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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
王蒙，河北南皮人，1934年生于北京，14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岁完成长篇小说《青春万岁》，21岁时因发表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被划为右派，29岁举家西迁新疆接受劳动改造。上世纪80年代适逢改革，升任中央委员，官拜文化部部长。现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著有《活动变人形》、《季节四部曲》、《杂色》、《青狐》等。
现在的作家学问越来越少了，认的字儿越来越不全了，会外语的越来越少了，读的书也越来越少了，这个事儿要警惕！所有描写爱情的诗歌中，最让我感动的是八个字“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觉得世界上没有比这个更动人、更深刻的感情了。一个人只有知道世界上的难处，知道社会上的窘迫，知道人生的痛苦，他所抱的乐观的希望才是靠得住的、有分量的。
王鲁湘：唐代大诗人杜甫有句名言，“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关于文学体验，我们也常听到一句话，“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文学的美好体验真的无法言说吗？为什么进入现代社会，分享文学体验会变得越来越困难？文学除了提供阅读材料，还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精神补益？有关这些问题，请王蒙先生为我们解答。
王先生的作品，大家都很熟悉，但有一部短篇小说一般人很少提及，却是我们77级文科生非常热衷的——《夜的眼》
。它给人的感觉很特别，算是中国作家尝试用现代派文学方式写作的一种新体验，里头的主人公似乎就有王先生的影子，他从遥远的边疆重回都市，觉得眼前的一切都有点怪，有点格格不入。
王蒙：我非常高兴您能够提到它，这个小说对我来说太重要了。首先，它是“前”苏联和中国交恶后翻译介绍的第一篇中国文学作品，当时“前”苏联已经十几年没有介绍过我们的文学作品了，但是他们看了《夜的眼》，说文学又回到了中国。其次，美国出的第一本中国“文革”以后的小说集子《玫瑰和刺》，也将《夜的眼》收录其中，反而国内文坛对它没有什么评论。不过当时也有很多青年人比如赵玫
就告诉我，她看完《夜的眼》感觉整个不一样了，她认为对生活的感情不应该被归纳到一个命题或者一个判断里头，更不应该把它分成善恶美丑，而应听凭自己的心去感受。
王鲁湘：上世纪80年代，您提出了“作家要学者化”的命题，在您的作品中我们也感受到一个带有学者风度的作家的思考。
王蒙：我说的是“要警惕作家的非学者化”，就是说现在的作家学问越来越少了，认的字儿越来越不全了，会外语的越来越少了，读的书也越来越少了，这个事儿要警惕，但这并不代表作家都得学者化。
王鲁湘：那您本人呢，您写过《红楼启示录》，写过卖得很火的《老子的帮助》，似乎一直在走学者化的路。
王蒙：如果硬要说我学者化的话，我也是个江湖学者，不是学院学者，因为我也没上过北大。但是我爱读书，爱学习，而且我不排斥逻辑思维，不排斥数学，这是我和有些同行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这些东西对文学有用，它们在精神层面是彼此相通的。数学和诗都是人类精神的高峰。
王鲁湘：是一种抽象的结构美。
王蒙：说得太好了，找到知音了。
王鲁湘：您怎么看待文学的独立性？
王蒙：文学的独立性指的是创造性，是创作主体本身能够坚持自己的个性，但这并不是说它不能和别的学问掺和，它可以交流，可以掺和，可以和政治、和自然科学发生关系。有的文学书籍在自然科学领域所达到的成就非常高，譬如俄罗斯有个作家写了一本关于鸟的书，由于他写鸟类写得好，最后被科学院吸收为通讯院士。另外文学和经济学也有关系，恩格斯说他在巴尔扎克的书里了解了经济，比看经济学家的著作收获还大。
文学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精神生活的产品，一种精神生活的对象，而且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方式。这个文学的方式不是文学本身的方式，不是写小说、写诗歌的方式，也不是评论、研究文学作品的方式，而是在我们整个人生当中，在人生道路和思路的选择上，除了一种科学的方式、政治的方式、经济的方式、圣徒的方式、庸人的方式之外，还有没有一种文学的方式？文学提供给我们一种生活的方式、思维的方式、行事的方式。
譬如外交部发言人谈伊朗核问题，希望通过外交的方式来解决，外交的方式无非就是谈判、缔结条约、发表联合声明以及协议的方式。再譬如政治选举，无非就是采取动员群众、争取选票或是驳倒对手、摧毁对手等方式。与这些一样，文学也是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