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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将正义描述为“最杰出的美德，它比星辰更加美妙”（1918[1485]，Justice Question 58，Twelfths Article，134）。正义以及对正义的理解，是建立对金融市场和机构合法性信念的基础。对休谟（Hume）来说，正义不是一些模糊的理念，而是把社会凝聚在一起的“胶水”的一部分，因为按照他人认为公平的方式行事也符合我们自身的利益（参见Penelhum 1992，135—136）。他举了两个划船运动员的例子，尽管他们没有契约关系，但他们为了共同的利益必须同步划桨（1978[1738]，Book III.II，490）。
然而，约翰·罗尔斯将正义与市场之间的联系视为一种公平程序（1999，242; Martin 1985，157—174）。这与汤姆·泰勒（Tom Tyler）关于人们为什么遵守刑法的实证研究结果相似。
作为其程序正义理论的一部分，罗尔斯认为市场需要有公平和开放的准入，方能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1999，240ff.）。然而，罗尔斯承认市场机制也可能阻碍程序公平，因此，虽然市场机制处于中心地位，但市场必须由能确保公平准入的制度来辅助，并且该制度也符合他的两项正义原则，特别是第二项分配正义原则（参见Martin 1985，161）。首先，经济机会的获得应当是平等的（例如可能“产生收入和财富”的教育机会或职位），其次，不平等只有在“改善了所有人（包括处境最不利者）的状况”这一特定情况（Martin 1985，64 and 67）下才能被接受。我们有可能误解罗尔斯的观点，即认为他的观点为任何形式的不平等提供了理由。或者，更好的看法可能是认为罗尔斯认识到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但同时不平等的受益者和从中获益的机构和市场都应该承担一项责任，即不仅要减轻处于不利地位者的处境，而且要积极改善他们的状况。
罗尔斯认为，正义更接近于洛克（Locke）等人所说的社会契约。对罗尔斯来说，正义具有一种社会功能，即“通过获得公众认可的充分理由，使社会所有成员相互接受共同的基本制度和安排”（1980，540—542）。将正义理解为一种解决社会内部冲突的机制的观点在约瑟夫·拉兹（Joseph Raz）这里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拉兹认为那些不同意所有或部分共同价值观的人需要为了更高的利益而压制他们的主张，否则就不能再居于这个共同体中（Raz 1986，127）。在拉兹看来，共同体内部更可能出现的问题是达成共同的正义观所必需的方法和权衡。在实践中，社会共同体成员需要进行“讨价还价”，通过相互妥协以实现“接近最优解的次优但现实的解决方案”（Raz 1986，129）。由于这种结果产生的过程是公正的，所以据推测结果本身在程序意义上也是看似公正的。然而，作为一系列妥协的结果可能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妥协的结果很难是完美的（Raz 1986，129f.）。
发薪日贷款作为例子，说明了“非黑即白”判断的局限和取得平衡的重要性。在这类成本很高的贷款中，贷款人向不借贷就无法生存的底层贫民提供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信贷，他们对这些小额短期的贷款收取高额利息。这些贷款人很注重宣传，特别是在电视黄金时段打出诱人的广告，声称在几分钟内即可完成交易并会立即放款。在英国，发薪日贷款人最近开始受到法律的严格监管，预计新的监管要求将使他们中的大多数无法再继续从事该营生。
设定利率上限和限制广告方面的严格监管要求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参见例如Cooper and Purcell 2013）。
伊莱恩·肯普森（Elaine Kempson）教授领导的布里斯托尔大学团队2013年发布了迄今为止英国关于发薪日贷款监管的最权威的独立报告（布里斯托尔大学个人金融研究中心2013）。该报告认为有必要平衡对发薪日贷款的限制，因为：
低收入者和弱势群体获得信贷的机会可能会减少。大多数人要么没有钱，要么向朋友或亲戚求助。少数人会尝试从其他地方借钱，包括从另一个短期贷款人那里借钱……如果没有从短期贷款人那里借到钱，就有可能意味着拖欠其他债务（特别是家庭账单）。（vii）
还有一种风险是，一些借款人会转向非法的“高利贷”放贷者。然而，虽然发薪日贷款人可能会遵守新的监管要求，但不清楚他们的行为是否有任何道德感。因此，社会有责任找到那些更具有互助精神和信念的机构，为低收入借款人提供信贷来源。一个可以考虑的方向是扩展信用社和资金互助社的范围。然而，虽然这些机构可能希望提供帮助，但它们的工作人员主要是志愿者，没有能力做广告吸引必要规模的成员。这可能需要社区集体行动才可以解决。
这个宏大的问题将在第四部分讨论金融市场如何在人权框架内实现正义时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