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20世纪60年代中期，法国数学家勒内·托姆创立了突变理论，提出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活动中，除了渐变的和连续光滑的变化现象外，还存在着诸如桥梁垮塌、火山喷发、地震、海啸等大量的突然变化和跃迁现象。在军事斗争领域，交战双方的对抗活动必然导致彼此战力的损耗，这种损耗既有渐变的也有突变的。历史上的赤壁之战、夷陵之战等都是一方火攻之后使另一方转瞬陷于灭顶之灾的典型突变战例。“逐次消耗对方力量，积小胜为大胜”的传统作战模式被打破，“体系破击，速决制胜”的作战理念，使得对抗初期就出现战斗力突变损耗的可能性大大提高。这种“突变损耗”往往猝不及防，危害性大，容易造成战争（战役、战斗）形势的急转直下，是研究现代战争不能不关注的重要问题。
联合作战体系是由许多相互作用的子系统组成的复杂适应系统。根据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无论在自然、社会领域，还是思维领域，开放性是任何复杂适应系统生存、发展的基础和必备条件，即系统必须能够与环境交换物质、能量和信息。战争系统也不例外，各种作战力量整体合力的发挥，不仅有赖于系统内部的正常运转，而且还要受到整个作战环境的制约。信息化条件下的联合作战，作战系统构成要素之间、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在强烈的非线性相互作用下，单个要素功能的发挥甚至整个系统的运行都对环境状态的变化呈现出高度的敏感性。毫无疑问，联合作战体系只有对环境开放，同环境相互作用，同外部交换物质、能量、信息，才能生存和发展。
美国哈佛大学信息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安瑟尼·G.欧廷格教授把物质、能量和信息三者的关系描述为：没有物质，就什么东西也不存在；没有能量，就什么事情也不发生；没有信息，就什么东西也无意义。包括联合作战体系在内的任何系统，都由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三个基本单元构成，它们是系统与环境间，系统内各要素间关联和相互作用的“船”和“桥”。联合作战中的物质流，反映着作战体系的结构属性，是所有物质实体的总和。能量流，主要指维系己方系统运转和打击敌方作战体系的作用量度。信息流，表征作战体系存在形式的一切属性，是系统状态的某种不确定性的排除。这些“流”的渠道畅通与否，周转频率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系统的运行。尤其是信息流，其流向、流速、流量，代表着“流”之间的关联，实际上展现的是整个作战体系的结构、行为和功能。越复杂的系统，其物质、能量、信息的流动就越复杂。基于这一认识，美军在1997年《联合作战构想》中提出遮断概念。即通过相关措施，对敌作战体系中信息流、物质流和能量流进行牵制、迟滞、阻断等，使其系统无法正常运行，无法发挥正常功能。
切断系统的能量流径，就削弱了系统内部之间以及系统与外部环境的联系，破坏了系统的开放性，使系统的局部乃至整体陷入“营养不良”，进而导致“组织坏死”，影响系统的功能发挥直至系统崩溃。联合作战中，在陆、海、空、天、电磁、网络、心理等多维空间综合运用火力封锁、电磁压制、网络阻塞等各种手段封闭敌重要目标和关键节点，使之成为一个个分散、独立的“孤岛”；或在敌作战体系内部生硬地造成各种链式的、环式的、树状的、网状的分割线，使其支离破碎，不能形成有机的整体，必将影响敌作战体系中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的正常交换，进而达到瘫痪系统、破击体系的目的。这种“釜底抽薪”的手段会导致联合作战体系整体功能的锐减，即联合作战力量的突变损耗。
早在公元前384年，古希腊伟大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就提出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重要论断。当今的系统论认为：如果以E代表系统总能量，e i 代表各要素的能量，则E不等于e i 之和，而是E=Σe i +ΔE，其中ΔE就是结构能。体现在联合作战体系上，就是构成体系的各单元、要素、子系统对体系整体效能的贡献不是它们各自能力的线性加和，而是具有放大或缩小功能的非线性作用（结构合理，系统的整体功能大于各子系统的线性叠加之和；结构不合理，系统的整体功能小于各子系统的线性叠加之和）。苏联米格-25战机就是典型的成功范例。该飞机一装备部队就创造了8项飞行速度、9项飞行高度、6项爬高时间的世界纪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神秘的机种。然而西方专家对一架叛逃的米格-25研究后发现，如此惊人的系统效果不过是由众多比较粗糙甚至“很落后”的零部件、电子设备、工艺技术等精巧组合而成的。可见系统结构能依赖于系统而存在，当系统保持整体性时，结构能存在；当整体被分解为部分时，原结构能则消失。
机械化时代，作战体系的内部联系比较松散，往往只限于邻近层级之间的纵向联系，缺乏平行单位间的横向沟通，并且这种松散的联系在外部环境影响下还很容易中断，体系的结构能对整体作战效能的贡献相对有限，主要通过提高单元要素的质量和扩大规模数量来增大作战体系的效能，这也正是机械化战争表现为在有限的空间内集结重兵集团展开较量的原因。信息化时代，联合作战体系的各部分连接更为协调紧密，超越了物质的时空关系，更超越了战斗力诸要素在地理空间上的直接连接。一切战斗力要素基于信息的有序流动构成了一个复杂适应系统。系统的各单元、要素通过信息的普遍链接，改变了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存在方式，“聚合”成新的战斗力，“激活”潜在的战斗力。作战体系各单元、要素之间具有了新的结构，因而也就产生了新的整体性。按照系统论原理，就是系统整体效能发生相变，即整体涌现性，使整体效能呈指数级跃升。而一旦系统的结构与功能被分解破坏，这种整体涌现性同样会随之消失。无论是自然界自发形成的生态系统，还是人工组建、创造的复杂适应系统，一旦解体则立即丧失其整体性和结构能。
联合作战中通过结构分解使敌方战斗力出现突变损耗，首先应把作战体系从环境中剥离出来，然后把系统分解为部分，把高层次降级为低层次，从而破坏其整体涌现性。具体地说，就是通过一定的手段孤立敌各作战单元、作战平台，使网络中心战退化为平台中心战，使信息化军队退化为机械化军队，使复杂适应系统退化为简单的线性系统。以摧毁敌防空系统为例，防空系统可看作由防空雷达、制导雷达和地空导弹发射架组成的复杂适应系统。其工作原理是：防空雷达用于发现目标并向制导雷达指示目标位置，制导雷达根据目标位置数据捕获目标，命令导弹发射架指向目标，导弹发射后跟踪反射的雷达信号打击目标。三个组成部分依次衔接，构成完整的防空系统。这一系统中，防空雷达波束宽、易被发现，是最脆弱的打击目标，一旦被摧毁，整个系统就趋于简化，制导雷达、地空导弹发射架组成的线性系统将失去原有的功能，无法有效攻击敌机。1982年的贝卡谷地之战，以色列首先摧毁了叙利亚防空系统中处于串联结构的防空雷达，叙军整个防空系统遭到分解，防空力量立即出现突变损耗，剩下的19个并联结构的防空导弹阵地只用了短短6分钟就被全部摧毁。
系统力量的整体涌现性受各个子系统功能特征的规定或制约，不同功能的子系统只有具备耦合关系，并保持良好的运行秩序，产生同频共振，才可能造就具有特定整体涌现性的力量体系，这是系统论的唯物主义根基。构成联合作战力量体系的功能单元之间的耦合通常有两种形式：一是“增强型耦合”，即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功能单元或运动形式之间通过相互作用而彼此增强各自功能的耦合形式。如陆空联合作战中，地面突击单元与空中突击单元间的“耦合”。空中突击单元通过火力突击毁伤、遮断、瘫痪敌人，可以为地面力量实施占领、控制创造条件；地面突击单元通过快速机动作战和监视、跟踪、指示、引导等行动同样可以为空中打击创造条件。这种耦合关系如果遭到破坏，联合作战就变成了各自为战，整体效能的释放也会大打折扣。二是“因果型耦合”，即一个单元的输出功能，恰为另一个单元的输入条件。如情报侦察单元的“情报输出”，是指挥控制、火力打击、战果评估等单元的“功能输入”，前一个单元的功能受到抑制，必然会使其他作战单元的行动产生负面的连锁反应，进而削弱力量体系的整体功能。所以干扰系统的运行秩序，破坏耦合关系，其稳定性、有序性就会被打破，功能就无法正常发挥。
联合作战体系是自然系统与人工系统相结合的产物，其正常运行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依赖功能、时间、士气、环境等诸多条件。因此对敌作战体系实施干扰的方法至少包括以下几种：一是功能干扰。即通过技术手段或综合运用技术、战术手段，使敌方系统出现功能性障碍，从而避敌之强或将敌变强为弱。伊拉克战争中，伊军使用俄罗斯生产的GPS干扰器，导致多枚“战斧”巡航导弹攻击失败。现在的Umbrella干扰系统不仅可以干扰GPS引导的武器，还可以干扰各种GPS定位平台，如预警机、无人机和作战车辆等。二是时间干扰。即通过掌握时间、控制节奏使敌人的强势变弱。可采用突然袭击、并行作战等手段扰乱敌作战的时间序列，同时要注意控制节奏。美军地面部队指挥官在总结伊拉克战争经验时认为：“进攻战斗节奏可快可慢，只要是己方而不是敌人在控制节奏，快慢都可以。”通常快节奏有助于攻方剥夺守方的行动自由，对其施加压力；慢节奏则有助于守方消磨攻方的作战意志，以拖待变。三是心理干扰。主要通过心理暗示来攻击敌人的心理防线。驻扎在索马里的美军曾将电脑合成及影像投射技术运用于心理战试验，在沙尘暴侵袭索马里时，趁着风卷狂沙，天昏地暗，在沙雾弥漫的空中投影出一幅150米×150米的耶稣头像，同时播放伴音：“放下武器，回到真主那里去吧！”逼真的声像效果极大地震撼了现场士兵。四是环境干扰。主要是以积极的行动制造一些虚假信息和冗余信息，给敌方造成信息迷盲。也可通过技术手段，干扰敌侦察、探测系统，削弱敌方直接获取战场信息的能力。如对敌电子侦察系统实施电子干扰、电子佯动等；对敌光学侦察系统实施烟幕迷盲、强光照射等。
复杂适应系统为了保持运行的有序和稳定，能够主动调整自身结构以适应外界干扰。激烈的对抗使得联合作战体系始终处于动态的涨落之中，其平衡是动态的平衡，偏离平衡态是系统的常态。一般情况下，只要在平衡态附近，系统就有足够的弹性或者叫“适应力”抵销干扰。而当其远离平衡态时，在突变的非线性积累作用下，系统的适应能力急剧下降，此时微弱的干扰也可能超过系统稳定的阈值，一旦系统的复杂性越过了临界点就会引起结构性破坏，甚至陷入混沌，使联合作战力量出现突变损耗。因此通过干扰致瘫来破击体系，最好能在系统对抗的动态变化中准确把握敌作战力量处于“波谷”也就是作战体系远离平衡态的时机，如换防、休整、补给、维护等，此时的干扰或可收到四两拨千斤之效。没有这样的机会，就要在多维空间里多法并举，以“干扰强度之高和干扰速度之快”克敌“适应能力之低和恢复速度之慢”，刻意放大其系统的复杂性，致力形成“瀑落效应”，在其反应周期内坚决瘫痪之。这样的干扰效果也会使对方的联合作战力量出现突变损耗。
指挥学报 2010.11 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