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亲擢是宋代台谏选任制度中最后的也是最关键的环节。仁宗初，就有人指出：“台官必由中旨，乃祖宗法。” 表明君主亲擢制早就形成，而有关例证也累朝不绝。徽宗以后，君主亲擢制多次遭到权相的蔑弃，但只要权相一倒，又必然得到当时君主的强调与肯定 。南宋有人指出：天子亲擢言官是“圣圣相传，家法不改” 。语虽夸饰，但君主亲擢制作为家法为宋朝历代君臣所公认，则是事实。

召对是宋代荐举制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也成为君主亲擢台谏官的首要程序，即史料所谓“祖宗以来，台谏阙员，诏近臣荐二员，召对便殿，去取选任，一出上意，执政大臣不得干预” 。倘若君主认为有必要时，还实行召试，作为召对的补充。召试一般委托中书执行，《长编》卷八四“大中祥符八年四月辛未”条载，真宗欲授李仲容为司谏，“特命中书召试而有此授焉”。召对与召试的目的在于“召见以观其人，亲擢以定其位，详试以考其能，授受之间，庶乎惟允” 。对君主来说，既是面阅人才的重要程序，又是强调亲擢的具体象征。

君主亲擢台谏官的方式有二：其一，择取，即君主在侍从荐举、宰执进拟的人选中二择其一（偶尔也有三选其一或全部入选的情况），然后由中书除授。《长编》卷二〇五“治平二年六月辛卯”条曰：“近制，御史有阙，则命翰林学士、御史中丞、知杂事迭举二人，而上自择取一人为之”，所述即是择取。其二，直除，亦称中旨、中批、内批、御批等，即君主不经侍从荐举与宰执进拟，直接将合适人选批付中书除授。庆历时仁宗御笔亲除欧阳修等三谏官，便是直除典型。神宗时，王岩叟说“御批除谏官，祖宗以来，亦是常事”；淳熙时，孝宗曾“中批陈良祐除谏议大夫” ，表明直除与择取作为君主亲擢台谏的方式，同为宋代故事。

直除是君主亲擢台谏官的最直接形式，它与择取制在君主政体下的利弊优劣，南宋留正倒发过一段颇为在理的议论：“人主以知人为明，人臣以亲擢为重。夫援之于常流而置之通显，不由进拟，不自抡荐，非知之实深而其人足以大厌人望，能免人之议其私乎？” 与择取相比，直除较少使用的原因就在于世袭制下“知人为明”且“知之实深”的君主并不是世有其人的。在正常情况下，大厌人望的台谏人选即使通过荐举、进拟等程序也能得到天子亲擢；在失常形势下，君主也不可能“知人为明”且“知之实深”，直除到大厌人望的真正人才。总的说来，直除过分强调了君主的直接任命权，无视侍从荐举等对君权相对合理的制约机制，而仅仅取决于君主个人的所谓明断，即使在正常情势下也不见得比择取更能拔擢到优秀人选，而在失常时局下，反而会成为台谏系统遭受破坏的主要决口。

宋代台谏选任制度比前代的进步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基本革除了前代的弊病。宋代把荐举台谏的权力从长贰扩大到君主亲信的侍从圈，既避免台谏长贰引用私人结党弄权的可能，又防止了君主囿于私见用人不当的失误；宰执不预的原则防范了相权对言官的利用和控制，保证了监察权对行政权的独立和制衡；作为整个台谏选任制度的核心与关键一环，君主亲擢制则使君主亲握选用台谏的大权。第二，全面确立了较严格的制度和较合理的程序。综观整个宋代台谏选任制度，不但制定了有章可循的严密完备的规则，整个选任过程构成一个系统的程序：侍从荐举——宰执进拟——君主亲擢——中书除授——给舍封驳，以君主为决策中心，环环相扣，互相制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体现出相当完善的“公其选而重其任”的合理性 。难怪宋人不无自豪地声称：“国朝任台谏之法远出前代，台谏亦最号得人。” 而宋代言官人才之盛在整个中国帝制时代中是一个最令人瞩目的朝代，这与宋代台谏选任制度的进步是有一定关系的。 6GGXoVwJgSFm2GBwcaH0XFzdxvEnFyoBn1XyiuEpIgPg29pZaKiXtDCk6QhJGaE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