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里的记忆才是记忆

席慕蓉

席慕蓉，诗人、散文家、画家。全名穆伦·席连勃，意即浩荡的大江河，“慕蓉”是“穆伦”的谐译。1943年生于四川重庆，1949年迁至香港，后去台湾。13岁开始写诗，1956年入台北师范艺术科，1964年留学比利时专攻油画。1970年以穆伦为笔名发表作品。1981年出版第一本诗集《七里香》，引起轰动。著有诗集《无怨的青春》、《时光九篇》等。

每个人心里都有那么一种诗歌的东西存在。有的人可能在很年轻的时候被唤起了，呼应了；有些人要到了很大年龄才会忽然发现。一直以来，我们对荒凉的定义，对文明的定义，都集中在物质层面，集中在看得见的累积上面。我们对草原游牧文化的美好，对这个坚韧、辛苦环境下培养出来的心胸，好像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人不是只能拥有一种文化的。人应该是河床上的石头或者森林里的树叶，无论水怎么流过来，无论风从什么方向吹过来，对我来讲都是一种滋润。

曾子墨：“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为这我已在佛前求了500年，求他让我们结一段尘缘。”这些美丽、温婉的文字陪伴我们这一代人度过了无怨的青春，直到今天在我内心深处，每每回忆起这些文字，还会有一种特别的悸动，那是很久很久以前你喜欢上一个人时心灵颤抖的感觉。

今天这首诗的作者席慕蓉女士刚刚从内蒙古阿拉善回来。您去那里是探访家乡，还是游玩？

席慕蓉：都有。从1989年我能回蒙古高原以来，这些年我每年都会回去一到四次。我希望把我前半生没办法做到的事情，努力去补回来。

曾子墨：没有回到家乡之前，对家乡想象过吗？觉得那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席慕蓉：蒙古高原是我的原乡。我的家乡其实有好几处，香港是我童年的家乡；比利时是我青春的家乡，我在那里找到我丈夫，经过努力追求然后嫁给他，现在已经30多年了；台湾是我现在的家乡，我在这个岛屿上住了50年，你不能说它不是我的家乡。但我没有故乡，为什么没有故乡？因为故乡是你小时候在那里出生，长到9岁，长到19岁，长到29岁，然后离开……那就成了你的故乡。可是我们这一代人已经来不及给自己一个故乡了，我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但是很幸运，我有很多家乡，并且有一个每次都会狂热地回来、求知欲很旺盛的原乡。

曾子墨：您是一位画家，也是一位诗人。您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机缘下对诗歌感兴趣的？

席慕蓉：我在香港读小学，因为战乱的关系，那些本身可以去教大学的老师为了在香港找一个栖身之地，勉强自己去做私立小学的老师，到小学来教我们这些小萝卜头。所以有时候上国文课，他们忍不住就想教我们背诗词，背《琵琶行》，背《木兰诗》。我到现在还能整首整首地背下来一些古诗，完全靠我的小学国文老师。

但真正让我觉得诗歌能够感动我，是在初中二年级读《古诗十九首》。《古诗十九首》是那么简单的文字，没有一个字是我不认得的，可是那里面的感情多么强烈！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没有多少感情经验，可是当我读到“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那种感觉真是无法形容，那简单的文字里有着无限的时空感。

我觉得每个人的心里都有那么一种诗歌的东西存在。如果说它什么时候来敲门了，来找我们，好像是我们被动地对它感兴趣了，其实不是的。我们心里一直有这么个东西在，有的人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刚好有一个机缘，心里面的东西被唤起了，就呼应了；有些人要到了很大的年龄才会忽然发现。不管怎么样，它其实一直在我们心里。

曾子墨：您觉得绘画和诗歌之间有联系吗？

席慕蓉：当然有。每一个地方都有，无论是绘画还是诗歌，都是一种空间，一种时间。大家可能会注意到，我的诗里面总是时光、时光、时光。大概从第四本诗集《边缘光影》开始，我的诗歌的感觉都放在了蒙古高原上。可是我发现我写了这么多，写的还是蒙古高原上时间的变迁。时间让我着迷。

我虽然生在蒙古家庭，可是当我回到蒙古高原之后，我感到我的身份只是一个迟到的旁听生。我有一首诗《旁听生》是这么写的：

您是怎么说的呢？

没有山河的记忆等于没有记忆，

没有记忆的山河等于没有山河，

还是说山河里的记忆才是记忆，

记忆里的山河才是山河。

那么我可真两者皆无了。

是的，父亲啊，母亲，

在故乡这座课堂里，

我既没有学籍，

也没有课本，

只能是个迟来的旁听生。

只能在最边远的位置上静静张望、观看，

一丛飞檐草如何茁生于旷野，

一群奔驰而过的骏马如何在我突然涌出的热泪里，

影影绰绰地融入那夕暮间的霞光。

旁听生，一个迟到的旁听生在原乡的土地上可以做什么呢？我感觉到我这十几年来就是在搜寻这些记忆。希腊导演安哲罗普洛斯有一部电影叫做《永远的一天》，里面讲到一个从小不会母语的希腊诗人终于回到希腊来了，他请别人给他提供一个字或者一个词，然后很多人就坐船过来跟他说一个字，比如“愉悦”；或者跟他说一个词，比如“张望”“回忆”。他这么远回来，靠着希腊人一个一个跟他说的很多词句，写下了一首歌颂他原乡的诗。

这个电影我看了两三遍以后才发现，我就是那个人，那个不会母语，也没有生长在原乡的土地上的人。这十几年来我回来做的事情就是在追寻细节——我的朋友在这块土地上怎么过日子，我的族群在这块土地上怎么形成文化。文化里的细节一直对我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前几年对我来说，回来是乡愁，我要弥补我的乡愁。这几年来的感觉是，蒙古文化本身对我有吸引力，我对它充满了强烈的求知欲。我觉得这块土地对我有一种呼唤，这个族群给了我很大的温暖。我越来越觉得，土地、族群还有文化在背后支持我。

我记得我到大兴安岭红花尔基樟子松林自然保护区的时候，那里有一座比较高的山，山上有一座防火的铁塔，有四层楼的高度。陪我去的蒙古朋友不知道我们台湾人是很会爬楼梯的（因为台湾有3600平方公里，上面住着2500万人，不爬楼梯是不行的），他们说，只要你爬得上去，你指哪儿算哪儿，都是你的。我爬上四层铁塔，指着那边说“我要那儿的”，他们都面红耳赤，没想到我这么能爬。等到第二年我回去，问：“给不给我？”不行。到第三年，他们不好意思了，给我量了一片21公顷的原始林。所以，我在鄂温克自治旗的红花尔基樟子松林保护区里面有一片21公顷的原始林。我感到土地和族群对我的拥抱，也让我对原乡的文化有了更强烈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