观点（Financial Review 2015）。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即便存在，也是不能掌握在少数私人手中的公器。有些银行家甚至将其工作置于更高的地位，例如高盛前首席执行官劳埃德·布兰科菲恩（Lloyd Blankfein）曾有个著名言论，即银行家“干着上帝的工作（doing God's work）”（Wall Street Journal 2009）。
抛开修辞和自我夸大不论，金融确实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最为重要的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服务行业规模在英国和美国以近乎两倍于GDP增速的速度在增长（Turner 2016，20ff.）。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惨痛的教训揭示了金融市场并非与其他类型市场别无二致的纯粹市场。它对无数社会个体有着巨大影响，就业、工资、养老金、抵押贷款、消费贷款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取决于华尔街或伦敦城交易大厅里的状况。这种现象被称作“社会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 of society）”。此外，金融市场由高度抽象且难以捕捉的实体构成，我们目之所及的是在电脑屏幕上显示的或红或绿的图标，或者是西装革履在交易席位上相互报价下单的紧张男女。金融市场的抽象性（abstractness）或许使我们难以像对其他机构一样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它们是否符合对一个公平社会构成的基本判断？——的原因之一。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政治哲学家和其他理论家
开始对这些问题感兴趣，并且开启了新的论辩。
本书集合了从政治学、哲学、经济学和法学等角度的论辩成果，试图阐明与金融市场和公平正义有关的一些相互联系的主题。
在过去几十载，尽管事实上从亚里士多德到孟德斯鸠、斯密、康德，再到马克思以及其他人都保持着将经济问题作为哲学问题来思考的传统，但政治哲学家却总体上
根据学术分工将与市场有关的问题都抛给了经济学家。与之大相径庭的是，晚近的讨论开始打开市场的“黑箱（black box）”（Dietsch 2010），探索关于市场结构的更多细节，包括其体现的价值、其所处的制度环境、其对机会和资源分配的影响等（Herzog 2013）。然而截至目前，关于市场的争论局限在对于一般市场的理解，主要关注市场的道德局限（Anderson 1992，Satz 2010，Sandel 2012）或者市场主体的义务等在商业伦理中也会被探讨的议题（Heath 2014）。不同于对一般市场的分析，本书关注一种特殊市场类型——即金融市场。正如笔者后面将要讨论的，金融市场的一些具体特征，使得其成为正义或者正义障碍的关注者颇感兴趣的问题。
有众多理由支撑不要将对金融市场的思考仅留给经济学家。经济学运用优雅的数学模型去解释和描述金融市场时，难免会局限于其对人类行为和市场结果过于理想化的假设（Krugman 2009a，Shiller 2012，chap.19）。尽管期待经济学家精准预测金融危机这类事件发生的精确时点及其演化会有不公之嫌，但危机的发生确实让这个学科措手不及。简化模型并非纯粹经济视角的唯一问题，
还有是把帕累托效率（即认为效率是在不损害其他人的情况下已不可能让任何人受益更多）作为唯一的规范性标准的过度迷恋。诚然对于有些市场而言这是一种有效的策略，即按照帕累托最优的原则将蛋糕做大并在不同机构间进行再次分配。然而按照帕累托效率的视角来分析当前的金融市场，并不能有效地解释金融市场近些年来在我们的社会中日渐增长的支配地位。尽管本书中的一些章节也从效率的角度进行论述，但更多的还是从金融市场的制度结构、规范价值等角度进行分析。
本章首先对某些金融市场机理及其传统意义上的合理性进行全局性概览，
之后将提出并分析一些初步证据，论证金融市场不应只考虑效率而且应该考虑公平。接着本章将对金融市场与其他在经济学教材上流行的市场类型诸如苹果市场或橘子市场的区别进行深层探讨。
以上思考将形成推进变革的重要理由。本章还会对全书各章的内容进行介绍，这些内容不仅讨论能够作为评估金融市场指南的正义原则，而且包括正义视角下的相关具体方面，这些精彩的观点将为我们思考金融市场如何变革提供给养，以使金融市场更符合我们对创造社会公平的理性判断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