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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晚期，随着城市工商业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长，中国社会封建统治的出现了危机。具体表现在以道德信条为基础的国家统治机器迅速脆弱，旧有的道德价值体系，已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瓦解。
1.社会风气的挥霍奢靡 在中国几千年统治思想的冲击下，明朝后期已经不可避免走向衰亡和倒退。“贵贱有等”的国家社会秩序，人人遵守礼制所规定的分位，尊卑贵贱各安其位，士农工商各安其生的观念受到了巨大的历史性冲击。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与统治者的行为导向有着密切联系，统治阶级的荒淫奢靡之风，在下层人民的生活中揭起了一股难灭的热流。尤其是在明代中叶后，整个社会思潮的走向开始趋于一种混乱的稳定，世风严重地影响了人民的生活。
当时，俭朴守礼的生活风气，挣扎的力量愈见薄弱，失去了主导位置，逐渐为奢靡僭越的风气所代替，并时不时冲击着原来“贵贱有等”的社会秩序。再加上统治者对国家力不从心的管理和长期的经营不善，日趋淫靡的世风更加明显突出，令人难以漠视。如明朝从仁宗开始建立的皇庄，就是专供挥霍的，地方豪绅巧取豪夺，搜刮民脂民膏。流风所致，冯梦龙所在的吴地从市民到士君子都可以闻到一股腥膻的污浊气。
2.经济和宗法制度的瓦解 在明代，社会的基本经济形态是封建经济，但在封建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商品经济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它日甚一日地侵蚀着封建的自然经济，瓦解着古老的宗法制度。
从明初开始，社会对经济的需求更大了，国朝政府不仅与周边国家进行着贸易活动，更甚于在海外也逐渐有了商业上的往来。
史料记载，冯梦龙生活的江浙一代是当时全国最富庶的地区。凭借着天然的丰富资源，发达的交通，方便的运输和手工业发展的惊人速度，市民商品经济在江南地区尤其发达，江南小城镇逐渐地普遍兴起了。
在“三言”中，体现江南行商之风盛行主要在两个方面：
一是行商之人的数量之多。买卖经营者的身份上至贵族、官吏、士人，下至市井小民、管家奴隶，几乎囊括了社会各个阶层。在年龄上，有从小便跟着父亲家人到各地去做生意的，有苍发老人为着赌一口气外出经商的，自然更多的是少年、成家之人为了养家或为了干番事业而行走于商道的，也是各个年龄层的人物都有。甚至在性别方面，也有女子装扮成男儿行走江湖做生意的。足可见当时当地行商的人数之多。
二是行商路径的地域之广。这主要表现在经商行走的路线所涉及的地域范围呈现出的多样化特点上。其中外出行商的，有的可能只走一条线程，单走一个地方，半月、一月的即可回家的，这大致就在自己周边的地区来回做的生意；有的走得是较远的路线，是跑到北方做生意的或是北方人到江南做生意的。但是，他们行走的线程往往是多条的，在一个地方做完生意后，有到其他地方脱货的，还有为多获利而走南闯北的，等等。
市民阶层的不断扩大，很快成为引领、创造时代潮流和改革社会的中坚力量。而那些大商家由于商业和手工业地位的提高，凭着雄厚的财力，左右物价，操纵市场，介入政治，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造成了压力。这就无形中影响和改变了旧时的传统价值观念和生活理想，使金钱逐步侵入人们的生活，成为他们首先考虑且难以割舍的因素。
尤其明中叶以后的江南地区，市民在经济大潮和金钱哲学的熏陶下，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经商风气非常盛行。
《三言二拍》的作者都出生在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江浙地区，关注商人生活状态自在情理之中。小说“三言”着力刻画市井百态、商人活动，就是他关注江南经济发展的表现。以商人为主人公、专写商人和市井生活的作品，《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各有四篇，一共十二篇，正好占到“三言”的十分之一。商客在其中作为配角的，则几乎存在于描写明朝江南的每篇小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