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清政府下令封闭强学会和《中外纪闻》被迫停刊后，梁启超失去了一个写文章的阵地。不过，几个月来，他写的文章文笔流畅，论理有力，早已经让他声名大噪。所以，在《中外纪闻》停刊后，在上海的强学会会员黄遵宪等人请梁启超到上海去，邀请他筹办《时务报》，并担任主笔。
在4月底，梁启超到了上海，住在跑马厅泥城桥西新马路梅福里，参加报刊的创办工作。他赶到上海后，经过8个月时间的筹备，终于创刊了《时务报》。
《时务报》为旬刊，10日1册，每册约20页，以石版印于纸上，开设了论说、谕折、京外近事、域外报译等栏目。在刚开办时，由于人手紧，他在文字方面做了七八人的工作，除了撰写论说外，凡是报刊文章的润色、编排、复核等，均由他一人负责。两年后，梁启超在谈到这一时期工作的繁忙情形时说：
每期报中论说四千余言，归其撰述；东西文各报二万众言归其润色；一切奏牍告白等项，归其编排；全本报章，归其复校。十日一册，每册三万字，经启超自撰及删改者几万字，其余亦字字经目经心。六月酷暑，洋蜡皆变流质，独居一小楼上，挥汗执笔，日不遑食，夜不遑息。记当时一人所任之事，自去年以来，分七八人始乃任之。
梁启超认真思考，埋头写作，在《时务报》上先后发表了《变法通议》《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古议院考》《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文章。
梁启超在文章中有力地批驳了封建保守思想，系统地宣传了变法思想，对变法维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变法通议》这篇文章中，梁启超认为中国封建制度必须改变。当时，保守的清王朝一直宣称，祖宗制定的法是不可以改变的。梁启超在文章中反驳说，当今的清政府自己也在不断改变法制，因此祖宗制定的法不是不可变的。
《变法通议》共分13个小节，自创刊号登起，一直到第43期止。在这篇长文中，梁启超系统地阐述了变法的合理性、必要性和紧迫性，以及变法所应循的途径。
为使封建统治阶级接受他的变革主张，梁启超以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变化为例，说明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如果抗拒这个规律，当变不变，最后将被迫导致破坏性的变。
梁启超说：
要而论之，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
他用这种方式唤起人们变法图强的意识。梁启超认为，如果清政府不主动变法，国家就会遭到外国的瓜分，这样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梁启超主张变法宜从废科举、兴学校、培养人才做起。他的《变法通议》谈得最多的就是这方面的内容。
他觉得科举制相对于封建荫袭制，不失为古代选拔人才的一种好办法，但由于隋唐以来的科举制与学校分离，所立标准又不过一些“雕虫之技，兔园之业，狗曲之学，蛙鸣之文”，因而不但不能选拔国家有用人才，反而使士人丧失政治意识。尤其是明清以来采用的八股文，徒使有志之士，难以施展抱负，于国于人，贻害无穷。
在梁启超看来，改革科举制有以下几种方法可供选择，或在科举考试课目中增加有关中外史学和声光化电方面的内容，或在传统考试科目之外，增开一些新的实用科目，如兵法科、技艺科、明医科等，而最上之策是彻底废除科举制，建立全国性的学校制度，“合科举于学校，自京师以讫州县”。
同时，梁启超看到不能指望那些保守的官僚来完成这项改革事业，他提出在变科举之前，首先要变革旧的官僚制度。
梁启超在《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一文中，指出变法的根本思路是：
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
在其他一些文章中，梁启超则表现了民权思想。他认为，民主政治是人类历史上的新事物，它在中国一定要实现。根据西方国家的民权理论，他提出了人有自主之权的理论。
梁启超觉得一个人只要为国家尽了义务，就应该得到权利。民权是否能保证，是一个国家能否兴旺发达的关键。因为只有有了民权，才能够“合千百万人为一人为一心”，国家才能强盛起来。因此，政府不应该以“防弊”的理由，干涉个人的自由和权利。
在提倡民权的同时，梁启超又批判了封建专制政体。他在文章中说，国家政权应该是国民公共的财产，而不应该是皇帝、宰相的财产。所以历史上实行专制、压制民权的帝王都是“民贼”。
在封建专制政权下，在封建思想控制下，梁启超能写出这样反封建的文章来，是十分了不起的。这些文章，确实起了打击封建专制统治、传播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作用，积极地推动了变法运动。
梁启超在《时务报》上所写的文章，力求通俗易懂，打破古文、时文、散文、骈文的框框界限，“纵笔所至，略不检束”，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报刊政论文体。它对扩大《时务报》在国内的影响起了重大作用。
《时务报》上的一些文章甚至被各地的维新派教员用作课堂的教材，或将《时务报》放在阅报处，供学生阅读。梁启超的文章思想新颖，能给人启发，而且写得很有说服力，文采也极好，所以当时的知识分子都很爱看。
在梁启超任主笔期间，《时务报》获得巨大成功，发行量扶摇直上，半年后即突破最初定下的4000份目标，增加至7000份，一年后达到1.3万份，最多时高达1.7万份。代销处多达109个，遍布全国70个县市。
《时务报》成为了当时中国发行量最大的一份刊物。由此也可以看出，梁启超文章的影响之大。
梁启超在上海除了主编《时务报》外，还编了一套介绍西方国家政治经济理论的书籍，叫《西政丛书》。
此后，梁启超又和康有为的弟弟一起，创办了大同译书局，出版了许多宣传改良主义的书籍。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就是这个译书局出版的。梁启超还和别的改良主义人士发起成立不缠足会，创办女学堂，为妇女解放做了不少开创性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