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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的挑战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你的这种创造很可能使受众感到不安，感到难以接受，这样的例子非常多，因为创造总带来一种陌生感，别人分辨不清你这到底是创造还是故作惊人之语，甚至是做一种危险的游戏。
比如雨果，他的一系列戏剧当时在法国引起过极大不满，他的《欧那尼》
公演的时候，剧场外有游行示威，剧场内有卷心白菜往舞台上扔，因为戏里歌颂的是一位绿林好汉。中国古代的几大才子书在开始出来的时候，都曾使社会感到不安，用非常中国味儿的说法叫“诲淫诲盗”，不管是《水浒传》还是《红楼梦》起初都是禁书。
有时甚至于多一点形式上的探索也会使人不安。1980年代我的一些小说曾被认定为“三无小说”：无主题、无人物、无故事，但现在一些比较激进的作家又反过来批评说，王蒙的小说已经过时了，太落后了，是穿着干部装的现代主义等等。
第二，创造与创造之间无法互相认同。我们说文人相轻，除了个人品质、道德、修养、文明礼貌方面的原因以外，其中有一条是你的创造我怎么觉得那么别扭，当然我的创造你可能也觉得别扭。因为文学不像奥林匹克，有统一的记分标准。当一部分人认为这个作家非常出色的时候，也有人会认为他是骗子。比如到目前为止，仍有不少人认为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
是一个骗局。当然这样的看法不占多数。
第三，创造的欲望本身会使作者走火入魔，使作者不知道怎么折腾才好，因此创造的结果并非都是天才巨著，也会产生垃圾，产生精神的病态。其实，就连“病态”这个词用在文学上都非常麻烦。在医学上，“病态”很简单，它不是常态，应该进行药物治疗、手术、理疗等；但是文学上，有许多伟大的文学家本身是非常病态的，比如著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他既是羊癫疯患者，又是痴迷的赌徒。怎样判断伟大的创作与精神病态的界限，这是一个持续争论的问题。所以创造性既能够为作家带来辉煌，也会带来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