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小说家间或不写小说让自己歇口气，我以为很好。每年写部小说，如很多作家必须所为，以谋一年生计，或因害怕自己若是保持沉默要被忘却，可谓一桩闷事。他们的想象力无论怎样丰富，心中未必总有一个急需表达的主题让他们不得不写；他们也不太可能塑造自己未曾用过的鲜活人物。他们若是有说书人的天赋并谙熟自己的技艺，或许写得出一篇令人满意的小说，但除此以外的东西只有靠运气。作家创作的每一部作品都应该是他精神奇遇的记录。这不可能做到。职业作家不能指望总是跟随这一目标，他必须时常安于写一篇技巧娴熟之作的较小业绩；不过，他心有此念却很好。人性的变化虽然无穷无尽，所以作家塑造人物可能从来不需要模型，但他只能处理合乎自己性情的那一部分。他替人物设身处地，但有些他不能涉足。对他来说，有些人太陌生，他把握不住。他描写他们是从外着手，观察与同情分离，鲜能塑造栩栩如生的人物。是以小说家倾向于复制同一类型：他们精明更换笔下人物的性别、身份、年龄和外貌，但你要是近观，就会发现他们乃改头换面的同一组人物。确实，小说家愈了不起，愈能塑造更多人物，但即使最伟大的小说家，这一数目也受制于他的个人局限。只有一种方法令他多少能够应付困境：他可以改变自我。这里，时间是主要因素。能够等到自身产生这一变化的作家很幸运，即他能以新鲜与独特眼光来观察眼前事物。他是变量，变化中的数量赋予他视为等同的符号以变更的数值。但在某一条件下，场景变化也有很大作用。我知道有些作家做冒险之旅，但随身带着他们伦敦的房子，他们的一众朋友，他们的英国趣味与名望；待到返家，他们惊觉自己与出发之时全然相同。如此这般，一位作家是不能得益于旅行的。作家启程旅行，必须留下的一人就是他自己。

本书不像《在中国屏风上》乃意外所获。书中记述的旅行为我所愿，但我起初就有意将之成书。《在中国屏风上》我写得开心。同类题材我想再试手艺，但规模要更精细，并采用一种我能赋予明确模式的形式。这是风格的演练。一部小说中，风格必然要受事件影响，单一文风几乎行不通。心理描写的表达方式有别于事件叙述；而对白，至少应予人谈话正在进行的合理印象，必得摒除一成不变的效果。悲剧段落的文风也有别于喜剧段落。有的时候，你的叙述需用对话方式，随意使用俚语甚至有意为之的粗疏之言；别的时候，又要求使用你所能为的堂皇文句。结果肯定是锅大杂烩。有些作家很是看重语言之美，在这方面，唉，他们通常意指绚丽辞藻与华彩文句，他们罔顾素材特性，硬把它们嵌入同一模子。他们有时竟连对白也趋同，要你读的对话，说话者都是用四平八稳与精心造就的句子来交谈。这样一来，人物没了活力。没空气，你急着喘气。毫无疑问，这么做当然滑稽，但他们少有不安，因为他们鲜有幽默感。这一幽默特性，的而且确，他们以不耐之心视之。一部小说较好的谋篇布局，是让事件指导文风。一部小说的最佳风格，当如衣着考究者的服饰不惹眼目。不过，你要是喜欢为语言而语言，要是乐于将词语缀连成最令你惬意的序列以产生美感，旅行随笔或旅行专著就给了你机会。此时，或能为了文字本身而精雕细琢。你可巧妙运用自己的素材，让你寻求的和谐取信于人。你的风格可像一条宽广平静之河那般流动，而读者在河上安稳前行；他无须惧怕沙洲，没有逆流、湍滩或散布岩石的峡谷。当然，危险在于他会被催眠，留意不到你试图让他遣闷的沿岸美景。在本书中，我是否避免了这点，读者必须自己判断。我只请他铭记，没有比英文更难书写的语言了。不曾有人通晓它的方方面面。在我们久远的文学史之中，要找出写得完美的人，很难超过六位。

193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