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作集自序

人活在世界上，有的地位甚高，身價不菲，但終其一生，其價值仍然可以用單一的經濟尺度去衡量——一輩子賺了多少錢；有些人的人生價值就不是單用金錢所能衡量的，這就是古人所謂的“不朽”。據《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記載，范宣子問叔孫豹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叔孫豹回答説：“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絶祀，無國無之，禄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由此看來，人的政治生命與其生理生命同樣脆弱。從政者即使能顯赫一時，但隨着其心臟停止跳動，其政治生命也往往就此結束而不可能不朽。誠然，就是在古人心目中處於領先地位的“立德”“立功”，我看其對後世的作用也有限。據杜預、孔穎達的注疏，所謂“立德”，是指黄帝、堯、舜之類的聖人“創制垂法，博施濟衆，聖德立於上代，惠澤被於無窮”；所謂“立功”，是指禹、稷之類的賢人“拯厄除難，功濟於時” 。這些聖賢，雖然因其功德而名垂青史，但其功德也不過是讓人緬懷而已。由於時代的變遷，他們創制的東西早已不再有什麽實際的效應了。這種情況猶如司馬遷所感歎的那樣：“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没則已焉。”

在我看來，最有不朽效應的應該是“立言”，因爲如果能“立言”於世，則可以永遠使後人在學習中獲益。誠如魏文帝曹丕之《典論·論文》所説：“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强力，貧賤則懾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的確，人在世上走一回，唯有給社會留下一些不朽之作（視野再開闊一些，應該説給社會留下一些永遠值得後人利用的東西），其生命才有意義；否則，其存在與否也就無足輕重了。因爲一個人壽命再長也終有盡頭，其生前的工作即使十分輝煌而取得了莫大的榮譽，賺的錢、積累的財富即使無與倫比而惠及子孫或他人，到時候也會被歷史滌蕩殆盡，而至多只能讓後人感歎一聲“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 而已；一個人唯有留下一些能不斷重印的傳世之作，才能做到老子所説的“死而不亡者壽” 。回顧我1969年下鄉務農以來這五十多年間的奔忙，除了現在還在重印的著作外，其他的辛勞，如種地、做工、教書乃至某些科研工作，都兑换成了統一的人民幣而已經或即將化爲泡影乃至不留絲毫痕迹。再回眸歷史，除了那些流傳不衰的著作之外，芸芸衆生和諸多物質文明也大都被大浪淘盡。於是我深深地體會到，社會的交换與歷史的無情是如何在不斷地摧毁個體的人生價值而使你灰飛煙滅，只有文化、經典之中蘊涵的精神方面的東西才具有强大的不朽的生命力，而軀體、財富等物質的東西是多麽地微不足道而相形見絀，如果借用以往的學説名稱，這應該是一種科學的“神不滅論”和“靈魂不死論”吧。正是受到這種傳統思想的影響，我才“賤尺璧而重寸陰”，身處貧賤而仍加務於著述。

但是，曹丕所説的寫文章也好，今人所説的著書立説也好，與“立言”誠然是不能畫等號的。試看今日之世界，文章浩瀚如海，圖書堆積如山，其作者都能算作“立言者”而不朽麽？顯然不能。因爲如今大量的文章與圖書不過是印刷垃圾而已。歷史是最公正無私的評判者。只有通過歷史的沖刷而流傳不衰反復重印的著作才是不朽之作，只有貢獻了傳世之作的人才能永遠活在人間。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我才甘心久坐冷板凳，常泡圖書館，長年累月孜孜矻矻，不遺餘力精益求精，其目的無非是想使拙著贏得讀者的青睞而久傳於世。

據孔穎達的説法，“立言謂言得其要，理足可傳”，“老、莊、荀、孟、管、晏、楊、墨、孫、吴之徒制作子書，屈原、宋玉、賈逵、楊雄、馬遷、班固以後撰集史傳及制作文章，使後世學習，皆是立言者也” 。如此，則我雖然努力於著述，却又離立言者甚遠。因此，我不敢將自己的作品集名爲“文集”，而用了一個前人未曾用過的名稱“述作集”。

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我將自己的作品集命名爲“述作集”，即源於此。不同的是，我雖然好古，却信疑參半，所以於“述”之外又不免有所“作”。换言之，即既欲有所繼承以集前賢之大成，又欲有所發明以成一家之説。竊以爲惟其如此，方能使自己的作品受人青睞而不朽於世。誠如孔子所言：“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治學不能不有所思考，有所創新，但思索却又必須以學習與繼承爲基礎。所以，無“述”則學無根底，無“作”則學無所成。我之追求“述”而又“作”，即基於這樣的認識。當然，我的這一追求也與自己的才智有關。如今很多能人名流都是天才的創新發明家，所以他們能夠“不述而作”，完成一個又一個重大課題，獲得一個又一個大奬，這是我無法企及的。

出版文集往往是大家的事。現在我出版自己的述作集，其實並不意味着要以大家自居。我出身貧寒，命運坎坷，一生貧賤，出版述作集本是連做夢也没有想到的事。

1949年3月9日（農曆二月初十）夜，我誕生於江蘇省太倉縣茜涇鎮東街的倪家，這是當時我家借住的房子。平民百姓無家譜，所以大都不知道自己的老祖宗是誰，我家也一樣。據我父親的記憶，只知道我的曾祖叫張燕亭（1881～1944）。由於我父親外出工作，我的童年是在祖父母的撫育下度過的，因此也受到了叔父的啓蒙教育。正因爲如此，我入學後成績一直名列前茅，但我父親1961年9月響應政府號召下放務農後，家庭的貧困使我差一點輟學。禍不單行，我1965年考取蘇州高級中學後才一年，原本穩上大學的前途又一下子被“文化大革命”改變了，“一片紅”使我不得不帶病回鄉務農，十年青春也就在勞累和貧病交加的挣扎中耗掉了。如果要總結這十年的收穫，恐怕只有兩點：一是勞我筋骨、餓我體膚的鍛煉增强了我的體質，雖然高考體檢時我1.68米的身高只有99斤，却也頗能吃苦耐勞；二是苦我心志、空我家財的磨煉養成了我頑强的毅力和艱苦奮鬥的拼搏精神。不知這是否是孟子所説的上天的安排 。

1977年恢復高考，我考入南京大學，接着又考入復旦大學攻讀碩士學位，但由於老家已分田到户，我還得花不少時間回家種地。爲了徹底擺脱務農生涯而潜心於治學，我1985年初畢業後放棄了在重點大學任教的機會，到了空軍政治學院任教。哪知好景不長，1989年學院首長安排我轉業到太倉縣中學教書。爲了利用上海的文獻資料從事古籍整理與研究，我只好辭不赴命而下崗待業在家。在下崗待業尚未成爲社會普遍現象的當時，作爲一家之長，我所承受的經濟壓力、精神壓力與種種坎坷恐怕是一般人所難以想象與忍受的。

爲此，我窮而發憤，夜以繼日，賣文爲生，在待業的六年中，發表了一百多篇文章，還撰寫出版了《商君書·韓非子》 （岳麓書社1990年版） 、《白話搜神記》 （岳麓書社1991年版） 、《韓非子全譯》 （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商君書全譯》 （貴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吴越春秋全譯》 （貴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論語〉〈孟子〉精華譯評》 （中國旅遊出版社1993年版） 、《〈韓非子〉精華譯評》 （中國旅遊出版社1993年版） 、《白話商君書》 （岳麓書社1994年版） 、《荀子譯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這些成果，雖然凝結着我身處逆境時的頑强、勤奮與心血，但我更要説的是，它們離不開出版界同仁的熱情幫助與大力支持。岳麓書社梅季坤先生等滿懷古道熱腸而鼎力相助的動人場景，一直浮現在我的眼前。正是他們的雪中送炭，點燃了我熬過嚴冬的希望，使我身處鐵屋之寂寞而仍然不覺得孤獨，從而支撑着我艱難而順利地度過了那黑暗而冷酷的六年待業時期，同時又奠定了我的學術研究基礎。這不能不令我感慨萬千而要在此深情地寫下這濃重的一筆，以便使他們的恩德能隨着拙著的流傳而永遠被歷史所銘記。

1995年，在空軍政治學院石柏年政委的幫助下，我終於結束了待業生涯而轉業至上海財經大學基礎教學部任講師，並於1996年任副教授。此後雖然忙於教學工作，但寫書之興趣與動力猶存，故丹黄仍不絶於手，於是又有《曾鞏散文精選》 （東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潜夫論全譯》 （貴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等新作問世，還完成了《老子古本探賾正解》的初稿。

人的希望或欲望大概總會隨着適合其發展的條件而不斷發展。在1986年，發表一篇文章就已令我高興萬分。1990年，出版一本書會令我激動好一陣子。在那個時候，哪會萌生出版論文集或著作集的奢望呢？然而，書寫得多了，也就有出版著述集的基礎與願望了。1998年開始，我將出版《張覺述作集》的計劃寄給了不少出版社，但均未成功。這究竟是什麽原因，我一時也不清楚。直到我歷經磨難於2002年又一次申報教授職稱受挫後，我才稍微有所了悟——我非常珍視自己的著作，不過是犯了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所説的毛病：“夫人善於自見……家有弊帚，享之千金。” 這些古籍譯注之作在很多學者眼中其實算不了什麽學術成果。

聽説當時某評委認爲我不够教授資格，理由主要有三條：一是我的古籍譯注之作根本不能算學術成果，二是我出那麽多書不正常，三是我的論著涉及各個學科而在所申報的漢語言文字學方面的成果不突出。

没想到我摒棄一切娱樂生活而夜以繼日地拼搏，只换到了一個否定。

當然，這種觀念也並非某評委所獨有。

在一些學者眼中，搞古籍譯注根本算不上學術研究，如今的社會科學課題或評奬中大多没有古籍譯注的一席之地，即反映了這一學術觀念。有一位好心的老師曾勸我説：“你還是去搞一點學術研究，别把精力浪費在這上面。”由此我深深地感悟到古代將文字訓詁之學稱爲“小學”的道理——這種既够不上“學術”又算不上“研究”的工作，何以不“小”呢？

至於著作多不正常，中國社科院鄧尉先生也説過：“深圳有位學界朋友告訴筆者，一個40歲的人來求職，如果拿出三本專著來，你就趕緊打發他，肯定是騙子；如果拿出兩本專著來，你要懷疑；如果只拿出一本書，還可以看一看。——當然，他説的專著是有自己心得的研究成果。這話雖然有點極端，也不無道理。” 量多者其質必不佳，而無須細看其内容。某評委大概也是以此“學術標準”來評判拙著的，他没有把我當作騙子，已是够幸運的了。

再者，在我們這個學科分類越來越細的“專家”時代，教授應該是某一研究領域的專家，文史哲兼顧只能被認爲是雜而不專，這也已經是評委們普遍認可的評審準則而不再是笑話了，所以我研究面太廣而受非議也在情理之中。

當然，在職稱評審時，我没有申訴的權利；即使有申訴的權利，也是“道不同，不相爲謀” ，有什麽可説的呢！我的大部分著作，從其雅俗共賞的基調中就可以看出，它們本來就是爲廣大讀者寫的，而並不是爲少數學界名流寫的，非要這些專家認可幹嗎？誠如王家範先生所説：“一個以科研爲生命樂趣的人，在人文學科中尋求自身價值的人，大可以領悟禪家的態度，不必把這些看得太重。須知，參透了，必要别人承認何爲？”

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生活在一個“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時代，我則永遠處於“窮而後工”的寫作逆境之中而始終未“富且貴”，當然要忍受這恥辱而不能全怪罪上司。但是，我還是執“迷”不悟，仍然埋頭於古籍彙校注疏之中而不去逢迎領導以獵取名利，因爲阿諛逢迎趨炎附勢雖然可獲得現時之大利，但從總體上來考量，我還不如保持自己固有的正直品性、寫出一些必傳之作更能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一個人總要爲自己的所愛付出代價，所以我坦然接受種種冷酷而毫無悔意。對於注重精神世界的知識分子來説，最值得告慰的應該是歷史的評判——世界上最無情而又最公正的審判。歷史絶不會向權貴諂媚，它既不會因爲你從社會上得到了什麽就瞻仰你，也不會因爲你失去了什麽而鄙視你，而只會因爲你給社會貢獻了有價值的東西而尊重你。敝帚自珍也罷，自尊自重也罷，我堅信我的著作絶不會像那些通過錢權交易而發表的“權威成果”那樣曇花一現，它們是有生命力的，它們終究會贏得社會的認可而久傳不衰，除非中國的傳統文化被徹底消滅了。荀子説過：“好士而榮。” 反言之，則“不好士者辱”。隨着拙著的流傳，榮或辱自會分配給那些肯定或否定我學術貢獻的人。

慶幸的是，我的古籍譯注之作也並非没有肯定者，它們也曾受到廣大讀者乃至一些專家的青睞與讚賞，因而往往一版再版。拙著在大陸與臺灣出版後，各地讀者紛紛來信，認爲它們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不同於一般的古籍譯注本，爲研究古代哲學、史學乃至文學者所必讀。南京大學一級教授兼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顧問程千帆先生曾來信説：“譯注雅見功力，可寶也。” 臺灣輔仁大學哲學系丁原植教授也來電作了高度讚揚。挪威科學院院士、奥斯陸大學東歐東方系教授何莫邪（Christoph Harbsmeier）認爲《韓非子全譯》是所有《韓非子》注譯本中最好的一種，因而將它用作英譯《韓非子》的底本。截至2020年9月，以古籍譯注爲主的拙著，累計印數已達538720部，這充分説明拙著還是有讀者的。

即使從學術的角度來考察，我以爲我的工作也不乏學術價值。由於古今語言與文物典章等方面的差異，因而要使中國古代燦爛輝煌的文化典籍不再死躺在藏書室之中而能“活着”流傳下去，使它成爲當今乃至將來中華文化建設的豐富資源，就必須首先做好其校點譯注工作。古人將文字訓詁之學稱爲“小學”，其雖“小”却還是一門“學”，而治此“學”者也還有不少被稱爲“大師”的，可見這“小”之“學”中也自有大學問，認爲它不是“學術研究”實爲一種偏見。就是對古籍今譯提出過嚴厲批評的高嚴先生也曾説：“古文今譯是一門大學問，非淺識末學者所能勝任。在一定意義上説，它是古籍整理研究的最高形式，只有當版本、目録、音韻、訓詁、校勘、考訂、語法、斷句、標點的功夫都用到之後，方可談今譯；不僅如此，它還要求譯者有相當好的現代語文水平，如果讀者對象是兒童，還要掌握兒童語言的特點。正是如此，即使飽學之士，在古文今譯任務面前，尚‘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魯迅先生在《且介亭雜文二集·題未定草》曾這樣説過：‘我向來總以爲翻譯比創作容易，因爲至少是無須構想。但到真的一譯，就會遇到難關，譬如一個名詞或動詞，寫不出，創作時候可以回避，翻譯上却不成，也還得想，一直弄到頭昏眼花……’這段話既適用外文翻譯，也適用古文今譯，充分説明，這是一項不好對付的學問，如果學無根底，是不可草率從事的！” 高嚴先生與那些一味鄙視古籍譯注的學界名流相比，其學術眼光恐怕要高明一大截。因爲高先生雖然嚴厲地指責“今譯十弊”，但對今譯工作並無偏見，而能實事求是地肯定它的學術地位。誠然，清代學者杭世駿早就説過：“作者不易，箋疏家尤難。何也？作者以才爲主，而輔之以學，興到筆隨，第抽其平日之腹笥，而縱横曼衍，以極其所至，不必沾沾獺祭也。爲之箋與疏者，必語語核其指歸，而意象乃明；必字字還其根據，而證佐乃確。才不必言，夫必有什倍於作者之卷軸，而後可以從事焉。” 這些言論，實在應該讓那些對古籍譯注不屑一顧的學界名流好好看看。

可惜的是，古籍譯注之作如今在一些學術部門中不算學術成果，於是一些專家教授因其是件吃力不討好的事而不屑爲，而一些“學無根底”的人也不把它當作學術研究來從事，只是以混稿費的態度去搞古籍譯注，結果也就産生出品質低劣的古籍譯注本而爲衆人所指責。對此，高嚴先生曾指出“今譯十弊”：“出版無統籌，一書有數譯，一弊；版本不求善，率爾而操觚，二弊；考校不用功，將錯而譯錯，三弊；學問不到家，譯錯不知錯，四弊；主編不統稿，前後相矛盾，五弊；選譯無標準，避難而趨易，六弊；文字素養差，生澀又費解，七弊；翻譯不到位，半白夾半文，八弊；風格不統一，忠實原著難，九弊；不求信達雅，外行充内行，十弊。” 這種種弊端，敗壞了古籍譯注的聲譽，使古籍譯注名聲掃地，從而玷污了其中的佳作。這是一件很可悲的事。

另一件可悲的事，則是人們所説的：現在已進入了讀圖時代，青少年喜歡看的是配圖的“文化快餐”。如果真是這樣，則長此以往，中國古代豐富的文化寶藏將被埋没而無人問津，或只能任憑那些學術騙子信口開河，嘩衆取寵。這種學風實在令人擔憂，但願將來會有所改觀。

出於信念與愛好，我並没有因爲學界對古籍譯注的指責與某些評委對拙著的否定以及青少年學風的轉向而有所動摇，而仍然潜心於我所鍾愛的古籍彙校注疏工作。

張之洞説：“讀書不知要領，勞而無功；知某書宜讀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 綜觀當今流行之典籍，精校之本不多。如陳奇猷的《韓非子集釋》 與《韓非子新校注》 ，朱師轍的《商君書解詁》 ，高亨的《商君書注譯》 ，均利用第二手乃至第三手材料編著而成，以致以訛傳訛，貽誤無窮。有鑒於此，我立志重振古籍譯注之學術風範，注重學術考校，寫出帶有學術研究味道的、嚴謹而又具有較高質量的古籍彙校注疏本。我想，做到了這一點，就一定能獲得廣大讀者的普遍認可，從而使自己的著作流傳不衰。因此，我一直没去迎合當代專家評委們根據其癖好所擬定的“課題指南”寫一些不能流傳於世的“專著”以獵取名利，而仍然堅持不懈，決定傾注更大的精力與財力，將以往的著作，特别是古籍譯注之作，作一次全面詳盡的考校修訂，在以往譯注的基礎上進一步彙校善本，以便使拙著成爲兼具資料性、權威性、學術性、通俗性的經典，並彙編爲《述作集》逐漸推出，供認可拙著的讀者使用。

我出版《述作集》的總體目標是：弘揚求真務實的漢學傳統，力求内容形式的博雅完美，打造一絲不苟的文化經典和傳世精品，以便使拙著成爲今後研究《韓非子》《商君書》《吴越春秋》《潜夫論》《老子》《論語》《孟子》《搜神記》等傳統經典及其他相關領域（如語言文字學、文學等）時不可不讀的權威典籍而經久不衰。《周易·繫辭下》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我在單位常不遇可謂之“窮”，轉而致力於著述可謂之“變”，研究時涉獵多個領域可謂之“通”，著述歷經三十年而流傳之勢不減可謂之“久”，正可謂窮則思變變而通，通則久傳有何窮？拙著既合《易》道，亦當如《易》而久傳，這是我的心願，也是令我頗感欣慰的地方。我堅信，撰寫出版這些彙校注疏之作，對於弘揚中華文化與便利廣大讀者來説，會像《十三經注疏》那樣具有永久性的學術價值。當然，學術乃天下之公器，真正的學術成果要經得起歷史的考驗，真正的學術評判也要經得起歷史的檢驗。拙著的優劣，我學術水平的高下，乃至評審專家與領導們對我學術成就褒貶的是非得失，最終還得由廣大讀者乃至後代子孫説了算 。

從2011年2月22日我在江宜玲女士的鼎力支持下與知識産權出版社簽訂《韓非子校疏析論》出版合同起，出版《張覺述作集》的夙願開始成爲現實，這當然是值得慶倖的。在此，我首先要向此前慷慨解囊而購置拙著的五十餘萬讀者致以衷心的謝意，並希望繼續得到更多讀者的青睞與支持，因爲經驗告訴我，我這種没有權勢支撑而處於“學術圈”之外的“草根學者”的學術生命 ，在過去或現在，主要還是靠廣大讀者維持着，而不可能依靠單位的經濟實力去支撑。在將來，應該也是如此。這《述作集》的出版，如果没有廣大讀者的熱愛支持與慷慨解囊，也將會難以爲繼。

當然，我也永遠不會忘記我祖父張瑞良（1902～1972）、祖母俞秀英（1909～1989）、父親張永泉（1930～）、母親林月娥（1929～）、叔父張永奎（1939～）的養育啓蒙之恩與程千帆（1913～2000）、周斌武（1924～2014）等教授的精心栽培之德，如果没有他們的培養，就没有我的才學與成果。同樣，我也不會忘記章培恒、嚴佐之等教授對我古籍整理工作的熱情支持，不會忘記梅季坤 （岳麓書社） 、李立樸 （貴州人民出版社） 、倪臘松 （貴州人民出版社） 、李大鈞 （中國旅遊出版社） 、金良年 （上海古籍出版社） 、褚贛生 （東方出版中心） 、宋啓發 （黄山書社） 、徐文堪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吕健 （上海古籍出版社） 、曾德明 （岳麓書社） 、鄭明寶 （上海古籍出版社） 、江宜玲 （知識産權出版社） 、馬美著 （岳麓書社） 、劉文 （岳麓書社） 、陳文韜 （岳麓書社） 、陳麗娟 （上海古籍出版社） 、李亭 （南京大學出版社） 等出版界朋友先後傾注的厚愛之情以及吴格、劉一萍、郭立暄、龔潔榮、羊凱江、李文濤等先生在圖書資料方面的相助之力，如果没有他們的熱情幫助，我也不可能有這麽多逐步積累而内容豐富的著作問世。還有，我也不會忘記我校科研處陳正良、干春暉、劉月波、靳玉英、趙赫等老師先後在科研資助和項目申報方面的鼎力支持，不會忘記教育部考試中心陳睿、我校研究生院朱君萍等領導在工作方面的分外照顧以及朋友姜漢椿先生的熱情幫助。

此外，我的同事龔敏，博士研究生黄吉輝，碩士研究生尤婷婷、馬靜、付雲鵬、吕佳、鄭興蘭、張曉曄等也曾參與過部分工作，特此説明。

總之，我謹將這《述作集》奉獻給一切愛我的讀者、親人、師長、朋友、領導、學生，並借此機會向他們致以由衷的感謝與誠摯的祝福。

但願拙著因品質之有益於讀者而流傳久遠，從而使我的感謝與祝福也與日俱增，使後人能永遠銘記愛我者的恩德，這便是我最大的幸福了。

在十年的《述作集》出版過程中，我漸漸認識到，過去熔考校注譯於一爐的編著原則實不利於《述作集》的流布。因爲一般讀者只需瞭解古代典籍的大致内容，篇幅甚大的彙校與學術考辨只適合研究者而不適合爲數衆多的一般讀者，所以過去銷售量較大的拙著主要還是古籍譯注之作，而注重考校的古籍校注之作這種以往的常銷書在當今已成爲所謂“有學術價值而無出版價值”的冷門書，因而連一些專門出版古籍的出版社也往往不願意出版。爲了使《述作集》擁有更多的讀者以利出版，我必須調整編著原則與出版書目，在注重學術性的前提下，將有助於學術研究的彙校考辨之作與有助於典籍普及的譯注之作分别出版。如將《韓非子校疏析論》分爲繁體字本《韓非子彙校集解》 （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與簡體字本《韓非子全譯析論》，將《商君書校疏》分爲繁體字本《商君書彙校集解》 （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與簡體字本《商君書譯注》 （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將《吴越春秋校證注疏》分爲繁體字本《吴越春秋校注輯證》與簡體字本《吴越春秋譯注》，如此等等。這樣，既能滿足學術研究者和一般讀者的不同需要，又能用譯注之作的收益來支撑彙校考辨之作的出版。同時，爲了加快《述作集》的出版速度，我必須改變過去由一家出版社出版的思路，應該爭取與多家出版社合作。幸天不喪斯文，在知識産權出版社的出版告一段落之後，我又得到了岳麓書社的大力援助，接着又得到了南京大學出版社的熱情支持。我想，進入二十年代後，《述作集》的出版應該能别開生面而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但願我編著原則的調整和出版思路的改變能爲《述作集》的擴展産生成效。

如果説，我三十年前下崗待業後賣文爲生是“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的話，那麽現在退休後專心著述便可以説是“經濟搭臺，文化唱戲”了。前者的目標是經濟，是利用文化以獲取經濟利益；後者的目標則是文化，是利用已有的經濟基礎打造文化精品。目標不同，結果也往往會不一樣。當時我爲了生計而欲求賣文不已，所以也曾盡力製作精品以便招徠讀者而不斷獲取稿酬，但畢竟没有像現在這樣衣食無憂，以至於不求稿酬而只求拙著傳世，乃至不惜工本地投入大量的精力、物力而從容著述。在當時，爲了維持經濟生活而寫書雖然也在情理之中，但現在看來，財富等物質的東西與文化相比是多麽地微不足道，只有打造經典才能使自己具有不朽的生命力。有鑒於此，我懇切地希望讀者對拙著中的不當謬誤之處多加批評指正，以使拙著不斷完善而成爲學習與研究中國文化者所必備的要籍。

最後，附自題二首 ，以與同道者共勉。

早年心慕高校潔，

豈料身陷淨土黑。

自古聖賢盡貧賤，

何況我輩孤且直。

貧而無諂常落寞，

窮且發憤勤述作。

笑看有司皆走肉，

傾心拙著寄寥廓。

是爲序。

張　覺
1998年5月29日初稿於滬上五角場寓所
2008年6月23日再稿於滬上四平路金軒
2011年9月21日三稿於南翔芳林路院邸
2020年9月25日四稿於密雲區溪翁山莊
2020年11月6日定稿於太倉茜涇村寒舍 iRpF7pv2hZgHqOMpMRY3LhpzmVQ3PmXCs5IytWO98lQ5s8UCclosHLDzejAudnX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