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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击炮被许多人认为就是一个“能冒烟的铁管子”，是陆军造价最低、最简便的战场用炮，但存在射速低、精度差的弱点。“二战”中，德国对迫击炮不大重视，产量也不多，苏联却将其作为一线的重要武器，大量生产装备。苏德战争期间，德国生产了18万门迫击炮，苏联却生产了80万门。苏军采取集火射击的方式，动辄就在突破点上集中上千门迫击炮，用大面积火力覆盖杀伤并震慑对手，取得了显著战果。苏联在卫国战争中坚持“简单武器就是好武器”的观点，大量生产简单廉价的武器，与德军的精良装备形成了鲜明对比。
卫国战争初期，苏联曾列装性能不错的托加列夫半自动步枪，后来发现这种枪成本高，而且结构复杂，故障率也更高些，便索性停产这种新枪，转而大量生产四十多年前设计的老式莫辛·纳甘手动步枪，共生产了1000万支。舍弃“自动”而改用“手动”，这种看似“倒退”的做法却节省了费用，满足了大规模装备部队的需要。包括苏联的波波莎冲锋枪，虽然外形粗糙、构造简单，远不如德国冲锋枪精良，但价格低廉，苏军共生产了700万支，数量是德军的4倍。冲锋枪适合近战，不需精确瞄准即可扫射，用“弹雨”打倒敌人。仓促应征的苏军士兵训练时间有限，大量装备冲锋枪能在最短时间内形成战斗力。
激烈残酷的苏德战争持续了四年，苏军虽然人员伤亡更大，但因为更多的武器生产，最终赢得了胜利。希特勒鼓吹日耳曼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能生产出最好的武器，德国制作考究、造价不菲的“精英”武器终究被苏联“白菜价”的“群众化”武器击败。实践证明，苏联的武器装备生产原则确有可取之处，尤其在经济实力、科技水平不如对手时，数量优势就显得更为重要。
根据“兰切斯特方程”，质量是一次方关系，数量则是二次方关系。如果苏联有4万辆坦克，美国仅有1万辆，要想抵消苏联4∶1的数量优势，则美国坦克的性能必须达到对方的16倍。这显然是不现实的。所以质量不能轻易取代数量，没有足够的数量也无从谈质量。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一度想以武器装备的质量优势抵消华约集团的数量优势，未果，后来不得不回头增加数量，这个历史教训值得记取。
信息化时代的今天，“质量第一”的重要性，尽人皆知。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表明：武器装备性能取得“代差”优势后，“质量”压倒“数量”，已成不争的事实。而如果没有形成“代差”优势，数量上差距太大，全靠质量去抵消则是困难的。相反，稍逊却堪用的质量，加上够用的数量，仍能形成强大战力，甚至对敌构成威慑。例如，某型导弹的命中精度为90%，要想在短期内将精度提高到99%难度极大，但实战运用中，对同一目标同时发射两枚导弹即可获得99%的命中率，这个方案不难实现。
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预警系统负责人，F-117隐身战机之父里奇就反复强调：“我们尝试创造的新技术应是当前的能力或者通过合理开支可以获得的，否则将是毫无意义的消费。”质量优势意义重大，但要做到质量“最优”，谈何容易！连科技最发达的美国也认识到“我们不能总处于科技领先，这种代价是巨大的”。近年来，美国改变一味追求“高精尖”的做法，更加注重武器装备实用性，中止部分“用不上、用不起”的武器系统研制或采购项目，如停止生产F-22“猛禽”战斗机，取消转型卫星通信系统研制计划、陆军未来作战系统项目、CG（X）巡洋舰计划等；升级改造现役甚至老旧装备，延长服役期，如对B-2和“寿星”级的B-52进行多项升级，收到了较好的费效比。
我军装备发展当然要追求高质量，但“质量”的概念不能泛泛而谈，不能离开作战对象、使用环境和作战范围，更不能脱离自身国情、军情的实际谈质量。系统科学的“次优化原理”告诉我们，各项指标全部“最优”，代价太大，不太现实，也往往难以达成整个系统“最优”，必须精心权衡妥善取舍。不自弃，不比宝，独辟蹊径，有所为有所不为。既不能没有“高层建筑”，也不能全搞“高层建筑”。要算好经济账，谋求质量和数量的平衡发展。
中国国防报 2014.12.30 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