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文学潮流的形成,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而从小说的起源说起,可以上溯到公元前就形成的古老传说、神话和巫卜。但是,真正可以称得上以小说类文字出现的传说和神话,有关专家们则认为是公元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事情。
对此,明朝文学名人胡应麟的观点是,《穆天子传》“颇为小说滥觞”,《汲冢琐语》“盖古今纪异之祖”,“《山海经》是古今语怪之祖”。
《穆天子传》由晋代出土于魏襄王墓中的先秦古书整理得来,讲了周穆王驾驭八骏西游并在瑶池上拜会西王母的传说,其“文极赡缛,有法可观”。《汲冢琐语》所描写的是离奇古怪的梦象、穿凿附会的占辞和梦验,构成了占梦小说最初的内容。《山海经》是一部富于神话传说的最古老的地理书。它主要记述古代地理、物产、神话、巫术、宗教等,也包括古史、医药、民俗、民族等方面的内容。除此之外,《山海经》还以流水账方式记载了一些奇怪的事件,对这些事件至今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论。
一般认为,这三个著作是在战国期间,因此,后人就将世情小说的缘起归结到这个时期。
到了汉代,以刻画人物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具体的环境描写来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体裁小说正式形成,在这期间,有以描写鬼怪为题材的志怪小说,如《列仙传》《神异经》等,也有以记人事为题材的辑轶小说,如《燕丹子》之类等。
在中国小说发展的初期,记人事的小说与志怪异的小说相比,无疑前者比后者显得滞后和冷清。从理论上讲,记人事的辑轶小说,是直接叙写人间世界,其中的世情因素,应该比志怪异的小说强。
然而,中国的辑轶小说,总带有更强的史补性质。而“史”是记载天下存亡的,所以辑轶小说所载的事情,或是已经发生过的历史故事,或是作为历史而记载下的一些材料文字。并且,这些史记文字大多是写的帝王将相以及圣贤君子等可以进入历史书籍中的遗闻轶事,它与平民的日常生活、人事纷扰、感情纠葛等细琐之事多不相关。
说到底,辑轶小说又是一种以记人事为主的小说,其中的故事内容也就很正常的涉及到世态人情,有些小说甚至集中出现了一些专门描写人间“世情”的篇章。
如以描写西汉杂史为主的,由东晋作者葛洪所著的我国古代笔记小说集《西京杂记》中,就有著名的世情短篇文章的出现。在此书中,西汉的民间杂史“秋胡戏妻”和“文君卖酒”两个故事,就是早期描写世情文章的代表。
秋胡戏妻写的是鲁人秋胡辞别了妻子和家人,上京求取功名,结果高中了楚国的光禄大夫一职,当他高中后,他想到自己从此就要荣华富贵了,便开始得意起来。
在他上任官职前,朝廷准许他回家休假一趟,顺道还可以将自己的家属接到京城居住,可是,当他快走到家门口的时候,却鬼使神差地生出了一点儿不大不小的岔子。
在家乡田野里,秋胡见到了一位楚楚动人的女子在陌间采桑。秋胡被女子的美貌吸引,想要向对方求爱。哪知对方是个已经嫁了人的女子,并且将自己的名节看得非常重,任凭秋胡怎么戏弄,她都无动于衷。秋胡最后碰了一鼻子的灰,只好不高兴地回家了。
可是,接下来的事情却变得非常具有戏剧性。原来,秋胡在田间戏弄的女子并不是别人,而是秋胡的结发妻子罗敷。两人在家里相互见面后,才知道对方竟是自己多年不见的人生伴侣。
罗敷想到自己的丈夫学成归来好像变了一个人感到非常心痛,于是便从秋家跑出去跳河自尽了,故事就这样以一个不该发生的悲剧而落幕。
这个故事中写了两个秋胡,一个是没有高中的普通人秋胡,一个是得到一官半职的官员秋胡,这两个人其实是同一个人,可为什么前者和后者的差别是那么大呢?故事的本意,是在说明无权无势的秋胡和有权有势的秋胡的不同处世态度。
这是个有头有尾,对世风不正进行抨击的、充满着世情味的发人深思的故事,它为后来的长篇世情小说起了一个好的借鉴作用。
文君卖酒的故事讲述西汉临邛市人司马相如去当地头号富翁卓王孙家赴宴,结识了卓王孙的爱女卓文君。在宴会上,相如应邀抚琴助兴,当众弹了两首琴曲,受到了卓文君的爱慕。后来,司马相如和卓文君为了爱情,两人私奔去了成都。
在成都,因生活窘迫,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只好靠典当自己的家当过日子。几个月后,为了改变他们的贫困生活,二人卖掉了私奔时的车马,回到临邛开了一间小酒家。
以后,卓文君淡妆素面,不卑不亢,亲自做了酒家的掌柜。为了爱情永驻,司马相如也不再弹琴作曲,而是穿上粗布衣裤,与普通的仆人一样亲自洗刷酒器,提壶洗碗干杂活,忙里忙外地担任起酒家的跑堂工作。如此这般,虽然生活清苦了点,但司马相如和卓文君两人却是幸福美满,丝毫不为世俗所累。
这则故事突出了司马相如夫妇的情深意切、风流倜傥。卓文君亲自当了卖酒的掌柜,显出了她与相如私奔的目的仅仅只是为了情和才。同时,故事还显示了相如与文君的结合是冲破家庭重重阻挠的结果,突出的依然是个“情”字。
《西京杂记》作为杂史著作,它同时兼有笔记小说叙事生动、引人入胜的长处。在书中的第三十九条中,“相如死渴”,语言婉转动人,其中形容卓文君的美貌云:“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滑如脂。”妙喻叠出,亦虚亦实,相得益彰,极富美感。
《西京杂记》在艺术上获得的成功,既增加了读者的阅读乐趣,也提高了自身的艺术品位,为以后世情小说的出现,建立了必要的条件。
除此之外,由我国南北朝宋时期产生的一部主要记述魏晋人物言谈轶事的笔记小说《世说新语》中,也有一些以写世俗风情为题的事情篇文章,如反映择友人交朋友的“管宁割席”,以及择女婿要顺其自然的“郗太傅东床”等。
管宁割席讲述的是春秋时期政治家管仲的后代管宁和汉末三国时期名士华歆间的故事。这个小故事说,管宁和华歆二人一起在菜园里锄地的时候,发现地上有一块黄金。管宁继续挥锄,把黄金看得如同瓦石一样,而华歆却把黄金拿起来,然后又扔掉了。
后来,管宁与华歆坐在同一张席上读书。一次,有一个官员乘坐马车经过门前,管宁没有理会仍然读自己的书,而华歆却放下书出去看。于是,管宁将席割成两半,与华歆分开坐,对华歆说:“你不是我的朋友。”表示不与志不同道不合者为友。多年后,华歆投靠了曹操,而管宁则继续做他的学问,成为了一位著名的学人。
本篇故事通过管宁、华歆二人在锄菜见金,以及看见马车官员从门前经过时的不同表现,显示出二人德行之高下。这则故事虽小,留给后人的教育却很大,用儒家经典之一的《大学》的说法,即是“诚于中,形于外。”
这个小故事也是一个充满着世情味的引人深思的事件,它的故事情节对后来的世情书也有一定影响。
郗太傅东床是源于晋代我国著名大书法家“袒腹东床”的传说。相传在晋朝时,太傅郗鉴的爱女郗璇长得眉清目秀、聪明伶俐,到了待嫁的年纪,郗太傅听说丞相王导的几个儿子都长得很英俊,便有意与王府结为儿女亲家。王丞相对这门亲事也很愿意。
一天,郗太傅派一个门客拿着自己给王丞相的亲笔书信到王府去选婿。王丞相见过信后对这个门客说:“我的几个儿子都在东厢房呢,转告郗太傅,请任意挑选吧!”
门客到东厢房看过之后,谢过丞相王导,赶回郗府,回复太傅说:“百闻不如一见,到了王府一看才知道,王丞相的几个儿子长得真都不错,各个都很英俊。听说我为您选女婿,都饰容待客,有的还有些拘谨,只有一个年轻人,袒腹卧于东床,好像没听说有这回事似的。”
谁知郗太傅听了此话后高兴地说:“那就选那个袒腹东床的人吧!我就中意这样的,他将来肯定是一个好女婿。”
后来,郗太傅又经过进一步了解,原来这个青年是王羲之,便将女儿郗璇嫁给了他。
王羲之自幼爱习书法,7岁善书,12岁从父亲枕中窃读前代《笔论》,最后成为了东晋著名的书法家。
本篇故事通过郗太傅选女婿的事情说明了两个道理:一是赞许王羲之处事坦然不慕权门,二是肯定郗太傅善于识人。正是有了这个袒腹东床的王羲之,后来“令袒”或“东床”就成了对女婿的尊称。
太傅选女婿本来是一件非常普通现实的小事,可是,这里所表现出的人情事故却又是与众不同的,它的世情故事是世情小说的又一表现。
在唐代之前,虽然社会上已经出现了小说,但是,这些小说讲述的大多是纪实故事,也就是一种史记形式。不过,在这些小故事中,常常包含着世情故事的篇章,而这些篇章就是世情小说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