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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车上书”以后，康有为、梁启超两个人依旧留在京城。通过“公车上书”事件，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备受鼓舞，从而带动了各省的举人，同时举人的爱国热情也令师徒二人很感动。
康有为、梁启超发动“公车上书”的目的，当然是希望他们的请愿能够上达朝廷，促使光绪皇帝痛下决心进行变法，用这样的方式来改变国运。
虽然上书的过程并不顺利，但所上之“书”流传于社会各阶层之中，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忱。那个时期，街头巷尾谈论的都是“公车上书”。
当时的中国，其实人们是关心国家大事和民族命运的。唤起人们的爱国热情，这也是师徒二人想要达到的目的之一，也是他们想要看到的局面。为了唤醒更多的民众，他们更要继续奋斗。
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梁启超深切感到肩负的历史使命是那么的光荣、神圣，同时感觉肩头的担子又是那么沉重。启迪民智乃是掀动维新、救国救民的当务之急，而办报纸是他们想到的事半功倍的好方法。
梁启超在给夏曾佑和汪康年的信中，都指出了办报与学会及风气形成之间的关系。他们出版了刊物，于是享誉国内外的《中外纪闻》诞生了。《中外纪闻》每两天发行一期，介绍了国外情况和主张的改良主义思想，实实在在地影响了一部分人。
其实，《中外纪闻》最初是叫《万国公报》，但是，当时已经有了由外国传教士组织的广学会创办的同名报刊，所以从第46期起就改成了《中外纪闻》。
《中外纪闻》是近代中国民间创办的第一份报纸，是康有为出资创办的，梁启超、麦孟华则负责编辑工作，是该报的主笔和撰稿人，英国人李提摩太亦参与其事。刊物每期往往只有一篇文章，经常由梁启超亲自执笔撰写。他利用写文章制造舆论，积极推动变法运动。
这份报纸不论是叫《万国公报》还是《中外纪闻》，毫无疑问，报刊中都少不了刊登国内外人和事以及相关建议和评论。在后来强学会成立后，该刊才进行了改进，由不分类到分门别类。有“按语”“上谕”“外电”“译报”“各报选录”“评论”等版面，其中“按语”是由梁启超或麦孟华撰写。
只有22岁的梁启超博古通今，满腹经纶，并且了解、学习了不少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梁启超的文笔明快流畅，感情充沛，为《中外纪闻》写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好文章。
梁启超的文章或气势磅礴，让人读后热血沸腾；或如春风化雨，读后让人充满力量；或如哲人论道，读后让人深思明理；或语言犀利，如刀枪剑戟，感染力极强。
梁启超犹如化身为一位身披大氅的少年侠客，为了公平正义，为了民族国家的安危，手持利剑，披荆斩棘，斩妖除魔。因此，他被人们称为“少侠主笔”。
在报刊的创办经费方面，康有为接受了陈炽、袁世凯等人的捐助。袁世凯表面上似乎是乐于接受西学和新思想，这也是后来无论是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还是孙中山等革命派都对他寄予厚望的重要原因。
为了宣传维新思想，康有为将《中外纪闻》送给北京的官绅阅读，而且数量在逐渐增加，开始每期1000份，后来每期3000份，受到官员和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欢迎，不少人渐渐开始懂得了维新的意义。
报纸很快在社会各阶层流传，这十分有利于新思想、新观念的传播。有些人起初不知道是谁在办这份报纸，从内容上看，还以为是外国公使馆创办的呢！
一些官员在读了这些介绍世界大事和宣传改革的文章之后，改变了他们对世界形势、各国历史一无所知的状况。
在《中外纪闻》获得成功之后，他们又大刀阔斧地成立了第一个维新团体，这就是强学会。这个学会的主要任务是翻译和印刷外国的书籍，发行报纸，办图书馆、博物院，梁启超担任学会的书记员。
强学会1895年8月22日在北京正式成立，与会者约50人。其中名誉会长为内阁学士孙家鼐；总董为工部主事陈炽、翰林院编修丁立钧及张孝谦、刑部郎中沈曾植；书记员为举人梁启超、内阁中书汪大燮等。
李鸿章当时也想挤进强学会，他本想出资2000两白银作为申请加入该会的敲门砖，不过由于他名声不好而被组织拒绝了。英美驻华公使和传教士李提摩太、李佳白，都为强学会赠送了西洋书籍及仪器，表示对强学会的支持。
强学会成员较有影响力，活动方式及内容又极新颖，因此，引起了宫廷内外的高度关注。
强学会的活动方式是聚众讲学。他们邀请懂得西学的国内知识分子、维新人士和传教士们站上讲台，开坛讲学。他们宣传西学知识，传播维新思想，培养骨干力量，探求维新变法的办法，以期救亡图存。
梁启超身为《中外纪闻》主笔，与康有为一起撰写了令读者无不动容的《强学会序》，以情理交融的论说、激昂澎湃的呐喊引起了知识界的关注。《强学会序》也代表了这一时期梁启超的思想观念。
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瞵，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
……
我中国孱卧于群雄之间，鼾寝于火薪之上，政务防弊而不务兴利，吏知奉法而不知审时，士主考古而不主通今，民能守近而不能行远。
……
夫中国之在大地也，神圣绳绳，国最有名，义理、制度、文物，驾于四溟。其地之广于万国等在三，其人之众等在一，其纬度处温带，其民聪而秀，其土腴而厚，盖大地万国未有能比者也。徒以风气未开，人才乏绝，坐受凌辱。
……
海水沸腾，耳中梦中，炮声隆隆。凡百君子，岂能无沦胥非类之悲乎！
《强学会序》描述了中国被侵略的触目惊心情景，读者在读完之后，无不泪流满面，悲愤激昂。其中提出“变则存，不变则亡”的观点，希望统治者吸取印度惨遭瓜分的教训，启用维新人士，实行变法，救亡图存，号召爱国士大夫与维新人士精诚合作，改革图强，开展维新运动，以挽救国家于危难。
《强学会序》也是一篇动人心弦、鼓吹维新救亡的政治宣言，很多人受到感动，振臂而起。它也引起了开明士绅的注意，初步打开了封建士大夫的闭塞思想。
强学会每10天集会一次，由于梁启超伶俐的口才、横溢的才华，他的演讲极富魅力，也让梁启超的名气越来越大。通过梁启超和其他维新人士的大力宣传和鼓动，会员中形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
中国要自强，就要学习外国，就要改弦更张，进行变法。
北京的强学会非常成功，于是，康有为又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强学会，并于1896年l月出版了《强学报》。当时一些有影响的江南才子、社会名流都是上海强学会的会员。两处强学会的成立，壮大了维新势力，让变法维新的呼声与日俱增。
强学会是一个集政治、文化为一体的双重性质的社会团体，它一方面创办报纸、翻译西书、建立图书馆、购买仪器，用以开发民智；另一方面联络维新人士、开明士大夫，利用集会演讲来宣传变法思想，探求救国救民之道。
强学会打破了中国民众不得私自集会的禁令，令广大民众耳目一新，莫不惊骇。但与此同时，这一切也引起了封建顽固派官僚的仇视和敌对。
李鸿章的儿女亲家、御史杨崇伊以“植党营私”的罪名弹劾强学会。1896年1月，清政府下令封闭强学会，禁止其一切活动。
由此，《中外纪闻》不得不停刊，后经梁启超和御史胡孚宸尽力周旋，将强学会改名为官书局，隶属总理衙门，专司译书报。但是，这时的强学会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