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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斌
为什么要讲国际思想史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而且还要“再思”呢？
我主要基于两个原因。首先，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再”思考一下，原来没思考清楚；还有个原因就是要行动。《论语》有载，“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孔子听后说，“再，斯可矣”，也就是说，再思就行了，不要三思了，最重要的是要行动。
为什么要谈思想史的价值呢？简单来说，包括以下两个原因。
首先是我的一种担忧，当然，这种担忧倒不一定是实际存在的严重的现象。我觉得，我们的学术理论研究肯定要避免一些倾向，比如过度的实用主义倾向。政策研究处于压倒性优势对理论研究也不一定是好事，还有理论研究本身也不必过度社会科学化，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路径应该是多样的。
更重要的理由是，我们的理论研究已经严重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现在，出现了各种提法，例如“工业4．0”和“全球化4．0”时代，这意味着世界变化太快了，针对国际关系，若干权威杂志都曾经有过专题讨论：国际关系理论是否已经终结？因为我们的理论已经无法研究、讨论、解决我们如今面临的一些现实问题。由此催生了一些新的研究思路，比如说“分析折中主义”等研究倡议。但是，“分析折中主义”不一定能完全解决现在已经完全固化的理论格局和范式概念，我的理由是，这些路径仍然忽视理论本身所蕴含的价值和引导意义，当然，其好处是提醒我们研究方法、研究途径乃至思想资源和文化价值基础都需要更加多样化，更加贴近实质上已经变化很大的全球格局现实。
那么，为什么我要从思想史的角度入手呢？回到思想史也许是解决这种理论与现实不平衡的一种路径。
我的论述基于如下两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是世界变化太快了，技术变化也太快了，比如我们今天的航天技术、生命技术、人工智能等等。政策改变世界，像网络空间、外层空间这些新领域，在我看来，大国已经进入了无序的竞争中。然而，这些国际政治新疆域恰恰是我们不熟悉的领域，要进入这些新领域，就要借助其他领域所积累的思想资源或经验教训。
第二个理由就是，往往在技术迅猛发展的时候，人文会受到一定挤压，尤其是现在，这种挤压的力度与深度是空前的。所以，思想史和历史路径的研究也就尤其重要。器物也许会消失，但是，思想是可以跨越时空的。托克维尔的一段话很有意思，他说：
简直令人难以置信，难以数计的思想体系、道德体系、政治学说，被不断重新发现、遗忘，再发现，再遗忘。不久后再次出现，全世界人们就会啧啧称奇，以为这些是新东西。我们以为这是人类精神世界的丰富，但其实不过是人类的健忘与傲慢。
这就是强调对人类思想的借鉴和继承，历史显示，思想是重要的纽带。
关于什么是政治思想史、国际关系史这些学科概念，以及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格老秀斯等一大批数不胜数的思想家给我们的政治思想财富不需要再去赘述。
我今天主要讲研究思想史的实践意义，或者说对于理解历史本身、理解现实有什么意义。我们知道，思想史本来就是历史的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最本质、最核心的部分，因为人类一切活动都是思想的活动，没有思想的人类历史不是人类史，而是自然史。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也是现实，是客观发生过的事情。除了考察客观因素和现实世界，还必须考察思想因素和精神世界。思想影响意识，但是，意识反过来又会支配人们思想的过程，时代背景和时代风格也会塑造人类思想。
比如说，20世纪20年代的自由国际主义非常盛行，原因就是对一战心有余悸，而威尔逊主义、国际联盟正好迎合了这种趋势。所以，自由国际主义大行其道，从而助长了和平主义、乐观主义。但是，到了30年代，悲观主义抬头，国联走向了失败，权力政治盛行，现实主义再次复兴占据主导地位。但是，二战刚结束，理想主义再次抬头，很快冷战展开，核武器等军事武器的发展又使国际社会弥漫着悲凉气氛，我称之为“人类集体自杀的可能性成为常见的话题”，其实，很多哲学家——罗素、爱因斯坦，每天都在说这些。到了1962年以后，情况又大不相同了，美苏经过古巴导弹危机危险的博弈后基本已经理解了共处规则，世事变幻，七八十年代又开始绷紧，这显然和美苏关系恶化、核战略再度强化有关。到离我们最近的20世纪末，冷战格局瓦解，自由国际主义又以新的面目第三次抬头。这个背景大家应该很清楚。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什么？冷战结束这么多年后，我们看到的不是自由主义的天下，也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大国政治的回归、地缘政治竞争的加剧，还有在新兴战略领域无序的竞争。这令人深思。正所谓，绝望是希望的种子，希望是绝望的根源。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层面来理解国际思想史对于现实战略问题的价值。在国际学术界中，有一个几乎是“显学”的概念史研究。其实，不一定把国际思想史理解为一般理论的意义，推而广之，为什么不能有战略思想史、外交思想史这些思想积累成果呢？在这个意义上，概念史就是观念史，就是思想史。国际关系领域还有很多核心概念需要梳理、“正本清源”，这是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最根本动因。
我们谈国际秩序，其走向是最重要的问题，但是，什么才是国际秩序？中国政府声明要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一开始我很疑惑，这个秩序是美国人建造的，中国要全力维护它，那岂不是混乱？后来我仔细研读才发现显然不是，中国要维护的其实是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多边秩序，而不是美国一直极力打造的国际经济、政治、文化各种秩序，包括IMF的特权。这就让我们思考概念的由来。
我们反过来思考，特朗普的出现导致美国战略调整、美国局势变换的新思想出现，这就产生了疑问：美国已经成为新现实主义国家吗？特朗普是否已经抛弃美国的自由主义大战略？每一次听到这句话我就要跳起来反对，美国什么时候推行过国际主义的大战略？军事同盟、核威慑，甚至是和平年代的广泛的军事存在，这是什么自由主义？伊肯伯里讲得很对，美国从来都是两手准备，一手抓多边贸易体系，一手抓权力政治。当然也有人批评美国所打造的自由国际秩序既不自由，也不国际，也没什么秩序。
再举一个例子。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和平和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好多人不理解，甚至对此质疑。我觉得这实际是忽视了这个命题提出的背景和政治取向。当时中国要进行改革开放，总不能再提革命和战争吧？还有一个经常被误解的就是“韬光养晦”。估计包括学者在内的若干人都不理解，翻译后外国人也不理解。但是，你如果考虑到语境就不一样了。当时东欧剧变，邓小平同志说，慌什么嘛，看看嘛，不要去举旗子嘛。
其实这个词跟美国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你看现在的国际话语中，这个词经常被用来解释中国对美国的态度，这就是很大的误解了。
还有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经常对我的学生说在南京大学千万不要用“平衡手”这种说法，我的老师们从来都是用“海外制衡者”，我这不是在谈翻译，我是在谈概念史、观念史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场景，你如果随意改动就有可能把历史改掉了。再比如说，“建制派”，在南大从来都是说“外交权势集团”，就美国外交而言，这个词汇有特定的含义，如果非要用“建制派”去附议“港台腔”就容易混淆事物之间本质的区别，香港的“建制派”跟他们完全不是一回事。实际上，更重要的这些术语消解了其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甚至深刻的批判方法。这就是“正本清源”的意思和重要性。
现在学界一个比较热的议题是“战略稳定”。大家有个基本的看法，就是当今全球战略稳定可能受到冷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挑战。那么，我们需要追问，什么是战略稳定？这实际上是冷战时的概念，主要指的是美苏之间的战略稳定，尤其是核战略稳定。所谓“稳定”就是美苏相互威慑，特别是，美苏并未把这个原则用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因为他们具有优势。
但是，现在国际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们需要如何来看待这个概念呢？我认为，现在的国际环境有两大战略变化。第一无论是全球还是地区战略格局都存在力量多极化或多元化趋势；第二随着新兴技术的兴起和发展，国际战略竞争的场域不断扩张。
第一个问题我解释一下，我们经常说“一超多强”，可以说是准超极，也是准多极，别说是经济格局，就连核格局也存在多极化趋势。特别是，在地区层面，东亚地区已经是中俄朝——加上美国——四方格局了。我不敢想，如果朝鲜的核能力得到巩固，日韩对于美国的保护能力是否还如此信任。南亚是核三角关系，中东地区也有潜在的核危险，以色列和伊朗的关系基本可以代表了。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面临着核危险。基于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美国不会回到真正的孤立主义，甚至不可能采用英国曾用过的“离岸平衡”？为什么特朗普一上台，就首先增加20％的经费去加强核战略能力？因为它一旦退出——这在我们看来可能是它衰落的表现——当然，在一些美国政治家看来，这恰是衰退的原因。
就第二问题而言，传统的海陆空竞争，太空军事化已经到了不可逆转的阶段。导弹与反导弹系统、卫星与反卫星之间的矛盾，中俄携手、美日同盟，实际上已经形成了阵营。除物理空间外，世界还有网络空间。现在网络空间和其他空间是交织的，比如我们的取款机很可能受卫星GPS控制。所以，在这些领域中，我们应当重新思考战略稳定的含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忘记过去的原则。
这里，我再举两个例子。第一，俄罗斯的战略稳定观念是非常保守的，它的心结就是要永远抱着核武器。因此，它和头号大国美国之间的战略稳定是最根本的，其他国家不值一提。尽管有俄罗斯著名军事专家写过一本名为《睡着的龙已经醒过来了》的书，他认为，随着中国国防现代化和发展持续，俄国仅仅着眼于美国似乎不够，得把大国战略稳定关系延续到中国。但是，这种观点曲高和寡，因为整体上中俄战略稳定携手发展，这种观点没有太大市场。所以说，俄国的战略稳定思想还是比较传统的。
第二，冷战时期，中东地区美国的常规军力都是针对苏联的，所以美国特别强调他们的核报复战略和核打击能力。现在问题倒过来了，在解决地区问题时，俄罗斯经常说“我们不排除有限核力量的使用”，也就是说美国其实反倒不再依赖核导，而俄罗斯却在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时特别强调自己是“核大国”。
因此，看起来这种战略态势大不相同，但其道理是异曲同工。扬长避短、非对称性战略逻辑实际上和冷战一脉相承。这些例子说明，理解现实问题，其实可以借鉴思想史的内容。
在思想史对于理论的构建方面，我想说说几个观点。
首先，思想本身经常被拉入广义的理论范围，思想和理论虽然很有区别，但是，常常会被混同，这恰恰说明思想和理论有血肉联系的，我们无法理解“没有思想的理论”。思想史也是国内国际关系研究一些概念的来源，我们今天所说的主权、安全、同盟、外交、霸权、自由秩序等这些概念已经非常古老了，不是今天的发明，了解这一点有利于了解容易混淆的事实和概念。美国有位研究威尔逊的学者阿森·林克（Arthur S．Link），一辈子只研究威尔逊的思想，一辈子只搜集、编辑威尔逊的东西。在很多年前，他就提出，威尔逊思想很伟大，你们不要以为他是乌托邦主义、理想主义，实质上他是“更高层次的现实主义”（higherrealism）。但是，我觉得尽管这样，他也“忽悠”不了我们，我们还是可以从他思想的独特风格、价值取向、精神气质中知道威尔逊是一个国际主义的代表。
第二点，今天大家喜欢谈论新旧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但如果没有思想史的参照，我们有时候真的会糊涂：何种自由？何处自由？保守什么？怎么保守？
第三点，我认为思想史对理论研究的作用还在于，它可以防止理论家过分强调当代问题的独特性和自身理论的优越性。它有助于培养我们谦虚、宽容、必要的自我怀疑和自我批判精神，避免理论的片面性和独断性。思想史的参照有助于理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法论上所谓传统主义与实证主义的分歧。如果回到历史，笛卡尔和帕斯卡方法论上有没有分歧？这些问题实际上在十七和十八世纪早就讨论过了，这些我们不可忽视。
最后，科学的认识方式和方法论原则并不具有永恒的中立性，而总是蕴含着人类既有的概念方向、解释原则和价值观念。因此我们需要从人文主义的视角去理解科学，从而消灭双方的对峙。就理论的目的而言，温特曾经说过：“最终的问题在于国际关系学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国际思想史本身属于人文学，思想传统甚至有着某种政治哲学的味道。我们既需要国际关系的科学理论来解释现象，也需要国际关系的政治哲学来为实证科学提供思想和价值基础。国际思想史的根本意义就在于此。
当然，国际思想史的研究还需要注意方法论，有时要避免一些陷阱。
我们不能把所谓主义、层次、范式都看作僵硬的、不变的条条框框，或者彼此孤立的东西。
我们也不能因为关注其他主义提出的那些问题而忽视了其他问题，因为理论势必会被遮蔽。
我们也不能做简单的历史类比，即所谓过度的“六经注我”，思想史研究的“六经注我”是不可避免的，但不可过度。例如，忽略某种思想在特定时期成为主流或者发生效应的具体条件，或者说为了迎合眼前的潮流与需要任意裁剪、扭曲思想传统的历史图景。
这样做当然会使其他的历史选择遮蔽。
还有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学术理论、学术思想的话语权问题。话语权的问题特别重要，福柯说“知识权力”，其实就有话语权的意思。中国文化比较讲究包容，讲究多样性统一，“万物并育不相害”，然而多样的世界和多元的价值有时真的不得不面对话语和文化上的霸权。所以，对于美国长期主导国际政治与国际政治学的话语权，我们是不是可以弱弱地说一句，“天下苦美久矣？”
1987年，艾伦·布鲁姆（Allan D．Bloom）写过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叫《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当然也可以翻译成《走向封闭的美国心理》，我更喜欢后者。这本书主要是批判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盛行的道德相对主义，或者叫价值相对主义。相对主义的自然延伸就是多元主义，他批判相对主义自然就让多元主义受伤了，但是，布鲁姆实质上并不否认多样性。这本书对于我们今天看美国的对外关系或者在对外关系上的文化立场是不够用的，因为他没有注意到美国的另外一面，美国思想就对外关系而言，显然还有绝对主义和普遍主义的一面。由于美国长期以来在政治文化、社会核心价值观甚至意识形态方面的相对简单、整齐划一的状态——这是王缉思老师的观点，我也同意——这些年发生了变化，美国人对外又有优越感，所以其实他们的思想真的是越来越封闭，越来越僵化。
为什么不去看看欧洲呢？西方思想不仅仅只有美国思想。我们现在所熟知的现代思想大师十有八九都是欧洲人。福柯、拉康、德里达、斯蒂格勒、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太多太多了，这些欧洲思想家太厉害了。有一次，我读书的时候很感慨，当我看到欧洲思想以后，欧洲思想是理论园地的一朵奇葩，它们是人间富贵花。因为国际关系学在安全研究领域里，“巴黎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威尔士学派”等，都是得益于哲学、社会学这些领域的成就。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眼睛只盯着美国呢？
基于同样的道理，我们要认清这样一个事实，与近现代民族体系生存和发展的历史进程有关，也与西方大国长期主导这个体系有关，因此，西方思想家在国际思想史上往往占据绝对主导的突出地位。
那么，现在我想问一个问题，在现在国家成员结构与价值基础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当代全球体系中，我们还有理由忽视非西方世界的思想资源吗？我们还有理由忽视发展中国家的理论与实践对世界政治产生的深刻影响吗？一个顺理成章的结论是，中国崛起的前提若存在，必将伴随，也理应伴随着中国思想与中国学说的崛起。