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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文学的方式指的是一种精神的方式。说得酸一点，是一种构建自己精神王国的方式，也是一种在精神上丰富自己、强化自己、提高自己和完成自己的方式。文学的方式能够使人变得更加文明，使人变得更生动，更有说服力。一个完全不懂文学的人是没有说服力的。文学的方式可以使自己变得坚不可摧，因为在外界你总会碰到一些不喜欢的人和事，它也许会挡住你的路，但是它无法摧毁你通过文学所获得的对世界的感悟、享受和升华。所以不管你从事什么工作，多接触一点文学，使自己用文学的方式去认识这个世界，对应这个世界，处理自己的人生，总归是一件好事。
当然文学的方式也不是万能的，文学的方式也有自己的毛病。譬如说太重感情，文学里边常常流露出弱者的心态，像牢骚、失望等等。所以从古有言，“穷愁之言易好”、“诗穷而后工”，你越是穷愁潦倒，你的文章写得越好。相反的，如果你对生活特别的满意，你的命运特别的顺利，你就不容易做出好的文学。
法国报纸采访德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
，说您为什么写作？他回答，因为我别的什么事都没干成。这个回答引起了好多人的不满，说你怎么能够这么说文学呢。但这也是事实的一面，如果君特·格拉斯是德国总理，他每天需要办很多事，就没工夫写作了，所以他的回答是有一定道理的。
另外，文学喜欢夸张，所以文学家和文学家要是闹起别扭来就特别难办。他们都能说会道，而且都夸张，都把别人说得很不好，把自个儿说得特别可爱。你听这两人说话你都爱，可是他们俩就是互相不爱。
我想起京剧《失空斩》里挥泪斩马谡，斩完马谡，诸葛亮垂泪，下面的人说你别悲伤了，知道马谡是你朋友，但这是他自找的。诸葛亮为了掩饰自己，说起当年先帝刘备白帝城托孤的时候曾告诫他，马谡这个人言过其实，终无大用。他说他斩完了马谡，想起当年先帝给他的嘱咐，他思念先帝，故而流泪。他不能说他是因为执行军纪杀了他的大将而哭天抹泪的，这不好看，所以他这么解释。
言过其实，终无大用。我觉得喜欢文学的人还真得正视这一点，因为文学太会说了，经常会言过其实。我小时候看戏就明白了这一点，但是我一直理解成“年过七十”，终无大用，现在我已经年过七十，也终无大用，给大家聊聊文学的方式，也算不白来这一趟。
王鲁湘：王蒙先生人生阅历丰富，他用文学的方式来看待生活、看待人生、看待人的时候，确实和初出茅庐的青涩之辈不同。从新疆回来以后，王蒙先生眼中的人生虽依然是七色光的世界，但似乎他对于纯粹的红色和纯粹的绿色已经不太欣赏了，而越来越开始咀嚼灰色。您觉得灰色的人生是不是更耐咀嚼一些？
王蒙：用我的语言来说，我喜欢的是“杂色”，并且我的基调恰恰不是灰色，还挺光明的。我是一个阳光男孩，因为我战胜了很多灰暗的东西。我见识过灰色、黑色，还有各种吓唬人的颜色，见多了，反倒光亮了。张承志当年有句话，只有最彻底的悲观主义者才有权利乐观。我是这么解释的：一个人只有知道世界上的难处，知道社会上的窘迫，知道人生的痛苦，他所抱的乐观的希望才是靠得住的、有分量的。
王鲁湘：您强调文学语言的微妙性，一方面语言是非常感性的，比如用感叹词直接说出我们心中的感情；另一方面语言又是非常抽象的，像绘画、雕塑等艺术都要借助一个具体的媒介和材料，但是语言，按照黑格尔的说法，直接用了精神的外壳。正因为感性和抽象结合，文学的语言充满了微妙和丰富的意涵。怎么才能把语言运用到这种微妙的程度？
王蒙：我觉得实际上这里头需要靠阅读和解读参与进行创造。一个人开始写作的时候，他不见得有那么多的想法，但是他有一种特别生动、特别直觉的感受，当他把这些感受写出来以后，文章的内容已大大地超乎了他想写的东西。这样的例子古往今来不计其数，而后来它被解释得就越来越伟大，越来越抽象，越来越无所不包。在某种意义上，你光靠自己文笔好不行，说实话，你也得碰运气。
王鲁湘：有一位叫“大师缺失的年代”的网友提问，他说有这样一种观点，迄今为止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仍然无法与现代文学相提并论，中国当代文学内在的弊病和缺陷，在与现代文学的对比中得以彰显，而且当代文坛并未出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蒙：各种说法都有，我当然不能说当代文学就非常好，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的作品也不一样。但是我们要知道现代文学普遍有一个特色，它是前革命时期的文学，世界各国在这种前革命时期往往都会有一个文学的黄金高潮。俄罗斯就是这样，尽管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等很多人都不是革命者，甚至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极端反对暴力革命的，但是从客观上，他们对沙皇俄国进行的批判，进行的精神讨伐，最后酝酿了俄国历史的革命大风暴。
中国的“五四”也是一样，鲁迅自然不用说，被枪决的左联五烈士柔石、殷夫等人也自是不消提，像冰心是高层人士，毕业于威尔斯利女子大学，但她写的《到青龙桥去》、《英士去国》，以及老舍写的《骆驼祥子》，都在通向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风雨。
然而当革命已经成功了30年、50年、60年的时候，当国家开始以建设新生活为任务的时候，文学就很难具有原来革命前的批判性和煽情性，很难出现那种惊世骇俗，甚至充当精神领袖的文学家了。所以我有一个说法，世上有雄辩的文学，也有亲和的文学；革命前的文学是一种雄辩的文学，而我们现在更多地需要一种亲和的文学。至于写作的好坏，那就牵扯到接受美学了，但是我可以转达余华的一个说法，他说你们看收录到教科书里的“五四”名篇，写得太差了，和现在初中生的作文差不多，我写得比他们好得多，但是我最大的缺点是我还没死。
提问一：很多人说您小说中的政治情结很浓，为什么您喜欢把政治素材作为小说的资源呢？
王蒙：因为政治是我的生活，政治是我的命运。在我出生3年以后，北京就被日本军队占领了，我能不关心日军占领的问题吗？到了1945年中国内战，也就是解放战争时期，生活本身追到我的头上，让我做出判断，做出选择，虽然只是一个少年儿童的选择，但我必须做出选择。所以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每个人的遭遇和命运不一样。
政治影响我的喜怒哀乐，成为我遭遇各种转折点的动力。当然这不等于我的生活里只有政治，因为同时我又确确实实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文人，文学的那些方式——对语言的爱好，对细节的爱好，对隐喻的爱好，对抒情的爱好又真真实实地存在于我的身上。我觉得如果有过我这样的经历，处过我这样的时代的人，完全对政治没有一点兴趣，反倒不可理解。
提问二：我读过您的中篇小说《活动变人形》，其中你塑造了一个知识分子倪吾诚，我觉得这是您对那种受过西方良好教育，却对当下世俗生活有疏离感的知识分子的某种反思与嘲讽。另外，1993年您针对上海学者王晓明发起的人文精神讨论
，写过一些驳斥文章。您对知识分子的精神化是不是有一种反崇高情结？您觉得这类知识分子批评得有没有道理？
王蒙：首先，《活动变人形》里所表现的东西和“五四”以后一些现代文学里表现的内容有点不同，“五四”后的文学经常表现封建和反封建的斗争，但《活动变人形》却不能归结为此。其次，中国走向现代化是无法抵挡的，也是必然的，不管你怎么质疑，它也在往现代化路上走。但是这个过程又非常痛苦，必须经过一代人又一代人的痛苦、一代人又一代人的悲喜剧，才能够慢慢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境地。我觉得《活动变人形》表达了这一点，但在过去的文学作品中没有人这样写，过去人们看到的只是，一边青年人追求现代化，追求自由恋爱，追求科学民主，好得不得了；而另一边一些糟老头子则在那儿守着子曰诗云，形成很大对比。
至于人文精神讨论的问题，情况比较复杂。大致是这样，你怎么谈人文精神我觉得都很好，但是你说因为市场经济一发达，就导致人文精神没落了，我就理解不了，难道还非得再弄成计划经济不成？所以我也不准备再继续这方面的讨论了。
文学不是哲学或宗教，它不提供生存的理论，它以对世界的感悟提供一个精神的支点。不管是在迷茫、晦暗的时候，还是在陷入迷狂的激动时刻，文学总会给予我们可靠的心灵指引。人们通过阅读文学领悟人生，观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