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

王蒙，河北南皮人，1934年生于北京，14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岁完成长篇小说《青春万岁》，21岁时因发表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被划为右派，29岁举家西迁新疆接受劳动改造。上世纪80年代适逢改革，升任中央委员，官拜文化部部长。现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著有《活动变人形》、《季节四部曲》、《杂色》、《青狐》等。

文学追求的是创造性，而任何创造性对于平庸，对于平均数，对于思维定式，对于自满自足，都是一种挑战。文学是人类精神生活中的一个和解因素。哪怕作品中充满了对命运的咒骂，对人间虚伪的揭露，对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失望直至绝望，但在这些东西背后，仍然有一种价值，有一种愿望。文学的本性拒绝粗鄙，拒绝暴力，拒绝冷血，它希望人类用更文明的方式度过一生，用更文明的方式彼此相处。

曾子墨：“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在我念书的时候，这是我非常喜欢的诗句。这些诗句来自王蒙先生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尽管书中所燃烧的激情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也许太遥远了，但是《青春万岁》的激情主义、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感染了包括我在内的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王蒙先生，您就是怀着这种激情14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对吧？

王蒙：1945年日本投降，11岁的我突然变成了一个关心政治的人，每天研究中国的未来，凑巧的是1946年我开始和地下党有频繁联系，等于每天都在听党课，所以到1948年正式入党时我已经上了两年半家庭党校了。

曾子墨：当时您理解共产党和革命是什么吗？

王蒙：我对共产党的理解绝对不次于现在任何一位新党员。我当时看的都是经典，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土地法大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

曾子墨：今天14岁的孩子可能还在玩电子游戏吧。

王蒙：对。我孙子有一句名言，我批评他不好好学习，整天玩游戏，“我在你这么大都入党了”，他立刻回答：“因为你那时候没有好玩具。”这句名言说明：第一，现在的青年和当时青年不一样了；第二，一个社会如果不能给它的少年儿童供应足够的玩具，少年儿童就有权利选择革命。

曾子墨：您年轻的时候和我们今天的青年还有一个差别，现在十八九岁的青年整天埋头学习、准备高考，而您在十八九岁的时候创作出了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是不是因为没有考试的压力，所以有了创作的灵感？

王蒙：创作比应考困难得多，当时写得我简直要趴下来了，但是应考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应考我从来都游刃有余。我创作《青春万岁》就觉得青春太美好了，那么美好的记忆永远不会再现了，我要把它保留下来。

曾子墨：后来您还有一部短篇小说非常有名，叫《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因为这部小说您被划为右派，写这部书之前意识到它会带来这样的命运吗？遭到这种待遇心理平衡吗？

王蒙：当然没有，如果意识到的话，我未必有足够的创作勇气，我不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有勇气的人。当然我之所以写也是因为有一种挑战的快感，迎接挑战是最快乐的事情。关于划为右派，我得知得非常晚，但后来各种离奇遭遇很多，1958年反右高潮已经过去了，我才被定成右派。我心理当然不平衡，但是我有一种反省的功夫，“吾日三省吾身”，我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要自我批评。我想我的毛病是太爱写作了，想当一个名作家，想青史留名，这当然都是不那么普罗的一种想法。

曾子墨：此后从事体力劳动辛苦吗？

王蒙：辛苦当然是辛苦，但我自从从事体力劳动以后，身体好多了。原来很多人认为我聪明，但是入党也太早，可能会夭折，后来为什么没夭折？和从事体力劳动有关系。我确实在体力劳动中得到了健康的转机，但这不表示我认为把我送去体力劳动是正确的处理方法。

曾子墨：所以您虽年过七十，还是红光满面。1963年的时候您为什么全家搬到新疆去？

王蒙：那时我在北京师范学院（现在叫首都师范大学）教现代文学，参加了全国文联的一个读书会，各地作协与文联的领导都有参加。我忽然觉得应该改变一下自个儿的生活方式。我非常相信毛主席说的“知识分子要经风雨见世面”，但我老待在北京一个大学里头，能有什么风雨，能有什么世面，是不是？那么到新疆去，肯定有风雨，有世面。于是我就跟新疆的领导谈，接着又给我夫人打了个电话，她说，好，去！电话没超过三分钟。

曾子墨：去的时候，没想去了回不来了怎么办？

王蒙：回不来就回不来。没有金刚钻，就不敢揽这瓷器活儿。既然想干出一番事业，随便哪儿都敢去。

曾子墨：您在新疆生活了十几年，印象比较深的事情有哪些？

王蒙：太多了，尤其是学习维吾尔语，我完全够得上维吾尔语博士后的水平。

曾子墨：后来您官至文化部长，是否感到反差很大？那时候再回想右派和下放生涯，有什么感触？

王蒙：算反差，也不算反差。入党、做工作、当干部，对我来说是童子功，我只是回到童子功而已。后来回想起当右派和在新疆生活的那些年，感觉是非常宝贵的经验。尽管是不幸的，而且是荒谬的，但就在这样荒谬与不幸的经历中，我获得了非常宝贵的东西，我对实际生活、对人生、对百姓、对农村、对少数民族的了解比以前多太多了，如果没有新疆的生活，绝对做不到。

曾子墨：是什么原因导致您突然辞去文化部长的职务？

王蒙：我一上任就说过，我只做3年，后来1988年在两年半的时候，我就写信说，我该下了，该换人了。因为下来之后还可以从事写作，我对自己的写作太有信心了，我想回到写《青春万岁》时的状态。

曾子墨：对革命与政治的激情似乎一直伴随您左右，这对于您的写作好还是不好？

王蒙：对于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投入，使我付出了代价，使我无法以一种纯粹的书斋文人的面貌出现，更无法以遗老或遗少的身份出现，也许有很多人喜欢书斋文人，但我的选择铸造了唯一的我自己。

曾子墨：您最喜欢自己哪部作品？

王蒙：有几篇文章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但并没有受到评论界或圈内人的重视，如《夜的眼》《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还有《青狐》《尴尬风流》等。

曾子墨：别人的作品给您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有哪些？

王蒙：《红楼梦》是我的最爱，唐诗我也非常喜欢。俄罗斯19世纪的文学，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等，我都特别喜欢。

曾子墨：您夫人写书透露过您的很多生活细节，她说王蒙既是一个冷静、理智、生硬的教条主义者，也是一个傻乎乎的生活低能儿。

王蒙：后者绝对是恶毒攻击。我在男性公民中生活能力是比较强的，我会和面，会烧鱼，修理过自行车，还用手推子给别人理过发，虽然理出来跟狗啃的差不多。

曾子墨：您夫人举了具体的例子，“一次冬天在外地住旅馆，他调了一阵空调后，立即说温度升高了，我说感觉反而凉了，最初他不相信，经过检查，原来换进来的是冷风”，真有这回事吗？

王蒙：这个有，但这是因为中央空调不供应热气，我已经调到32度了，到不了32度，也应该有28度吧。由于我对旅馆的信任，也由于我对温度计的信任，才造成了这样不幸的后果。这是旅馆的管理问题，应该由他们负责，不能由我负责。

文学的挑战是多方面的，我想着重从文学对于精神生活的挑战的角度来谈。文学追求的是创造性，而任何创造性对于平庸，对于平均数，对于思维定式，对于自满自足都是一种挑战。 ERcTcOwpgIbCDki+UVhBVjnP2PRkiDmzj6RQ5Soj2M2gTPLJ57WtE9qaehyXQNi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