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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机、主权债务危机和大衰退造成的巨大的经济、社会、政治和其他危害，引发了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的关注和审查，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各种各样的缺陷和弊端（Garnaut 2009，MacNeil and O'Brien 2010，Dobos et al. 2011，Gilligan and O'Brien 2013，Morris and Vines 2014）。这些问题包括结构性问题（例如“太大而不能倒”
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失灵（例如监管套利）、腐败文化下的犯罪和不道德行为（例如基准操纵）和短期主义（例如股票投机）。因此，各式各样关于市场结构、监管体制和文化转型的改革方案被提出，并且有些改革方案已经得到实施（例如英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FSA 2009）。这些措施包括提高银行资本比率，将兼营零售和投行业务的银行集团拆分为公共设施（utilities）和市场化投资机构（market-based investment-only institutions），
赋予政府将银行债权转换成股权的法定权力（FSB 2014），简化和协调监管结构，重新设计监管主体，强化其调查权和其他权力，全面改革与金融基准有关的行政安排和方法，加强对金融机构和职业的许可要求，禁止“不安全”的金融产品（例如各种复杂的衍生产品），削减高管薪酬，将基金经理的激励措施与储户和公司的长期利益相结合，为金融服务提供者引入基于法律的信托责任，制定伦理规范并嵌入教育和其他职业化进程等。
不管这些改革建议的优点是什么，
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并未强调制度目标（Institutional purpose）的问题，并且在强大的金融行业利益集团
的反对下没有得到充分实施执行。在改革过程中，制度目标往往被忽视。
然而，确保市场的制度目标在事实上得以实现，正是立法者和监管者的首要任务之一，不论这个市场是不是金融市场（Miller 2010，chaps 2 and 10）。
在这里，制度目标的概念是规范性的，即指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应该确立的目标。一般来说，对于不同的金融市场或者不同的金融机构而言，其目标是或者应当是有所区别的。因此，股票市场的制度目标有别于外汇市场。同样，退休基金的制度目标有别于银行，零售银行的制度目标也有别于投资银行。此外，举例来说，当考察金融市场监管者的目标时，人们通常只会注意到有限的目标，例如减少犯罪和保护消费者，以及程序上的关注，例如促进竞争和效率。这些观察几乎没有触及特定金融市场的终极制度目标。因此，金融市场亟需围绕制度目标构建一般性的规范解释或“理论”，相应地，特定的金融市场（例如股票市场）也亟需基于其特殊目标的规范解释或“理论”。
在本章中，笔者讨论并批判了当下关于市场和制度的一些规范理论（第二部分），接着提出并阐述了笔者自己的社会制度的规范目的论（teleological）解释（第三部分），并将其应用于金融市场，特别是银行部门、退休储蓄计划和资本市场（第四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