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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自己的一些早期著作中，提到过一些概念或想法，本书正是以此为基础的进一步阐述。在《逃避自由》（ Escape from Freedom ）一书中，我分析了自由、施虐、受虐和毁灭性等问题。与此同时，得益于临床实践经验和理论上的思考，我对自由以及各式各样的攻击性行为和毁灭性行为，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我已经能够对下面两种现象做出明确区分：一是直接或间接服务于生命的各种攻击性行为；另一则是毁灭性的恶性形式，即恋尸癖（necrophilia），它是人对死亡的真挚热爱，与我们对生命的热爱——亲生命性（biophilia），截然相反。基于我们对人类天性的了解，而非依靠上帝的启示或者参考人为制定的律法和惯例，我在《自我的追寻》 （Man for Himself ）一书中探讨了伦理准则问题。而在本书中，我将进一步追根究底，着重剖析恶的本质以及人们在善恶之间做出选择的本质。最后，就某些方面而言，《爱的艺术》（ The Art of Loving ）是本书的姐妹篇：前者主要探讨人关于爱的能力，后者主要探讨人的毁灭能力、自恋和乱伦固着（incestuous fixation）。虽说书中与爱无关的讨论占据了大部分篇幅，不过爱这一概念在此上升到了一种全新的、更广泛的层面，即对生命的热爱。我试图阐明：人对生命的热爱、人的独立性以及人对自恋的克服，会让我们形成“成长综合征”（syndrome of growth）；与此相反的是，人对死亡的热爱、乱伦共生关系以及恶性的自恋心理，会导致“衰退综合征”（syndrome of decay）。
我对衰退综合征的探究不仅有临床经验作支撑，还受到了过去这些年的社会和政治现实发展的启发。虽然我们心怀善意，也知道核战争爆发会引起怎样的后果，然而鉴于核武器竞赛持续不断、美苏冷战旷日持久
，与战争的可能性和危险的严重程度相比，人们为避免战争爆发所做的尝试和努力显得苍白无力。因此，揭开此类病征背后的原因，如今愈发迫在眉睫。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使我开始研究在一个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工业社会中人们对生命表现出来的无动于衷，身在这种社会中的人被转化成了物，其结果就是，人的心里充满焦虑，充满对生命的冷漠——倘若谈不上仇恨的话。除此之外，当今社会弥漫着暴力情绪，从青少年犯罪和约翰·肯尼迪总统遇刺等事件我们便可见一斑；这也要求我们对此有所了解并做出解释，以作为人们为改变未来而可能迈出的第一步。至此，我们便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人类是朝着一个未来即便没有核战争也称得上是某种新型的野蛮社会迈进呢，还是我们的人文主义传统依然有来日复兴的可能？
除了上述这些问题，本书还致力于理清我本人所主张的精神分析概念与弗洛伊德理论之间的关系。我从来不曾满足于被划归为一种新的精神分析“学派”，不管人们称之为“文化学派”（cultural school）还是“新弗洛伊德主义”（Neo-Freudianism）。我认为，这些新学派在形成宝贵深刻洞见的同时，也抛弃了弗洛伊德许多最重要的发现。我当然也不属于“正统弗洛伊德学派”。事实上，任何一种六十年之内始终不变的理论，单凭这一事实，它也不复昨日风光；它是一种僵化的重复，而重复本身就是某种变形。弗洛伊德的基本发现以某种哲学基础作为其参照框架，那就是机械唯物主义，该哲学思想在二十世纪初期为大多数自然科学家所接受。我认为，弗洛伊德思想的后续发展需要一种与此不同的哲学参照框架，那就是
辩证人文主义
（dialectic humanism）。我力图在本书中阐明：弗洛伊德最伟大的发现，即恋母情结（Oedipus complex）、自恋（narcissism）与死的本能（death instinct），被其哲学前提自有的局限性束缚了手脚；而一旦从中解脱，置身于新的参照框架之中，弗洛伊德的这些发现会变得越来越有效力和意义。
我认为，弗洛伊德为之奠定基础的研究工作，恰恰当它置于人文主义框架之中时，得益于后者看似矛盾地把毫不留情的批评、毫不妥协的现实主义立场以及散发理性光辉的信念此三者融合在一起的做法，才能得到富有成效的发展。
此外，本书表述的观点都是我作为精神分析学家从事临床工作得到的结果（某种程度上也是我观察研习社会发展进程的结果）。不过，与之有关的大量临床记录和说明，我是略去不提的。这些东西我准备用于撰写一部更重要的著作，以讨论人文主义精神分析学理论及疗法。
最后，我要感谢保罗·爱德华兹就《自由、决定论与选择论》一章提出的批判性建议。
艾里希·弗洛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