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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金融市场在很多方面都无法做到公平。它们仍然以对自由市场及其自我调节功能过于乐观的看法为基础。因此，无论是从人权还是从能力的角度，金融市场都没能实现其在公平社会中应当实现的功能。金融系统的法律框架不仅有太多漏洞，而且普遍偏向于强大的参与者，这扭曲了他们的分配结果。许多具体的机构和实践都未能从多个维度实现正义，包括性别正义，但强大的利益集团以及强大的社会和心理机制一致抵制实质性变化的发生。
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在2009年表示：“银行在二十年内发明的唯一有用的东西就是自动柜员机”（《纽约邮报》2009年）。这可能有点夸张，但其传递的信息很明确：并非所有的金融“创新”都对社会有用和值得认可。毕竟，金融是做其他事情的工具，商品和服务贸易可以通过将具有不同偏好和技能的个人聚集在一起而产生“贸易收益”，而用特纳的话来说，很多金融交易是“受反映不同分析和不同信息源的预期的差异驱动”（2016，43）。归根结底，无论是通过“价格发现”、资本和风险的分配，还是流动性的提供，金融交易的价值源于其帮助实体经济提高效率的能力。其他一切都是零和游戏（Turner 2016，105）。金融市场需要重新关注其在实体经济中的作用，并且在评估其与正义之间的关系时要充分考虑该作用。
也许在将来的世界中，正义理论不必解决金融市场中的问题，因为它们运作顺畅，并受我们社会中规制不平等和确保正义的政策所约束。毕竟，正义论者不会制定关于交通管理或供水和排污系统设计的细节，这些细节也是公共任务，且都与个人福祉息息相关。但是，社会找到了合理地调节它们的方法，因此我们不必从正义的角度特别注意它们。例如密歇根州弗林特的饮用水污染丑闻证实了这一点。在许多国家，人们无法通过提供服务赚大钱，但目前并无清楚的理由证明为什么在金融行业出现了例外。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奖励真正对社会有用的创新可能是明智的，但是目前尚不清楚金融是不是我们应寻求此类创新的首要领域。这些创新可能在其他领域更被需要，例如能够使我们的经济更加绿色的技术创新。
凯恩斯在他1930年发表的关于“我们孙辈的经济可能性”的文章中表示，希望有一天，经济问题将变成简单的技术性问题，由“像牙医一样谦逊、能干的人们”来解决（Keynes 1963，373）。经济学家以为他们对金融市场足够了解，可以把它交给技术专家，但这样做却失败了，因此引发了本书中讨论的所有正义问题。但是，我们不应放弃希望，通过对经济现象及其规范维度的更深入理解，使金融市场实现更好的监管、更好的实践和更强的道德精神，从而真正成为公共基础设施而不是现在这样的“大淘气（juggernauts）”。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呼吁“使银行无趣（making banking boring）”（2009b）。我们确实应该使金融市场变得无趣，理想情况下，无趣的金融市场将不再是我们通向正义的障碍。换句话说：纯粹的金融市场才能是公正的金融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