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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自然国家（Naturstaat）是历史地自然形成的，它源于力，受盲目的物质必然（physische Notwendigkeit）的支配，一切都是靠强制而产生的，故亦称强制国家（Notstaat）。当人度过童年期进入成年期，就不再满足这种强制国家，要求建立伦理国家（sittlicher Staat），它源于法则，受道德必然（moralische Notwendigkeit）的支配，一切都是人的自由选择。但是，这个伦理国家只是通过理性假设的，是在观念中形成的一种理想的自然状态，因而道德的人（moralischer Mensch）也是推论的，而物质的人（physischer Mensch）才是现实的。理性要建立自己的国家就得废弃自然国家，这样，为了推论的道德的人就得牺牲现实的物质的人；人固然因此有了原来缺乏的人性（Menschlichkeit）和尊严，但他的生存陷入险境。因此，为了保证道德社会（moralische Gesellschaft）在观念中形成的同时，物质社会（physiche Gesellschaft）也能继续运行，就必须找到一根支柱。这根支柱既不在人的自然性格（natürlicher Charakter）之中，也不在人的道德性格（sittlicher Charakter）之中，它同两者都有关系，又不同于它们，是第三种性格（dritter Charakter），它为从自然国家到伦理国家的过渡开辟了道路。
自然始创人类并不比始创它的其他产品更好些：在人还不能用自由的灵智 [1] 自己行动时，它就替人行动。但是，人成其为人，正是因为他没有停滞在纯自然造成他的那种样子，他具有这样的能力，可以通过理性回头再走先前自然带他走过的路，可以把强制的产物改造成为他自由选择的产物，可以把物质的必然升华成道德的 [2] 必然。
人从感官的轻睡中苏醒过来，认识到自己是人，环顾四周，发现自己已在国家之中。在他还未能自由选择这个地位之前，强制力就按照纯自然法则 [3] 来安排他。但是，这个强制国家仅仅是由自然的规定而产生的，而且也仅仅是根据这一自然的规定而计划的。人是有道德性的，因而他过去和现在都不会满足于这个强制国家——倘若他能满足，那他就糟了！于是，他就以他所以成为人的同一权利离开盲目自然的支配，正如他在许多别的方面由于他有自由而脱离这个支配一样，也正如（只举 一例 ）用伦理来消除、用美来净化由于性爱的需要而加上的猥亵性质一样。因此，人在他的成年期，就以人为的 [4] 方式补做他童年期该做的事，在观念中形成一个 自然状态 [5] ，这种自然状态虽不是经验所给予，但必然要通过人的理性规定来假设。在这个理想状态中，人借用了他在实际的自然状态中未曾有过的最终目标，还借用了他当时力所不能有的选择。于是，他的做法只好这样，好像他是从头开始，好像他是出于明彻的认识和自由的选择把独立地位换成了契约地位。 [6] 不管盲目的任意性把它的“作品”建造得多么精巧和牢固，不管它如何蛮横地维护它的“作品”，也不管这个“作品”的外表多么庄重——不管怎样，人在这样做的时候都可以把这个“作品”看作根本就没有产生。这是因为，各种盲目力的“作品”并不具有自由须在它面前屈膝的权威，并且一切都必须服从理性在人的人格中提出的至高无上的最终目标。一个已经成年的民族要把它的自然国家改组成为伦理国家的尝试，就是这样产生的，并以这样的方式证明这一尝试是合理的。
不错，这个自然国家（正如任何政治团体一样，它的创立源于力，而不是源于法则）与道德的人是相违背的，因为充作这种人的法则应具有完全的合法性；但是，这个自然国家对物质的人来说却正好合宜，因为这个人给自己制定法则只是为了与力相适应。而且，物质的人是现实的，而伦理的人只是推论的。因此，倘若理性要废弃自然国家——因为要想代之以理性国家，就必须这样做——那么，它就得为了推论的伦理的人而牺牲现实的物质的人，就得为了一个仅仅是可能的（纵使从道德上看是必然的）社会的理想而牺牲社会的存在。理性从人身上夺走的是人实际占有的，没有了这些他就一无所有；为了补偿，理性给人指出的是人可能和应该占有的。假使理性对人期望过殷，那么，为了人能有人性（人还缺乏人性，但缺乏人性无伤人的存在），它就甚至会夺走人获得兽性的手段，而兽性又是人性的条件。这样，人还没有来得及用自己的意志握紧法则，理性就已经从人的脚下把自然的梯子撤走。
因此，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当道德社会在观念中正在形成的时候，绝不可让物质社会在时间上有片刻停顿，绝不可为了人的尊严而使人的生存陷入险境。一个能工巧匠修理钟表时总是先让齿轮走完再让钟表停下来，而修理国家这架活的钟表则必须让它走动，这就是说，必须是在钟表转动的情况下来更换转动着的齿轮。因此，为了使社会继续运行，就必须找到一根支柱，它能使社会同人们要解散的自然国家脱离关系。
这根支柱不在人的自然性格之中，这种性格自私而暴虐，它的锋芒所向不是维护而是破坏社会；这根支柱同样也不在人的伦理性格之中，这种性格是根据假设而形成的，而且因为它是自由的， 它从未显现过 [7] ，所以立法者就无法支配它，也无法有把握地指望它。所以，重要的是，要从物质性格中区分出任意性，要从道德性格中区分出自由；重要的是，使前者同法则相一致，使后者同印象相联系；重要的是，使前者离物质再远一些，使后者离物质再近一些，从而造出第三种性格。 [8] 这种性格和那两种都有连带关系，它开辟了从纯粹是力的支配过渡到法则支配的道路，它不会妨碍道德性格的发展，反倒会为目所不能见的伦理提供一种感性的保证。
[1] 在初稿中用的是“自决”（Spontaneität）。
[2] “道德的”（moralisch）这个词含有“精神的”意思。
[3] 即人的自然需要以及恃强凌弱等等法则。
[4] 即非自然的，也就是说，是通过理性的，而不是发生在经验之中的。
[5] 席勒这里所说的“自然状态”，是一种理想的自然状态，而不是实际的自然状态，它只是人的想象，而不是实际的存在。这与卢梭的看法不同，卢梭所说的自然状态是现实的再现。
[6] 在自然国家中人都是独立的，只有在按照理性原则建立的国家中人与人之间才有了关系，而这些关系的准则就是共同商定的契约。
[7] 因为它与一切外在的作用都毫无关系，因而从不在感性的现象中出现。
[8] 即美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