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895年3月，梁启超结束了在万木草堂4年的学习，与老师康有为一道再度北上进京，参加会试。康有为、梁启超师生二人这次参加会试，还有这样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插曲呢！
会试的主考官是以顽固守旧出名的大学士徐桐，他继承理学大师倭仁的衣钵，讲求宋儒之学，以封建卫道士自居，反对引进西学，尤其痛恨那些喜谈变法维新的人。
光绪十四年，郡1888年，康有为第一次上书，三次拜访徐桐，恳其代奏皇上。徐桐始终拒而不见，骂康有为是“狂生”。7年之后，没想到狭路相逢，徐桐对康有为的反感依然如故，发誓决不让这位“狂生”在自己手中金榜题名。
徐桐通知备考官，在阅广东举人试卷时，如果遇上有才气却不引用古文者，皆不录取。而梁启超在两场的经义考试中，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纵论宏议，充分发挥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徐桐和副考官李文田阅后，误以为是康有为的答卷，便有意压低分数而不录取。副考官李文田还在卷末题诗道：
还君明珠双泪垂，
恨不相逢未嫁时。
既富讽刺，又含惋惜。梁启超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做了老师的“替罪羊”。但是，他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既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生不逢时的感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此行本不为会试，弟颇思假此名号作汗漫游，以略求天下之人才。”可见，梁启超此时关心的不是个人的富贵功名，而是民族和国家的前途。
就在梁启超应考的前夕，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部分内容在签字前几天传到了北京，人们得知条约中有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以及澎湖列岛给日本，并赔偿2亿两白银的条款。
消息一出，京城上下无不为之震惊，朝野内外的爱国士绅和官员，纷纷谴责主和派的这一卖国行径，要求拒约抗日。
梁启超与其师康有为当即决定发动在京举人上书拒和。梁启超先找自己熟悉的广东举人做工作，后又向一直以来有经世传统的湖南举人进行游说。
4月22日，梁启超成功地组织了粤湘两省举人共同向都察院呈递的拒和请愿书，广东总计有80名举人列名，湖南则全省举人响应。
在湘粤两省的带动下，各省举人纷纷仿效，愤然上书。福建、四川、江西、贵州诸省紧随湘、粤之后，既而江苏、湖北、陕甘、广西诸省继之，又既而直隶、山东、山西、河南、云南诸省继之，以致都察院门前每逢阴历的双日堂期，出现了车马鼎沸的轰动场面，一扫古都京城的沉闷气象。
康有为见其他省份的举人也有这个志向，便要梁启超再去联络各省举人。梁启超很快奔走联络了各省1000多名举人，集会决定上书皇帝，要求变法自强，并推举康有为起草变法请愿书。
康有为在一昼夜间，挥笔疾书，草就洋洋万余言的《上清帝第二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呼吁光绪皇帝乾纲独断，“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
请愿书写好后，就由梁启超与康有为的另一位弟子麦孟华分头缮写，印刷成传单，在各省举人中散发。不久，他们说动了1200余名举人，约定5月2日在明代烈士杨继盛的故宅松筠庵的聚会上签名，5月4日再递呈都察院。
但是到5月2日聚会那天，清廷主和派、后党人员多方作梗破坏，他们私下派人混入松筠庵，暗中蛊惑，又在京城制造谣言，恐吓兼以利诱，以图瓦解众人斗志。
5月3日，清廷便匆匆在《马关条约》上正式画押签字了。结果，一部分举人唯恐误了自己前程，就退出了签名，后来在“公车上书”题名录中签名的仅剩下16省的603名举人，只有开始时的一半。由于历史上将赴京参加会试的举人称作“公车”，意思就是由公家车马包送入京，因此人们称这次举人的上书运动为“公车上书”。
这次上书虽仍然没有送到光绪皇帝手里，但是1000多名举人的联名上书，造成了广泛的舆论，使变法运动的声势壮大了起来。这份请愿书不久便被坊间翻印，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宣传效果，甚至连美国公使田贝，也争着要看这份名噪一时的请愿书。
“公车上书”的领袖人物是康有为、梁启超师徒。作为老师的康有为是倡导者，但积极进行组织、宣传的人却是梁启超。在这次运动中，梁启超功不可没。
梁启超在得到老师的布置后，只用了极短的时间就把全国赴京会试的举人们发动了起来，表现出非凡的联络、组织能力，特别是他撰写的《变法通议》，则是此次运动的纲领性文件。梁启超的那些饱含爱国激情的篇章，起到了宣传和鼓舞人心的作用，有力地推动了运动向前发展。
“公车上书”的第二天，会试揭榜，康有为虽然中了进士，被授为工部主事，但是他没有去上任就职，而是和梁启超等人一起投入到戊戌维新运动的准备工作中去。
康、梁师徒二人都思考着“公车上书”之后，下一次该怎么办的问题。他们几乎同时都看到了社会舆论的力量和宣传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公车上书”之后，全国人民精神为之一振，甚至连朝廷也为之震动。
一贯主张对日作战的青年皇帝光绪，深感割地赔款真是奇耻大辱。在受到朝廷保守势力的掣肘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压制时，他含着眼泪批准了出卖主权、出卖领土的《马关条约》。其实，光绪皇帝对于康、梁的做法是认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