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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创作者不仅有执着、狂热、锐利的一面，也有妥协、平衡、合作的一面。比如197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作家海因里希·伯尔
，他常常尖锐地批判德国社会，当时的德国驻华大使请中国的几个作家吃饭，其中也包括我，他直言不讳地说，此人得奖让他们非常头疼，因为伯尔把德国社会写得一塌糊涂。
比如拍成电影的短篇《丧失名誉的卡塔琳娜·布鲁姆》（The Lost Honorof Katharina Blum），写一个保姆名叫卡塔琳娜·布鲁姆，她的男友在法律上有一点麻烦，好像是和贩毒有关还是和一个刑事案件有关系，这个男友曾经掩护过她，结果因为这件事法院就传讯了她。然后被新闻记者知道了，不管是早晨还是晚上，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她被狗仔队盯上了，然后提问一些问题，再然后就散布各种谣言、小道消息，使得本来很本分的一个劳动者、家庭服务员，最后实在受不了，掏出枪来把一个紧追她不舍的记者给毙了。他写了这样一个故事，把西德社会写得丑恶极了，黑暗极了。他得奖的时候，德国《法兰克福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一位著名的文艺评论家莱尼斯基说，他的得奖是作为道德家得奖，他的文学并不怎么样，而且他的德语也不太好，没有另外两位作家好。
海因里希·伯尔平时住在农村，宣布他得了诺贝尔奖以后，当时的德国总理科尔要去拜访他。实际上科尔很讨厌作家，而作家也讨厌总理，但是必须要去啊，这也是一种形式。但有一个问题，伯尔在他的别墅门口挂了一块牌子——free state，自由邦。当地领导就找他商量，说这个地方不能自称是自由邦，因为你这儿没有经过政府的批准，明天总理来，你能不能把牌子暂时摘掉，不让他看见，等他走了咱们再把它挂出来。伯尔同意了，最后科尔来了，一番热烈祝贺，给德国取得了荣耀，感谢一下。等科尔走了以后，他又把free state的牌子挂上。这说明伯尔也有合作的一面，并没有见着总理就掏出刀子来。
又比如法国作家阿拉贡
，他最著名的作品就毫不含糊地取名为《共产党人》，而且写了4部。但是他去世时，法兰西共和国为他举行了国葬，由总统为他送别。尽管他的作品挑衅了法国社会，但他在文学上的地位成为法兰西民族的骄傲。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我念念不忘的是1978年，当时的西班牙王储卡洛斯（现在他已经是国王了）访问中国，邓小平设宴接待。邓小平在致辞中特别提到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这不是一部歌颂西班牙民族的作品，但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永远是西班牙文学的骄傲。所以文学既是挑战的，又是和解的。
曾子墨：一位叫“黄蓉吾爱”的网友问，您如何评价金庸的武侠小说？您比较喜欢哪部作品及哪个人物？
王蒙：我最喜欢《笑傲江湖》，其中两处让我很感动，一处是第六回衡山派二把手刘正风准备金盆洗手，但是手又洗不成；另一处是正邪两大帮派互相对立，但两大帮主在音乐上却合作无间。书中写到他们最后都受了重伤，仍然合奏一曲。看到这里，我落下了眼泪。我觉得金庸在武侠小说上的成就是空前的，甚至有可能是绝后的。
武侠小说有自己的套路，但它毕竟是一种通俗的小说样式，任何武侠小说都不能免俗地提到帮派纠葛、寻找秘笈以及稀奇古怪的练功方法，如脱衣舞式的练功法等。这些套路使武侠小说的文学价值受到一定损害，但是写武侠小说能够写到金庸的程度真是了不起。我曾多次接触金庸先生，他不仅是武侠小说家，还是传媒界的大人物。
曾子墨：一位叫“爱上空中小姐的花和尚”网友说，我从小喜欢读王朔的小说，他刚出道的时候，好多人骂他是痞子，但您还是比较支持他的。现在王朔是不是有些江郎才尽了，而且专门找名人来骂，不知道您怎么评价？
王蒙：王朔的作品有过很大的影响力，他还年轻，现在说什么江郎才尽为时过早，我们可以耐心等一等，相信他会有新的作品出现。至于找名人骂，关键看他是不是骂得有道理。这几年文学界骂名人的东西很多，如果我们心理健康一点，也会见怪不怪，对这种骂派文字有一种平常心。
曾子墨：如果有人骂到了您的书怎么办？
王蒙：那多了，那就骂吧，我没有任何办法。我不能说你别骂了，我请你吃饭。我还是把钱省下来吧。
曾子墨：一位“想做新新人类的小兵张嘎”的网友提问，韩寒和郭敬明等低龄作家在市场上造成了很大影响，甚至进入了福布斯排行榜。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现象？
王蒙：福布斯排行榜是一个收入问题。低龄作家在市场上获得成功说明两点，第一，有读者喜欢看这类作品，第二，他的运作、经营、宣传、广告等进行得很得法。对于这些作品，老实说我没看过。我和他们相比，毕竟年龄偏高，视力下降，我没有责任也没有兴趣非得费劲地去读那些小字的书，所以我没法评论。但我孙子读过韩寒的书，他很喜欢，因为韩寒对学校有很多嘲讽，上学的人也想嘲讽，又不敢，而韩寒退了学，可以敞开来嘲讽。
曾子墨：一位叫“失落的朦胧诗”的网友说，今天的人对于文学的热衷似乎大不如前，文学的影响力也不如以前。您是否怀念80年代几乎人人都是文学青年的时代？
王蒙：我从来不怀念。当年我写过一篇《不要拥挤在文学的小路上》的文章，我觉得一个国家如果人人不喜欢文学，那是一种悲哀，说明这个国家的文化层次非常低；但如果一个国家人人都在搞文学，又是另外一种悲哀，说明这个国家的青年人的神经出了点问题。
如果说文学现在面临巨大的挑战，一定不是文学本身的挑战，而是市场、社会竞争以及媒体的挑战，因为媒体并不能总是站在纯文学的立场来谈论文学。现在多种多样的媒体已经逐渐把读者从书桌前拉开了，他可以去上网，可以去看电视，不一定非要坐在那儿读书。但是文学本身仍然鲜活地存在着，尤其在中国，中国是一个重视文学的民族，每年都会出版很多文学刊物和书籍。这些书籍的作用虽然不能直接作用在社会生活上，但是通过积累，文学对思想的活跃、感情的调节、困惑的抒发都能起到很好的作用。不能简单地说现在的文学环境越来越差，甚至还不如80年代。我个人不同意这种说法。
提问一：很多孩子对经典文学作品有深厚的兴趣，但由于中考和高考的压力，学生不得不舍弃，而选择阅读短小的时文。您怎么看待这一矛盾？
王蒙：现在的青年学生没有时间读更多的经典文学作品，这是事实。对于这个事实，我没有任何良策，因为我既无能力减少他们的负担，也无能力减少其他的诱惑。但我有一个教条主义的信念，只要人存在，只要语言存在，只要文字存在，总会有人有兴趣阅读文学作品；而只要有兴趣，总找得着时间来阅读。
提问二：您提到文学有和解的功能，我看《红楼梦》时一直找不到它的和解之处，您能不能给大家解释一下？另外，您说作家的创作实际上是在寻找灵魂的回归，您是否已经找到自己灵魂的回归之处？
王蒙：文学的和解功能并非每部作品都有，比如我现在就想不出办法来让林黛玉和薛宝钗、王熙凤和解，或者让金钏和晴雯、王夫人和解，因为她们没法和解。从《红楼梦》的整体倾向来说，它有着两方面的矛盾，一方面是执着的爱憎分明、悲喜交加，对命运无常与不公的叹息；另一方面，多少爱恨情仇、恩恩怨怨终将过去，最后变成一场空。“空”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为小说中的人物都不是空虚、空无的，但它提供了一种超出现场的思索。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我们也有超出现场的关心与想象，这就是我们精神世界的和解。
至于我自己，我现在已经年逾古稀了，我对自己目前从事的文学工作，包括与读者的交流和对社会生活的参与，内心都有一种平安感。我从小生活在日本侵略军的占领之下，而后又经历各种动荡，现在我的灵魂找到的是比过去更平安的感觉。
提问三：作家马原曾感叹“小说已死”，感到小说的方式已不能充分表达自己的内心，从而转去拍电影。您认为小说家的创作激情是否正在消磨？
王蒙：马原我很熟悉，说句玩笑话，希望他别生气，他说的小说已死，可能是觉得他自己的小说死了。现在仍有很多人在写小说，读小说，虽然没有上世纪80年代那么狂热，但总体数量并不比当时少。每篇小说只要有1000个人阅读，就已是非常高的比例了。作家嘛，总是感情化的，高兴的时候觉得一切光明，不高兴的时候觉得一切黑暗。今天小说死了，明天诗歌死了，后天上帝死了，大后天人也死了；但事实是，一切都仍然存在着。
提问四：现在出书热已经不是新鲜话题，许多公众人物都纷纷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而且卖点挺好。这些作品与真正的文学距离有多远？想听听您的意见。
王蒙：您说的这些公众人物的回忆录，我没工夫看也谈不出意见。但是所谓真正的文学作品，并不是出书的标准。因为在所有的出版物中，真正的文学作品所占比例并不大，其中有大量通俗作品，大量的实用书籍，开车啊、旅行啊、电脑啊等等。我们不应该要求整个出版业向纯文学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