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监察系统中，御史台和谏院的地位和作用无疑是最重要的。其中，御史台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即已略具规模。宋代学者王应麟指出：“至秦，人主自亲事以操制臣下”，“而御史大夫遂与丞相分权矣” 。《汉书·百官公卿表》叙述秦汉御史中丞的职掌之一是“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以谏名官虽然也肇始于秦汉，但谏院的定型却迟至唐代。御史台和谏院虽“官属莫备于唐”，堪称建制齐备，制度完善；但两者的职能基本上仍呈两水分流的态势：“因御史而置两台，专以纠臣僚之邪佞；因大夫而有谏者，专以审人主之愆谬。”

宋代御史台和谏院制度是以唐制为基础进一步发展健全起来的，其上留有唐制深深的印记。表现之一，唐代官制中名实混淆、品秩杂乱的弊端，成为宋代元丰改制以前台谏官名实乖离的历史原因。表现之二，宋代台谏制度的整顿改革是以《唐六典》揭载的御史谏官制度为范本的。

然而，在因袭唐制的同时，宋代的御史台和谏院制度也呈现出自身的特色。其一，宋代往往将御史台与谏院并称为台谏，把台官和谏臣通呼为台谏官、言事官或言官，反映出两者在职能上的趋同倾向，说明再也不能像唐代以前那样，把两者作为互不相干各自独立的制度和机构来进行研究了。其二，宋人又往往把台谏与君主、宰执三者并举，揭示了台谏系统在宋代君主官僚政体的中枢权力结构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唐代以前所不可同日而语的。其三，台谏系统在宋代政治生活的作用更是令人刮目相看，以至于元人断言“宋之立国，元气在台谏” 。宋人认为“宋之天下，以台谏兴，亦以台谏败” ，凡此种种，无不表明：台谏制度是宋代政治制度的关键环节之一，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

为了对研究课题有一个总体把握，有必要粗略勾勒宋代台谏系统健全完善的历史轨迹。大体说来，宋初沿袭五代“徒置两司，殆如虚器”的局面 ，宋太祖、太宗对台谏制度并未充分留意。原因也许有二：其一，统一天下的当务之急还不容许他们把这一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其二，作为开国君主，他们都还具有“纪纲总于人主”的才略和权威 ，不希望立即有一个健全的台谏系统过多地掣肘牵扯自己。御史中丞雷德骧弹劾宰相赵普，太祖袒护社稷之臣，竟命左右羞辱这位鲠直的御史中丞，将其“曳于庭数匝” ；雍熙四年（987年），太宗让数论边事的御史中丞赵昌言与循默备位的枢密副使张宏互易其位，都说明了宋初对台谏官和台谏制度的轻视。宋初名臣田锡指出“迩来谏官废职”，“御史不能弹奏” ，正是对当时台谏制度废弛不振的真实概括。自真宗起才开始重视台谏制度的整顿和建设，他在天禧元年（1017年）二月颁诏：

自今两省置谏官六员，御史台除中丞、知杂、推直外，置侍御史已下六员，并不兼领职务，每月各赐添支钱十五贯，三年内不得差出。其或诏令不允，官曹涉私，措置失宜，刑赏逾制，征求无节，冤滥未申，并仰谏官奏论，宪臣弹举。每月须一员奏事，或更有切务，即许不依次入对。虽言有过当，必示曲全；若事难显行，即令留内。但不得潜为朋附，故作中伤。

天禧诏书是宋代台谏系统走上新轨的标志，南宋史家李焘曾作有《天禧以来御史谏官年表》，正是认识到了天禧诏书的重要意义。仁宗时期，台谏制度进一步完善，台谏系统进入较佳运行状态，诚如宋人所指出：“台谏之职在国初则轻，在仁宗之时则重；在国初则为具员，在仁宗之时则为振职。” 毫无疑问，天禧诏书以后的台谏系统将是我们讨论的重点。

制度史研究向来受到历史学界的重视，宋代台谏制度以往也有论著涉及。但往往是在有关中国监察制度的专史或者有关宋代职官制度的专著中，划出有限的篇幅和章节予以论述；有的论著甚至依旧将业已趋同的宋代台谏系统割裂开来进行研究，令人难以将其作为一个完整的中央监察系统给予把握。有鉴于此，我们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制度的考索钩沉与分析评价上，作出进一步的探索。 cfAK/RYCqTCGBjm5bhVXmom+SbRovq453Br4nYf4KDgKHoJoAWlv7iI6pHOR7Xk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